文如其人（精选十篇）
文如其人 篇1
1 对作者的品行、做人、学识、技能等方面提出了较高期待
“文如其人”命题因其笼统不断受到质疑, 笔者以为这牵涉到对“文如其人”内涵的界定和理解。“文如其人”通常是指文本 (“文”在古代不单指文学, 还包括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 是广义“文艺”的代称) 的风格同艺术家本人的性格、气质、品行等相似或一致, 同时也指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情感、人格、意志、心灵、道德等具有同构性, 可以互见, 由文知人, 因人断文。文学创作和通常的写作活动都是主体独特而自由的精神活动, 它按照主体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感、艺术趣味及人生观等来构思和传达, 并通过作者笔下的结构线索、人物形象、遣词造句等来反映、表现主体的观点态度和内心世界。可以说, 写作是主体最自由、最全面地表现自身本质, 最充分、最完美地表现人的主体性的精神创造活动。
“文如其人”观命题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先秦著作已注意到了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言行品德之间的必然关系;魏晋六朝时, 在人物品评、才性之辩中, 人品与诗 (文) 品的关系日益成为文论的焦点;曹丕提出“文气”说之后, 刘勰兼顾先天禀赋与后天习得, 所论更为完备、周全, 他罗列、区分了风格的类型, 评析了两汉魏晋间12位作家的风格特征。此后, 文论家从各种角度论述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 都趋向于:文如其人。从唐宋到明清, 论述的重点逐渐由“个性气质”向现实中的“道德、伦理”人格过渡, 并日趋强化。古人认为, 一个人的作品确实能够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和为人特征, 言为心声也便成为思维的惯式。清人余云焕认为:“诗以人重, 人品不正, 诗虽工不足道。言者心之声, 不相假借。”[1]他认为人品与文品的不一致则表明了写作活动的虚伪性, 若作者为人低劣, 品质败坏, 无论写作才华多么出众, 艺术手法多么高超, 其文都难以行远。
从正面来看, 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如其人”的名家, 其诗文、书画等作品千古不朽, 深得后人赞誉;其人品、道德、气质、秉性成为做人的榜样, 可谓“文”与“人”相得益彰。比如《离骚》中体现出来的屈原崇高悲壮的理想情怀和不懈进取的人生追求, 与现实中诗人坎坷的遭际、光辉峻洁的人格相一致;追求自由、不为当局收买和束缚的李白, 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 掷地有声, 令人拍案叫绝;为官善政、刚直敢言的范仲淹有胸怀天下的远大抱负、不计得失的开阔胸襟, 忧国忧民的高洁情怀和一片赤子深情, 这在作品中多有体现,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 令人肃然起敬。
可见, 艺术家因文垂世, 首先在于其人之高洁之正直之博爱, 个人的品德、操守、性格、情怀、境界各方面都有了修炼和积淀, 则笔管流淌的必是生命之血, 这样的文章必定灌注着一种昂扬蓬勃、心神与共、感人肺腑的生机与活力。诚如古罗马文艺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一文中所论:“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作者必须首先具有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在志向、思想、抱负、胸襟和做人等方面有一定的修为, 达到一定的境界, 其文才真切感人, 鼓舞人心, 为后世传颂。
鲁迅在《革命文学》中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 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2]郭沫若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中说得更为直接和鲜明:“文就是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便写出什么样的文, 也就如是稻粱种子发而为稻粱, 是松柏种子发而为松柏一样。”[3]人的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的功力与成效, 作者要想写出受人欢迎的美文, 编织出打动人心的文字, 必须首先从自身下功夫, 在做人上全面提高自己。
不过, 艺术史上也从来不乏“文非其人”的反面笑谈。如就“文”和“人”的进行搭配, 其格调可有如下四种组合:文高人高、文高人低、文低人高、文低人低。当然, 这是就理想情况而言。经过时间的淘汰和磨砺, 读者的比较和鉴别, 以及文学史的挑选与沉淀, “文低人低”者成为文字垃圾, 退出历史舞台;因人各有志, “文低人高者”, 人们也并不勉强, 不可能人人都是作家;而最为人谈论和关注的是前两种:“文高人高”者, 如屈原、司马迁、李杜等人;相反, “文高人低”者虽然因文传世, 却往往被人们讥为笑柄。如写有《闲居赋》的潘岳, 遇见富贵便望尘而拜, 趋炎附势, 人格卑下;杨素之诗曾被评为“句句幽秀, 非心闲气静人, 安能如此领略。” (《多岁堂古诗存》卷八评) 其人却为隋代之奸相。清人张映辰读《钤山堂集》, 认为其“骨力直欲追中唐”, 殊不知, 作者却是明代臭名昭著的严嵩, 《四库全书》斥其人品, 将其作列于存目。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问世后, 很多人极为推崇, 赞赏其才华, 其人却是巨贪, 弄得林钧叹曰:“诗才与人品本属两途!”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文人相悖”现象, 深得当今写作者镜鉴!
中国传统文化使人们常常以泛道德的眼光打量周围一切, 自然对“文”与“人”的态度尤为严格, 甚至到了近乎苛责的地步。这就尤其要求作者要自始至终保持个人操守, 不断修身, 不能在外界诱惑面前迷失方向, 在种种压力面前寻找借口或过于软弱, 否则将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成为终身的污点。
尤其是在当今商业社会和信息传播时代, 市场经济的法则已无孔不入, 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造成了无数的“快餐式”写作, 甚至出现了集体拼凑和雇请写手的现象, 如果执笔者动机不纯、写作目的过于功利, 过度迎合读者和市场, 或者主动对上级部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等, 或者处于无奈中不得不“为文造情”, 都是对自己形象的一种贬损。
2 启示作者追求真、善、美的和谐与统一
“文如其人”观本质上根源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类型社会结构。尽管从先秦到魏晋再到明清, 历代都不乏论述文与人的气质的批评, 但这都没有占据主流, 对“文”的评价首先是立足于诗教的功用, 对“人”的规范和肯定, 则始终逃脱不开儒家伦理的巨网。民族的这种泛道德的眼光和伦理价值的取向, 自然过滤、筛选掉许多不真不善的诗作。
自先秦儒道开启人性结构的思索后, 竭力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便成了我们的民族传统。孔子提出“尽善尽美”说, 要求诗乐既要给人美感又要蕴涵道德教育和伦理启示, 孔子把审美与政治教化统一起来, 首开儒家诗学审美伦理化倾向的风气;庄子则提出“真者, 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古圣人法天贵真, 不拘于俗。”[4]这种崇尚“法天贵真”的自然之美, 奠定了道家文论的基本格局。儒道共同塑造传统文化, 共同作用于古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对真善美合一的追求促使人们认为:写出美文的艺术家本人必然是“真”的代表, 是“善”的化身, 否则便是伪善和欺骗。
