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民主（精选十篇）
自由与民主 篇1
自由是一个使用的非常广泛的范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 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程度。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由是政治自由, 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因法律确认而享有的政治权利。
同平等相对于特权、民主相对于独裁一样, 自由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政治自由是同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范畴, 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要实现民主, 就必须坚持自由和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 离开了自由和平等,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民主只能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的“自由人”中间进行。因为奴隶和农奴根本没有或很少能有人身权利, 他们与奴隶主和封建主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由于奴隶和农奴根本没有和很少能够享受到人身自由, 就更谈不上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了。因此, 他们不可能成为民主活动的主体, 因而, 也就无法享受民主。民主是相对于独裁和专断而言的, 在独裁和专断的制度下, 统治者个人独断专行, 完全垄断国家权力, 根本就不可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要求, 而民主与其恰恰相反, 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让人们充分地发表意见和看法, 只有在人们自由地发表看法、平等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才能健康地进行。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即使如此, 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和意见也应当加以保护和尊重, 在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自由, 当然也就谈不上民主。所以, 人类在追求民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首先必须争取自由。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论述自由问题。而对自由给以充分和系统的论述, 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高高举起了自由的旗帜之后才出现的。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以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 改造和利用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和契约论等古老观念, 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一整套政治思想, 成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 自由并没有被全体人民所享有, 只是成为资产阶级本阶级的专利, 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完全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 也就把人类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劳动人民由于不能占有生产资料, 在经济活动中丧失了自由, 政治自由就更无从谈起。所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工人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 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才会享有真正和全面的自由。
自由是一个好东西, 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但是, 自由和民主并不是一个范畴。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自由与民主的关系。首先, 自由不能等同于民主。与专断和独裁不同, 民主是一种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的机制, 民主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多数人说了算, 在通常的情况下, 选举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 民主并非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政治活动机制。因为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 能够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但是, 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客观真理, 真理有时恰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 民主不仅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也要注意保护少数。
自由与民主是两个有区别的范畴, 民主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的机制,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身, 就包涵着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之后事实上少数人的某些自由必须向多数人作出让渡, 如果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且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之后, 少数人只强调个人自由, 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 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 把自由当作民主的核心, 在理论上是站不脚的。其次, 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这个范畴, 是同专制相对立的, 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 新兴的资产阶级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对封建专制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从而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 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 列宁说过:“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会通向谬误, 自由是反对专制的有力武器, 但不能对其无限夸大”。
政治自由是专制的对立物, 它是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确认和保护, 同时也是对政治自由的限制;在民主社会中, 没有离开政治自由的法律, 但也没有离开法律的政治自由, 这一点, 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家卢梭和盂德斯鸠都有充分的论述。孟德斯鸠就认为,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情, 他就不再有自由了, 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论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既强调自由、又重视法律的传统民主观不同, 主张个人权利本位, 过分崇尚个人权利的绝对自由, 忽视社会整体和义务观念, 其结果是造成社会缺乏和谐, 个人主义泛滥。
自由与民主在不同国家,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中各有自己的辩证发展特点和偏重及价值特色。在国际政治领域, 维护对本国的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政治认同的模糊与混淆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与瓦解。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两回事情, 不可彼此混淆乃至以前者取代后者。不能任由意识形态偏好、主观意志和民族情感肆意支配整个国家的利益选择和行为模式。
总之, 一切先进的思想观念及制度都不是教条, 是需要一个本土化的探索过程, 这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得来的经验。需要本着国情与现实, 通过逐步的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探索, 才能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既适合国情又体现现代文明的先进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2]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4]詹姆斯.自由民主与政治学[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自由、民主与当代中国“问题” 篇2
一
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认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些概念梳理一下。
在改革以前我国施行的是一种类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这样哈灵顿就被认为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们讲的“老左派”是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和以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与此不同，中国90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衷。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在中国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认为“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雇员持股计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路来说，它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同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点：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 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但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最近《天涯》杂志发表了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有改动文章内容，却未经我同意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两个主义重合的那些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之外或“之间”的“第三”立场。
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重合部分在缩小而两者价值歧异、观点对立的部分在扩大，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共同敌人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离，这时才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发展余地。而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叠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至于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价值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我们认为对目前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比如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关于工会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但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前在东欧看到的：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真正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是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进。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竞争的规范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不限制就会危害“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东西。
这里要指出，
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如今有个有趣现象：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们所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可从“保守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没有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对立，在批判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或许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潮流。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有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肯定资本主义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 然而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仅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论”是否成立，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抢劫”要好，这是人道的常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抢劫”发展到“交换”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交换”也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抢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抢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的共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有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说这也叫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么“历史决定论”。因此，真正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二
总之，在中国目前存在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坚持的价值和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用诺齐克的话说：自由竞争的自由度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假定“获取的正义”：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它后来的每次交易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既没有强制也没有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就是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