刘勰在分析创作类型时, 提出“因情生文”与“为文造情”。“因情生文”符合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 当情感酝酿到了一定程度自然抒发, 内容会比较真实, 自然能以或朴素或强烈或自然或真率的情感打动读者之心, 获得某种共鸣。相反, “为文造情”常导致不少欺世之作, 出现了文、人的严重背离。比如明清易代之际, 文人多难守义节, 如钱谦益、吴伟业先后迎降清兵, 后又在清廷任伪职, 文人各色心态尽显, 言行相悖, 虚情假意, 浮话连篇。这种创作即刘勰所说的“为文造情”, 这样的“文”多是扭捏造作, 无病呻吟, 装腔作势, 虽写法高超但终究逃脱不过读者的慧眼, 这也是“文非其人”的表现。亦诚如叶燮所言:“为欺人欺世语, 能欺一人一时, 决不能欺天下后世, 究之阅其全帙, 而其陋必呈;其人既陋, 其气必尔, 安能振其辞乎?”[5]造情常常导致矫情和虚伪, 非本人真性情的流露、真想法的表达, 其文必无法获得读者认可甚至喜爱, “真”是写作的必要前提。
3 启示作者“立言”须严肃、谨慎、负责, 形成自己的风格, 显示出自己的个性与魅力
人乃一世, 文却可千古。作品一经问世, 白纸黑字, 就有可能得到广泛传播, 接受历代读者的检验和考察。倘若文字因某些主体方面的原因造成污点, 不论是处于无意还是自觉, 都有可能成为后世的反面教材或笑柄。因此, 作者在动笔前, 务必抱有谨慎的态度。面对可保存的纸质文本时尤其需要慎重, 在态度、观点和措辞之间都需要理性而谨严, 任何散漫、轻视和怠慢都可能因小失大, “文”一旦写出, 如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 其损失不可估量。
比如, 钱钟书曾指出过:“魏伯起之《枕中篇》, 睟然端士达人之言, 几不类‘惊峡蝶’、‘秽史’作者所发。元微之《诲侄等书》……严词正气, 一若真可以身作则者, 而《长庆集》中, ……皆追忆少年酗酒押妓, 其言津津, 其事凿凿之作。……”[6]钱钟书一连例举了四篇, 作者元微之白天嫖妓之事却沾沾自喜地写进了《长庆集》中, 也许原本是自得其乐, 不料却成后人之笑柄。这在写作上是深以为戒的。要区分所写文字的目的、场合及传播范围, 合理地取舍言辞, 忌随性、适意、怠慢而作。
“文如其人”通常被认为是作者的创作个性、精神人格和其文整体的风格特征相符, 具有一致性。这就要求作者形成自己鲜明而成熟的个人风格, 追求个性化, 在题材选择、主旨提炼、情感表达、语言运用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别人的独到之处。因此, 很多名家都擅长多种风格的写作, 练就了不同的写作本领, 其文尽显作者的个性和风格。如清照之词以“柔”著称, 为婉约代表, 但也有“九万里风鹏正举”的豪情壮怀;辛幼安词以“豪”闻名, 有“金戈铁马”、龙腾虎跃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也有“闲愁最苦”、哀怨深蓄的《摸鱼儿·暮春》等等。但要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 谈何容易!古往今来, 文坛上“多面手”的多种“拿手好戏”往往都是他们勤奋写作、不断实践的结果, 是辛勤耕耘、努力付出后的回报。譬如以写湘西水土闻名的沈从文, 在成名之前经年累月地投稿、写作, 其退稿多达数捆, 令编辑都不堪其扰。但正是其执著的写作精神和反复思索、不断磨砺的写作实践, 最终成就了一代大家。这个过程是艰辛甚至漫长的, 充满了模仿、揣摩和寻找写作感觉、逐渐表达自我二者相互交织的矛盾。别林斯基曾说:“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 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 永远都是独创的”[7]。而人的个性气质是唯一的这一个, 不可重复, 任何写作者的文风也必然与众不同, 是区别于他人作品的重要砝码。一个盲目临摹的写作者, 难以形成个人风格, 其文也见不出他 (她) 自己独特的个性, 永远只是个“毛坯”, 这是很可悲的。
当然, 在不断实践、逐步形成自己写作个性和文章风格的过程中, 是没有样本照搬的, 由于主体的资质、禀赋和个性的不同, 大不可强求一律, 只要发挥自己的优长即可, 使之趋于极致, 则成功指日可待。明代李贽也曾说过:“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 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 旷达者自然浩荡, 雄迈者自然壮烈, 沉郁者自然悲酸, 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 便有是调, 皆情性自然之谓也。”[8]关键是知己知彼, 认清自己的写作特点, 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李白之诗飘逸奔放;杜甫之诗沉郁顿挫;苏轼之词豪, 有文采;辛弃疾之词旷, 有剑气。他们并无优劣之别, 都是成功者。近代作家老舍说:“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激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 而且又没有参加革命斗争, 所以写起逗笑、凑趣的东西就比较方便一些。我喜欢笑, 写悲剧就不适合。”[9]可见, 要想有独特的写作个性, 形成自己的风格, 必须知己, 对自己的文笔、才情、知识储备、思维方式、审美情感、语言表达等有足够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 有合理的定位。
4 结束语
“文如其人”命题对写作的启示是多元而丰富的。作者只有在品行、做人、学识、技能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 增强自身的内涵和资质, 以审慎地态度去对待写作, 加强语言工夫的修炼, 追求真、善、美的和谐与统一, 在长期笔耕不辍的实践中发挥优长, 方可逐渐形成自己的文笔风格。
参考文献
①自1950年代来国内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理论、文艺学、美学教材, 在描述文学风格及创作论时都无法回避这一命题, 均花费了较大的篇幅予以探讨;另外, 据《中国期刊网》不完全统计, 近三十年共发表相关论文近20篇, 几乎没有重复之作, 所论非常集中.
[1][清]余云焕.白雨湖庄诗钞[M].清光绪元年 (1875) 线状古籍版.
[2]鲁迅.革命文学.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544.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第十三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135.
[4]庄子.渔父.见:孟庆祥等译.庄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512.
[5]叶燮.原诗.内上.见:[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睟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52.
[6]钱钟书.谈艺录 (补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 1984:162.
[7]别林斯基.1843年的俄国文学.见: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8:234.
[8]李贽.焚书.杂述.读律肤说.见: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 (第一卷, 焚书.续焚书) [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123-124.
文如其人六年级作文 篇2
今天，我深有感触，他性格活泼，写出文章也十分活泼，而你性格幽默……
你的文彩如何，便看出了你的品格。
写文章和演唱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曾记得以前和同学玩过的游戏“猜歌王”，你一定会认为是猜某首歌，但真正的意思却是凭歌曲风格猜歌手。这个游戏很难，但只要善于倾听的人都会发现，每个歌手都有独特的曲风，如周杰伦喜欢在歌曲末会来一段说唱，张杰喜欢有力地唱尾声……
游戏开始了，“不知不觉你……”周杰伦歌曲刚放，豆豆便猜了出来，她告诉我们：“我是学音乐的，从这种节奏来听是曲子尾声，刚好又是说唱，听得出，一定是周杰伦的。”
其实，写作文也一样，如果将这个游戏升高点，变成猜文章作者，文章活跃，幽默，一定属于外向，可爱的人之笔写的，而优美，风韵的则一定是较内向，浪漫主义者写的。
“文如其人”的辨析 篇3
关键词：文如其人；创作；作者；鉴赏；文本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过程的完成并非以文本创作的完成为标志，它还包含着文学的传递和文学的接受过程，并以文学接受过程的完成为标志的。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系列环节中，又隐含者复杂的“人与文”的关系。而这些复杂的“人与文”的关系又有许多文人对之做过研究且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笔者是赞同“文如其人”这种说法的。
“文如其人”这一观点是由法国的布丰提出的。我的“文如其人”强调的并不是“文”等同于“人”，而是“文”似其“人”，或者可以理解为“文中有我”，这里的“我”指的是“作者”和“读者”两个我，那么这个“文中有我”就可以理解成“文中有作者”和“文中有读者”了，这是我论证“文如其人”的两个角度。即从创作角度和鉴赏两个角度讲的。
首先从创作角度讲，我谈的“文如其人”指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思想、世界观、创作目的及意图对文本主题确立的影响，还有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及生活范围对文本创作所选取的素材，所提取-、加工的题材以及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影响；还有作者的人品对文品的影响，作者的风格对文格的影响等。因此，我认为，在艺术的创作中，作家的世界观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一般就决定了作品的中心思想及其观点倾向，即作家对现实的认识与作品所表现的显示的真实是一致的。
另外，“文如其人”在创作过程中的另一层表现就是，作家的身份，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和范围以及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又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文本的题材的选取，主题的确立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中的角色。可能像“自己”，像自己的“朋友”，像自己的“熟人”。鲁迅的作品，无论是阿Q，还是祥林嫂，都因为他在创作时，是根据“社会上的存在”，根据当前的人和事物“撮合”和“抒写”出来的。
除此之外，作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其身份地位及世界观，又无时无刻不在其文本中打上深深的烙印，这也是使文学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主要决定因素。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世界观和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也是在文本的题材，以及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打下了深深烙印的。
再次，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又影响着作品的风格，即“文格”似“人格”，作家的风格主要包括作家的秉性，以及审美情趣喜好，而文格则主要包括文本的语言风格，情感基调。以及表达方式。
最后，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文品似人品”也是“文如其人”的重要体现。
这是“文如其人”，在创作过程中的论述。下面就从另一个角度，即鉴赏角度论述一下“文如其人”。
从文学鉴赏的角度讲“文如其人”指的是读者通过文学鉴赏，从文中找到那个“我”，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共鸣”。下面我就具体的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一下我所理解的“文如其人”。
从文学鉴赏角度谈“文如其人”，是指读者和文本之“似”。一部作品，其文本意义是由作者确立的。任何一部文本都有作者确立主题的指向性和固定性，在文学鉴赏的过程中，被读者接受了的文本就是一部“读者的”文本了。它的确能反映读者的“色彩”，此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似”。可见，这是文学鉴赏过程中，从读者群喜好文本的角度来谈“文如其人”，从而反映出文本是影射读者的一面镜子，这是反映“读者与文本之似”的一种表现，下面就谈一下读者与文本之似的另一种表现。
在文学鉴赏的过程中的“文如其人”的含义，即由于读者的审美述评和审美情趣等主观性的差异。从而导致对作品的阐释和理解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异性：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是波浪式的，不定型的，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读者使他有了多种确定性：伊丽莎白时代是疯狂复仇的哈姆雷特，感伤主义时代是压抑痛苦哈姆雷特。是浪漫主义时代是理智沉溺于哲学幻想的哈姆雷特，二十世纪多种批评流派又使他成为“灵魂发病者”，以及身兼“灾难的根源和代天行政的使者”两种身份的哈姆雷特等等。这是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与理解的差异性而造成的，到处都体现了“文如其人”，文学鉴赏过程中，文本也是反映读者的一面镜子。
镜像的失真——“文如其人”的反题 篇4
子由之文实胜仆, 而世俗不知, 乃以为不如;其为人, 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故汪洋澹泊, 有一唱三叹之声, 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答张文潜书》) 这里面, 苏轼将苏辙的文章风格与个人性格结合起来了, 而此外, 白居易、徐铉等人也对“文如其人”有过相关的阐述。通过梳理这些人的论述, 我们大抵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文如其人”是指文章如同人的气质性情, 即气质性情不同的人, 写出的文章所呈现的风貌会不同。相反, 可以从文章的风格面貌上推断出作者的性格、情致和为人特点。即人与文是相互统一, 互为表里的。
这种观念似乎已经被大部份人所接受, 然而当我们将文学史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看待的时候, 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甚至说, 大部份的文学作品在反映创作者个人性格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种失真。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看看这种失真的缘故。
一、创作者性格的多维性
人的性格是多维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姑且抛开人格分裂的特殊性来说, 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 性格中都会有相互冲突的地方。放在文学作品层面来看, 就是同样一个人可以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作品来。在这种情形下, 若是单单从一种风格的作品上就推断创作者的性格品行, 这就稍显偏颇。
曹植作为魏晋时期的一个大家, 作品在整个文学史里都大放光彩。我们不难从《公宴诗》 (“清夜游西园, ”飞盖相追随) 、《洛神赋》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 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等作品中看出一个富家公子的悠游生活, 眼中只有美景与窈窕, 权势、爵禄全无踪影。难道我们就可以认为曹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视权势财富为粪土的人吗?同样出于他之手的《求自试表》、《七哀诗》、《野田黄雀行》等却发达出曹植心中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追求。我们不妨来看看《求自试表》中的一些文字: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 効臣锥刀之用, 使得西属大将军, 当一校之队, 若东属大司马, 统偏舟之任, 必乘危蹈险, 乘舟奋骊, 突刃触锋, 为士卒先。……如微才弗试, 没世无闻, 徒荣其躯而丰其体, 生无益于事, 死无损于数, 徐荷上位而忝重禄……志欲自效于明时, 立功于圣世。
很明显, 这是一位乞求得到统治者赏识的“要官书”, 语言谦卑恳切, 似乎与我们印象中借酒使狂的曹植有了很大的差距。其实, 都是一个人。只是在不同作品中, 曹植向人们展示的是不一样的自己, 应该说, 是一个立体的人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反差, 我们才能了解到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非道德文章之中的概念。
在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有一条, “文辞欺人”, 同样也是在说明文章反映与真实人格的背离情况。王维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山水田园诗人, 笔下描写出了自然风光的魅力。“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使至塞上》) 向人们展现的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图画;“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山居秋暝》) , 潺潺流水在阳光的斑驳中渐行渐远, 令人不由得感觉到一种清凉之意。然而, 却很少有人去探究, 住在辋川别业之外的王维到底是否也是这样一位胸中只有山水的诗人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 早年的王维也有着积极入世的意识, “尽系名王颈, 归来献天子”是一种普遍文人的取士道路, 这也无可厚非。虽也表示过“誓辞甲第金门里, 身作长城玉塞中”, 然后在现实行动上, 依然墨守在奔走于豪门这一方式上。很显然, 这就已经和诗词中的热血男儿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偏离。其次, 王维的一生经历也与他所标榜的“万事不关心, ……空知返旧林” (《酬张少府》) 有所出入。在王维很多诗句中, 都有着很强烈的归隐意识, “皓然出东林, 发我遗世意” (《赠从弟司库员外絿》) , “余亦从此去, 归耕为老农” (《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 等等, 然而事实上, 即使是晚年住在辋川别业的王维也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轨道, 依然在仕途上逗留着。
这样看来, 只是观照些许作品, 而不去探讨真实的生活经历, 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只是失真了的作者。
二、谨重与放荡
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 立身先须谨重, 文章且须放荡。”此所谓“放荡”, 就是摆脱束缚的意思。作为帝王, 萧纲绝不是不重视道德对于维护其政权的作用, 所以萧纲教育儿子要“立身谨重”。但是在他看来, 文学是一门艺术, 是个人感情的表达, 属于审美的范畴, 所以不妨“放荡”。这就把“文”与“人”割裂开来了, 即人品属于社会道德范畴, 而作品则属于审美范畴。
对于“文”与“人”不必统一的看法, 金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论诗》三十首之六中说得更为明确, 他说:“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 争信安仁拜路尘。”
《闲居赋》是西晋作家潘岳于元康六年的一篇作品, 表达了其厌倦官场和隐逸的情怀。但他少有才名, 热切与仕进, 媚事权贵。《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世利, 与石崇等谄事贾谧, 每侯其出, 辄望尘而拜。”人品颇遭到非议。此处元好问便是讽刺其事。在这里, 他感慨的指出:“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的伪饰。元氏除从诗歌艺术的角度, 分析其正伪清浊以外, 特别重视作诗的根本关键。元氏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 由诚而言, 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夫惟不诚, 故言无所主, 心口别为二物。”主张真诚, 反对伪饰。
在这里, 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做人与作文的分离。不难理解, 人自小长大, 总会形成属于自己的性格性情, 这主要是社会环境长期熏陶的结果。而作文, 则是自我思想意识的表达, 专属于个体自我内心世界的呈现。就如前文萧纲所说的“立身”与“作文”, 本就可以分离。这也就可以理解出为何萧纲作为一代帝王, 在用封建道统治国家的时候, 却可以在宫体诗方面有所建树。
三、结语
最后, 再来说说人品与文品之间存在的联系。不可否认, 个人的性情会对自己笔下的文章有一定的影响。就如李白因为自己身上所洋溢的浪漫精神, 在诗歌的想象空间的拓展方面就能游刃有余, 而当人们读到《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时, 便会不自觉浮现出一位具有飘逸气质的诗人形象。但是, 若就凭此说文章便是作者性格的折射, 未免有点牵强。在这里, 我觉得可以用曾经在文章上看到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蛋是蛋, 鸡是鸡, 不能从鸡蛋的漂亮就推出下蛋母鸡的完美”。
摘要：一直以来, “文如其人”的观念都深入人心。人们在谈论到某部作品时, 都会不自觉地将该作品的作者联系起来。并且, 作者的人品也成为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一大标杆。然而, 这却是不公平的。人品和文品应分别有各自的属性领域。
关键词：文不必如其人,失真,反题
参考文献
[1]霍世泓, 费世雄.能下漂亮鸡蛋母鸡未必完美——“文如其人”令面观[J].阅读与写作, 2004, 11:7.
[2]张会恩.“文如其人”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1, 5.
[3]邓宇晴.从“潘岳现象”看“文如其人”的文化期待[J].安徽文学, 2012, 3.
阿徐其人 篇5
阿徐其人么，是一位六年级的小学生，长着一潭幽水般的双眼，水汪汪的，炯炯有神，虽然是男孩子，但是脸蛋却如同女孩子一般，十分稚嫩，他是一个独行侠，也是一个佼佼者，现在，我给各位读者介绍阿徐吧。
阿徐，我说过了，他是一个佼佼者，在学校里，常常是万人瞩目，鹤立鸡群的尖子，人称大才子，阿徐听罢，羞得要死，脸说不敢当。阿徐么，不敢说是万人迷的帅哥，但是绝对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帅小伙哦。阿徐富有一颗爱心，对小动物十分怜爱，一遇见流浪狗，就是舍一根火腿肠，或者干脆带回家，搞得阿徐美丽的别墅成了垃圾堆。
别看阿徐挺乖的，可是一发起脾气，不得了啊。记得有一次，阿徐的表哥在给阿徐的爱宠――茶杯犬小乖洗澡。忽然小乖不听话，“砰”把水都弄翻了，倒在可怜的表哥几百块的名牌裤子。表哥大发雷霆，暴跳如雷，一下子把小乖的推给弄折了。阿徐赶到现场，听见小乖哇哇大哭，惨不忍睹的模样，表情骤然变换，发呆，疑惑，不解，大哭，愤怒。这阿徐，先把小乖送去医院，回来之后，表哥刚想畏罪潜逃，就被逮捕了。斯斯文文的阿徐可不是纸老虎，一下子和表哥打起来，打着打着，强壮的表哥居然被打得落花流水，连连求饶，阿徐丢下一句狠话：我代表人类动物鄙视你！说完，头也不回的`上楼了。瞧，有脾气吧。
这阿徐，哎，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见不得人取笑，挑他毛病！记得一次，阿徐在教室里收拾书包，忽然，一个班级上的小混混，嬉皮笑脸地说着：“(*^__^*) 嘻嘻……偶滴才子啊，喏，把今天的作业借小弟参考一下。”阿徐冷笑一声，正准备离开教室，却遭遇劈头盖脸的大骂。
“喂，你别装蒜，你以为自己咋的，装帅哥，装才子？不就是老师，同学捧嘭你，那两根葱壮大想啊，自以为是！”那小混混对着阿徐骂着，这一骂可不得了了。
阿徐二话没说，甩开平日里文绉绉的样子，哇塞！超狠，一下子来了个扫堂腿，“啪”小混混摔了个狗啃泥。接着又是一个横踢，竖踢，摆拳，大的小混混落荒而逃，可阿徐还不解气，把小混混的书包扔进垃圾堆。瞧瞧啊，这臭脾气，阿徐从小心高气傲，养成这么个坏毛病，哎，需要改啊。
对了，想认识阿徐吧，嘿嘿，实不相瞒，正是在下！晕了吧，别晕，阿徐我会改正毛病的，成为完美无缺的万人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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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还是“文本诸人” 篇6
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鲁迅在《书苑折枝》里摘录了这两句话，之后议论道：“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集外集拾遗补编》）巧合的是，钱锺书也曾引述过这段文字，并指出：“此言端慤人不妨作浪子或豪士语。”（《管锥编》第四册）
曾不满于中国精神的“萎靡锢蔽”，以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的鲁迅，赞许的自然是梁简文帝作文“且须放荡”的看法；而钱锺书着眼的，则主要是“立身”与“为文”之间复杂曲折的关系。在《管锥编》以及《谈艺录》的相关章节中，钱锺书征引了大量中外文史资料，以力求对此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谨严确当的诠释。
“文如其人”，无疑早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话题，人们常常这样说，也这样想；然而实际上，“文”与“人”之间，却远非字面意义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相互对应的关系。有“正人能作邪文”者，也有“邪人能作正文”者。钱锺书引元好问评潘岳《闲居赋》诗后说道：“此言冰雪文或出于热中躁进者。”他又引了赵令畤《侯鲭录》中的一则史料：“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其意旨就与后者相同。《文心雕龙》便区分了“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两种情形，指出：“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通鉴·唐纪》有记云：“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这与克罗齐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是同样的道理。十八世纪一法国女性还说过，“吾行为所损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钱锺书引述了这些国外的材料后，发出了“文如其人”虽为老生常谈，但亦“谈何容易哉”的感慨。
既然如此，“文”与“人”的关系是否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呢？鲁迅不是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吗？自然，问题也并不如此简单。钱锺书提出了理解“文”、“人”关系的另一种角度：“观文章故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由于元好问知道潘岳谄事太尉贾充，每候其外出，便“望尘而拜”，故径指《闲居赋》之鸣“高”为饰伪“失真”。假如潘岳未作此赋，元好问则只能根据《晋书》本传，了解其人的“乾没”趋炎了。由此钱锺书以为，认识潘岳的“两面二心，走俗状而复鸣高情，端赖《闲居》有赋也”。“夫其言虚，而知言之果为虚，则已察实情矣；其人伪，而辨人之确为伪，即已识真相矣；能道‘文章’之‘总失’作者‘为人’之真，已于‘文章’与‘为人’之各有其‘真’，思过半矣。”
文章与为人的关系，绝非孰虚孰实、谁伪谁真那么简单。从“‘文章’与‘为人’”“各有其‘真’”，到“文章”“总失作者‘为人’之真”，钱锺书以为是思考的深化，知言辨人者亦不可不察。
沿着这一思路，钱锺书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辨析：“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鉴于此，谈艺论文、以文观人者一定要“慎思明辨”，切勿“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不能见“文章”之“放荡”，就轻率断言作者“立身”之不“谨重”。钱锺书举了两个诗人的例子，一为李商隐《上河东公启》：“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另为韩偓《〈香奁集〉自序》：“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其实李商隐是“自明身不风流，固未尝讳篇什之有涉妖姬名妓也”；而韩偓则“既涉迹于勾栏，尤销魂于闺阁，是诗风流而人亦佻”。康德说过，“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 钱锺书以为此言是可以移施于文人墨客“造艺之赋境构象”的。
“以文观人，自古所难。”钱锺书又以嵇康和元稹为例，对此做出说明。嵇康的《家诫》，不厌其细地教诲儿子如何如何做人处世，而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则“刚肠嫉恶”，“非汤武而薄周孔”，比照之下，简直如出不同作者之手。元稹《诲侄等书》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而他自己却在多首诗里，追忆少年酗酒狎妓，其言津津，其事凿凿。既然有“借立言为立德，托垂诫以垂名”者，所以，以文章观人，尤须关注“言外行间”。
经过一番考察探究之后，钱锺书说道：“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而不在彼也。”“文如其人”，主要是就文章格调往往流露作者本相而言的。钱氏此说确为的论，也经得起创作实际检验。即以他所举的扬雄和阮大铖为例：扬雄的《法言》是模仿《论语》的，但他“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娇柔，全失孔子‘浑浑若川’之度”。阮大铖“欲作山水清音（按：指其《咏怀堂诗》），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钱锺书还强调说，由于“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要能够察词气而辨格调，对谈艺论文者的感受力的判断力，自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与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身心言动，可为平行各面，如明珠舍利，随转异色，无所谓此真彼伪；亦可为表里两层，如胡桃泥笋，去壳乃能得肉。
这段文字，对“人”与“文”之间种种曲折隐微的关系，以及“人”之身心言动的诸多复杂性，做出了深刻有力的读解，蕴含着钱锺书对这一命题的真知灼见，堪称“知人心”者、“深于文”者的“知人论世”之言，其启发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仔细想想，钱氏所谈其实不过常识而已，而这常识却又往往为人们所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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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以唐代大文豪韩愈为例。虽有欧阳修尊之为文宗、石介列之于道统，但韩愈文章人品历来颇受非议，《谈艺录》胪举颇多。钱锺书以为：“退之可爱，正以虽自命学道，而言行失检、文字不根处，仍极近人。”
钱锺书认为韩愈的“可爱”，在于“近人”。张籍曾有上昌黎二书痛谏其好辩、好博进、好戏玩人，钱氏则由韩愈的答书中读出“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厉自温”， 说他“与拘谨苛细之儒曲”根本不同，种种非议“譬如恨祢衡之无规检，责孔融之有冰棱矣”。
韩愈有“近人”之“可爱”处，似乎不该对其过于苛责苛求。然而，对于这位文学史上的一大偶像，“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陈寅恪语），似乎也不应只限于了解他的一面、他的表面，而尤须认识其全人，认识其“人”与“文”之间的矛盾分裂，认识其如何“言行失检、文字不根”。这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
鲁迅曾有如果抹杀了作家的真相，简直是一种“文人浩劫”的意见。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他写道，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故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对韩愈同样不能有割裂其人的取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褒贬，那样就远离了完整的真实的韩愈。孔子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赞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孟子也反对“以力服人”（《孟子·公孙丑上》），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孟子·公孙丑上》）。而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的韩愈却认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刑政”（《送浮屠文畅师序》），强调儒道“其法”即所谓“礼、乐、刑、政”，“其位”即所谓“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并不容置疑地声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米粟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一面要制礼作乐，而一面又念念不忘刑罚政令，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便成了这样一盘外儒内法、名儒实法、儒法混合的大杂烩。
韩愈自诩“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俨然一副“回狂澜于既倒”的“真理专家”的姿态。他的所谓“道”，亦即“名教”， 如钱锺书所说，“乃儒家要旨，出自周、孔，行为礼法，用在约束”。韩愈“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而主张“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其儒家思想主张中与政治专制主义相一致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保守、狭隘和固陋而已。
不唯如此，韩愈既有上书帝王、谏迎佛骨的无畏，又有被贬后作《潮州刺史谢上表》的卑怯和谄媚，其中有“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之句，乞怜之相可掬。一方面他有抗争皇权的勇气，另一方面又编撰琴曲《拘幽操—文王羑里作》，替周文王表白“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心迹，被鲁迅讥为“理想奴才”。他既自命为孟子之后的唯一传“道”者，却又距离孟子所谓“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的精神境界远哉遥遥，为干禄求进而三上宰相书，“自进而不知愧”（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并标榜此举系出于“忧天下之心”（同上），而实际上他又汲汲于富贵名利、“不忍须臾之穷”（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二九），不但以利禄作诱饵教诲其子，而且吹捧奉迎贪墨权贵，还为求得所谓“朝夕刍米仆赁之资”（韩愈：《与于襄阳书》），竟至叹老嗟卑，不惜自轻自贱、糟蹋自己的人格。
以上种种，即为韩愈之全人。无视或抹杀任何一面，都会失去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的真相。“能文狂生”与“浑身俗骨”都是韩愈。其“狂”自不能掩其“俗”，“狂”与“俗”各为韩愈精神肖像的一个侧面。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这尊文学史上的偶像，在“舍我其谁”的卫道姿态之后，在其慷慨激昂、气势如虹的载道文章之外，其人其言其文究竟如何。
“五四”以后，韩愈这尊偶像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攻击。周作人即为痛斥韩愈不遗余力的一人。对于韩愈所载之道与载道之文，他做了全面的抨击，尽管有人以为韩愈文章“伟岸奇纵”或“曲折荡漾”，而周作人说他但见“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苦茶随笔·厂甸之二》）。舒芜以为搔首弄姿是媚，而媚的另一面，从来就是狠；正如周作人所说，韩文“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风雨谈·关于家训》）。舒芜说，文风的虚骄粗犷，又是韩愈其人气象的一种表现。周作人更是敏锐地发现了韩愈人、文之间的这种反差，认为：“韩退之又是自称传孟子的道统的，愈往后传便自然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风雨谈·蒿庵闲话》）
谈及“文如其人” 这一话题，人们往往引述布封（Buffon）“Le style，c’est l’homme”以为比附，钱锺书则指出：其实布封初无此意，他的Discours只是说“学问乃身外物，遣词成章，炉锤各具，则本诸其人”。“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若人之在文中，不必肖其处世上、居众中也。古罗马Seneca尝云：‘如此生涯，即亦如此文词。’则庶几‘文如其人’之旨矣。”
上述韩愈诸人的事例告诉人们，无论对“文如其人”， 抑或对“文本诸人”，切忌做胶柱鼓瑟式的理解。要谨防钱锺书所说的两种偏向：“好其文乃及其人者，论心而略迹；恶其人以及其文者，据事而废言。”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钱氏如下告诫也许并非多余：“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
文如其人 篇7
在古代众多公文中, 虽不是所有公文都具有文学性质, 但在流传千古的不少名篇佳作中, 或陈情或说理, 体现了极高的写作水平, 表达了作者的志向, 这种个性特色在公文中的体现也成为古代公文区别于当今的一大特点。
一、公文中文人个性存在的表现
古代上行文或者是下行文, 向上呈情于皇帝, 向下敕戒州部, 诏告百官, 制施赦命, 册封王侯, 历朝历代均没有严谨的公文写作要求与处理流程, 公文相关工作多为个人承担, 更不用说地方上公文行文多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见, 因此, 古代公文的的个人色彩浓厚, 文人的风骨特质也可以从中有一定的了解。
第一, 从外在气质上看, 古代传统文人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儒雅、温和、朴素、平和等。从众多文人画中我们看到, 文人们大都白衣青帽, 或扶杖信步于竹林山溪之旁;或临窗苦读诗书;或卧听山林之风;或执剑与河山游等等。
第二, 从思想特征上看, 我国古代文人尊崇一定的价值体系与哲学理论, 探索人生的意义, 探索生命对社会、宇宙的价值, 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关怀的体贴和追求等特点在古代公文中有所体现。儒家提倡“安贫乐道”,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君人者, 诚能见可欲, 则思知足以自戒”
第三, 从言志情怀上看,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公文在体现文人志向方面都很好地表现出来, 虽然和文学作品比起来, 公文的表现方法不如文学作品多样化, 但是在陈情或者说理的过程中, 对围绕分析的主要问题的价值判断常常能体现出公文作者的志向。
士谈书论诗, 听琴赏月, 谈论政事, 心忧家国, 因此, 古代公文中包含了文人的思想特质等内涵, 不仅仅具有社会作用, 更能给阅读者带去审美愉悦, 便具有了区别于现今的特殊性, 也就有了分析研究的价值。
二、文如其人———“文”与“人”的关系
常言道文如其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范畴中讨论的是文章与人品的关系, 这两者是否有对应性受制于许多因素, 断然言之, 十分牵强[1], 这是讨论的文如其人便仅限于文章与文人个性的关系, 个性与人品不同, 后者取决于作者在作品中是否真实表达了内心以及是否故意美化等, 但个性的体现往往是非意识的, 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个性特色在作品中无法隐藏无法任意改变。钱钟书先生说“其言之格调, 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 不能尽变为澄澹, 豪迈人之笔性, 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 在此不在彼也。”
诸葛亮《出师表》中说:“陛下亦宜自谋, 以咨诹善道, 察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 临表涕零, 不知所言。”他以臣子的态度劝勉刘禅励精图治, 态度诚恳;魏征政治生涯的疏体文书, 其内容多为探讨国事和劝勉太宗, 对太宗直言进谏, 言辞直接, 目的明确。魏征在贞观十一年和贞观十二年分别上疏《谏太宗十思疏》和, 两篇文章引经据典劝勉太宗居安思危, 特别是在《十渐不克终疏》中直接指出太宗当下的不当之举:“陛下贞观之初, 无为无欲, 清静之化, 远被遐荒。考之于今, 其风渐堕, 听言则远超于上圣, 论事则未逾于中主。”“陛下贞观之初, 损己以利物, 至于今日, 纵欲以劳人, 卑俭之迹岁改, 骄侈之情日异。”等, 并且在细数太宗不当之举后, 恳请皇帝能够回复贞观初年的心态, 避免功亏一篑的憾事。
由此看来, 诸葛亮与魏征的公文表现出了风格上差异, 诸葛亮的文风诚恳, 魏征的文风直接, 把这种差异从文如其人的观点上理解, 诸葛亮是法家政治家, 军事家, 他谨慎, 事躬亲, 头脑清醒,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不敢冒进;魏征虽在皇权斗争中摸爬滚打但不改其耿直心性, 他胆识过人, 性直不屈, 果敢直接。再比较其他著名公文大家的文章, 他们的公文风格与自身的个性特点有直接联系, 个性不同, 公文的风格也不会有相似性, 因人而异的写作风格造就了我国古代公文独有的艺术性。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 历代公文大家常常在文学领域里的也取得极大的成就, 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实际情况, 即文学作品和公文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意识主动隐藏个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承担公文写作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出众的文学家, 也只有出自于大家手中的公文才会成为佳作流传千古, 因此, 在对我国古代公文进行分析时所选取的公文材料其实都有很明显的特点, 写作者的个性也是构成公文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形成古代公文“文如其人”特点的原因
任何写作都是在某些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的, 公文其政治性决定了其更是如此。具体的公务活动决定公文的内容写什么;公文面向的读者决定公文的作者怎样写。因此, 为了现实写作目的, 公文的写作者必须使文章条理清晰, 逻辑合理, 并且代表了一定阶级的意志与要求, 使读者群体能够接受文中的观点。无论是现今公文或是古代公文都脱离不了写作目的的约束, 所以公文的实用性是公文首先应该满足的方面, 然而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公文和古代公文, 为什么古代公文中能够体现极强的艺术魅力, 体现“文如其人”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古代公文与非公文的界限模糊[2]
公文内容格式规范化的提法是针对现代公文来说的, 也是人们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认识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古代并没有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理论上的划分, 我们称《出师表》、《朋党论》等为古代公文也是现代学者按照当今文体理论对此类文章的归类划分。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 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成四大类, 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不同要求:“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中指出:“章表奏议, 经国之枢机”, 对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六科分别加以定义, 溯其历史, 究其根源, 并探讨了各自的写作特点和风格。上述两本文学理论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体进行思索划分, 但并未触及到根本, 文学和非文学的根本区别没有划分出来, 因此, 当下对古代公文的研究是以今日之标准适用于古代文章, 古代公文大家在创作时没有意识主动区分公文与非公文, 比较而言, 古代公文仅仅是在内容严谨、语言正式、重点突出等方面与文学作品有区别, 但没有关于格式规范化的要求。
综上而言, 古代公文与非公文之间界限模糊, 首先从客观上说, 古代对文体性质没有做出本质的区分, 没有公文写作的客观统一标准;第二是从主观上说, 公文大家也没有意识从写作的角度加以区分, 所以, 公文非公文的混用导致了写作者在公文写作中流露出个人态度倾向情感。
(二) 古代文化环境主导下特殊的取才机制
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方式方法与现代不同, 汉代举孝廉, 唐朝兴科举, 虽然考察重点不同, 但是都遵循儒家的价值体系, 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把文章好坏作为评价“才”的重要标准, 对比古代西方的取才机制, 例如作为同一时代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 孔子主张仁义, 内修身, 传授知识, 仁者爱人, 苏格拉底爱好辩论, 讲求辩证思维, 在争论中拓展思路, 碰撞想法, 孔子之后的孟子等人延续了孔子的思想理念, 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则在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所突破, 不拘泥于前人的思想架构。
因此, 东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也使得对何为人才的定义产生不同, 我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科学, 逻辑理性等因素一直未成为主流, 即是在数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的创新也只是增添了我国科学领域的成就, 并未融入文化和意识形态。
儒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及其深远, 人才选拔评价机制内化儒家思想, 注重德行文学素养方面, 因此, 作为国家官职系统中的一员, 公文写作者出身于人才选拔系统, 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儒家思想, 士大夫以天下之治为己任, 个性鲜明, 文学性思维促使公文写作者没有主动注意公文和非公文的意识。
(三) 儒家思想对政治理念的塑造
儒家思想本身特点是重伦理道德, 尤其重个人道德的构建, 相对应的, 中国古代政治的平衡是脆弱的, 是圣君贤相决定的, 其治也忽焉, 其败也忽焉, 儒家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发展, 与政治相互作用, 提倡入世、至善, 用道义和思想促使人才为国计民生考虑, 把天下事当做可以为之奉献的目标, 儒家思想的重点在于“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产生出形式民主, 没有产生一种付诸实践的政治思路, 也没有形成充分的制服制约力, 重心也是“人”, 因此, 制度的缺失导致人的作用被放大, 儒家确立君权神授原则的基础上提倡民本思想, 把民众纳入政治系统中, 理想的君民关系和政治模式是君主和民众共同治理, 达到盛世。
这一思想背景下, 没有强制制度束缚的政治氛围为公文大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儒家思想提倡的积极入世在理念上给了写作者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欲望, 在对上呈中书直达皇帝的公文中便会出现个性色彩鲜明的公文;在对下指示或平级交流中也自然能够客观与主观结合, 陈情说理的同时融入个性色彩。
(四) 小农经济对行政效率要求不高
小农经济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 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 小农经济自始至终都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儒家思想和上位者所提倡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历史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诚然, 小农经济是契合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 利用稳固统治阶级的地位, 保持生产方式的稳定。因此, 小农经济下的生产力大多是不流动的, 是稳定的, 导致了人们较慢的日常生活节奏。小农经济不要求社会以高效方式运转, 而是秉承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走向, 政治方向制约经济发展, 在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 经济缓慢发展对行政的效率需求也及其缓慢。从这个方面来说, 古代公文没有形成统一高效的固定格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公文写作承担者未曾受到效率的压力, 自然不会主观能动地去创造格式, 而是以内心所想下笔成文。
四、总结
公文大家不同的个性形成了古代公文不同的特点。
例如, 深沉稳健类, 包括欧阳修, 范仲淹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 欧阳修的公文作品数量最多, 对我国公文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欧阳修全集》中收录了近千篇古代公文文体的作品, 涉及到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翻读欧阳修的公文, 能从中体会到其前后连贯的改革思想, 观念想法。欧阳修沉稳的气质与其入仕四十余年的政治经历是分不开的, 四十年的朝局浸染中, 欧阳修革新吏治, 宽简爱民;务本兴农, 与商共利;举荐贤能, 改革科举;改变兵弊, 积极防御, 对社会重大问题提出见解与方案, 欧阳修的政治背景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公文文风, 其公文中也明显反映出他和善沉稳的文人气质。在上奏公文《朋党论》中, 欧阳修逻辑严密, 语言诚恳, “所守者道义, 所行这忠义;所好者禄利, 所行者财货”, 澄清朋党之所, 诚恳地希望君王能辨别真伪, 权衡是非, 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 以达到“天下治”的目的。质朴率真类, 诸葛亮作《出师表》, 全文从天下三分之势开始至规劝幼主刘禅励精图治结束, 言语流畅, 句句都流露出对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情, 情理结合, 在北伐的前夕向刘禅交代家国大师, 嘱托可用之人, 劝勉刘禅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严谨慎重类, 具有这类文人气质的是公文大家司马光, 宋朝开始, 札子成为公文专用文体之一, 司马光的札子内容广泛, 上至皇室, 下至普通百姓, 均有涉及, 司马光对公文的态度和当今相类似, 司马光作了《书仪》《家范》等文章, “书仪”顾名思义就是各种书文的标准文体。《书仪》中主要讲各种公文、表奏以及私书家书的格式。司马光在公文写作中秉持实用主义, 将儒家等级规范引入日常生活中, 实现教化的目的, 把公文写作看做是一种严肃的行为, 司马光的公文内容大多脉络清晰, 逻辑严谨, 例证严肃, 这与他个人严谨务实, 反对浮华, 克己守礼的文化人格是分不开的。
公文大家因其个性经历的相同或不同形成类似或差异的文风、特点, 形成文如其人的特色, 是古代公文与现今公文的最主要的区别, 也使得我国古代公文具有了和文学性作品同样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蒋寅.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J].求是学刊, 2001 (6) .
阿雷其人 篇8
这得从我们上初一的第一堂课开始, 我们的班主任雷老师笑容灿烂地自我介绍:“同学们好,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雷老师, 你们也可以叫我阿雷, 有我在你们肯定会很开心, 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阿雷很哥们儿的, 她从来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 阿雷主张民主。诸如换位置之类事她都是先征求我们的意见再编的。
阿雷一上课就进入主题, 从不叫我们行礼, 这虽然不符合规矩, 但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师生关系, 我们还是朋友, 所以朋友之间就不必行礼了。
但终究阿雷是姓雷的, 我们都不会把阿雷惹火, 因为她姓雷。
阿雷有她的一套规矩的, 我们都会按她的规矩做事。比如:她说调位之前很民主, 调好以后就不能再更改了;还有她上课, 想说话举手, 不举手一律不许出声,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她的口头语是:有才你就秀出来!这句话提醒也鼓励了我们班同学勇敢地在班会上把看家本领秀出来, 使得班会搞得很成功。
阿雷很开朗的, 她总是可以一天保持好心情, 难得!
有了咱班这群机灵鬼, 阿雷肯定天天笑容都在脸上挂!
品其文,学其人 篇9
唐宋八大家,多属于不得志之人。官做得最大的当属王安石了,但仍然是抑郁隐居以终余生。对于柳宗元、苏轼,虽名闻当时,但仕途坎坷,一贬再贬,再被贬,几乎丢掉性命。韩愈、欧阳修,都是少而孤,一个三岁丧父,一个四岁丧父。但无论这些人身世有多可怜,仕途有多坎坷,都留下了足以让我们一生享受的精神财富。
韩愈铮铮铁骨,敢于直谏,虽贬潮州亦不悔;欧阳修年少而孤,孜孜不倦,开宋一代含蓄委婉之文风;苏轼胸怀坦荡,笑对人生,虽屡遭贬谪,亦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矛盾的一生,儒家与道家、佛家思想的冲突一直纠缠着他。儒家说:“士志于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说:“出世就等于入世,有就是无”。佛家说:“六根清净,四大皆空”。这些本应很难调和的。但苏轼就是在这矛盾之中调和着自己,使自己始终有一种超然的心态来对待荣辱。
苏轼被贬黄州是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一个人在人生巅峰之时,忽然跌入谷底。这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最最承受不了的。有些人为此一夜白头,有些人不堪受辱了却残生。而苏轼也痛苦过,也流露出不满,如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也希望和友人回归自然,隐居盘谷。但他依然走出来了,虽然他也学名士风流时代的那些人寄情山水,如他在《赤壁赋》中借朋友的口吻说:“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不是始终抱怨社会之种种不公,相反是以一种旷达的处世态度来对待这一切,苦中求乐。如其号“东坡”之由来:在黄州城东租一块地,种上庄稼,盖上草堂,画上雪景,名其为“雪堂”,又因在东坡,故又号为“东坡”。
他临死之前两个月所写的《题金山寺自画像》中评价自己一生时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人生最不得意之时,却创造了自己最大的功业。不强求,不放弃正是他能够旷达面对一切的本源,也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原因所在。这些不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么?他的为人,他的处世态度。
留下《永州八记》的柳宗元更是在艰苦中铸造了自己的文学辉煌。孙昌武教授评价柳宗元说:“他的品德、意志、人格,他的才华、感情、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与良知,具有极大的魅力,成为不朽的榜样。特别是他后半生,身为流囚,仍奋斗不息,在极其艰难困顿条件下,凭借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格的一大转变:由政治斗争中怨抑退屈的牺牲者、失败者拼搏而成为思想战线、文学领域的创造者、胜利者,从一个供奉朝廷的官吏,成长为代表一代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成就的伟人。”他追求理想,坚韧不拔;他被政治所抛弃,仍关注政治。这也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何谓人格?人格乃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是一种非凡的精神力量。品德是人格之本,人格的魅力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它。柳宗元被誉为一代宗师,是我国古代具有人格魅力者的杰出代表。
树哥其人其艺 篇10
名利劫人深, 闭关得自赦。持经如一灯, 守此茫茫夜。
树哥美仪容, 年轻的时候, 清瘦中透着俊朗, 现在人到中年, 更多了平和与从容, 穿着中式服装, 双手交叉的标准照, 外溢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气质。
树哥举止总是不慌不忙, 言语也简约得很, 没有长句式, 甚至往往把话说到一半, 你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话时不完全依赖词汇, 精确传情的语调已将意思表达出来了。
树哥生活很讲究品位, 吃的不一定很贵, 但不能太粗糙, 颇有些孔老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风格。穿得朴素, 这种朴素是一种蕴有主观追求的朴素, 虽然不留痕迹。
树哥家里的空间不太大, 但装修很精致, 有点像日式, 几盆花——我只认得兰花, 滋润而舒展, 清逸而优雅, 一如主人的情调, 书橱也与别人的不同, 放在屋的中间, 兼作卧室与厅的隔断, 书橱是两面插书的, 像西单图书大厦的书架那种样式, 但不太高, 下边宽出一部分, 里面装的是精美的大画册。树哥说平生爱好不多, 最喜好书, 即便多花些钱也要满足自己。
树哥的生活似乎也很简单, 约约稿, 打几个朋友的电话, 看看稿, 校正几处释文的错误, 闲时设计设计印稿, 晚上看两眼电视, 写几笔字, 有时也参加朋友的聚会, 甚至去听听音乐会。
树哥喜欢佛经, 是个居士, 称慧树居士。我们单位就在法源寺附近, 法源寺是中国佛学院所在地, 前来进修的都是有学问的年轻僧人, 其中有几位经常来找树哥, 或请教书法篆刻之事, 或求树哥刻印。
树哥很尊崇有学问的前贤老辈, 在赏评书法作品时, 他很喜欢这些老辈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文气, 他也留意收藏一些老辈的墨迹, 虽如信封之类的片纸只字, 也都用心藏护, 他的收藏与钱无关, 只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真诚的喜爱与敬重, 他所收藏的一些书画并没有花很多钱, 因为在他收藏的时候这些作品还都不值钱。
树哥在博物馆工作过, 又学过鉴定, 在拍卖公司工作过, 接触过的书画很多, 眼光很挑剔, 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中, 虽然不能身届其中, 却对作品的优劣有着清醒的判断。以古鉴今, 他对当代的书画创作的批评也持有很高的标准, 也十分清醒自己创作的目标, 有明确的追求。
树哥绘画能山水, 能花鸟。曾见过他的一个花鸟小册, 笔墨酣畅, 却又收放有度, 极见润泽之美。山水极少作, 不宗一家, 却是古法, 得野逸之趣。
树哥书法小楷得唐人写经之佳处, 格调甚高, 用笔明净, 他写有《心经》多幅, 朋友间以能得收藏为幸。以居士的身份, 以写经的笔体书写佛经, 在当代也许有, 但我没见过比他做得更好的。其行草则略带章草笔意, 简约而高古。
树哥以篆刻名世, 是印坛的实力派人物, 有人说他是齐派而能变化者, 篆刻的奥妙我不懂, 只觉得树哥的印工细而能用拙, 故细而不纤, 拙而不野。
艺如其人, 其实从树哥的生活爱好、性情也就可以窥测其艺术的品格, 树哥的艺术讲究格调, 散适、含蓄、简约、朴素, 这其中自然还蕴含作者心中深层次的矜持与高贵。
树哥从老家吉林漂到北京已有数年, 在京城的艺术圈有很多朋友, 树哥并不孤独。但在我的心中, 树哥的形象是有些孤独的, 仔细想来, 应该是一种艺术上的孤独, 执着的人给别人的感觉都是孤独的, 况且树哥耽于禅静也与时下的喧嚣有着太大的反差。这种孤独让人敬重。在树哥的一个《心经》小楷印谱合卷中, 我曾题有三首小绝句, 谨录其一, 以表达我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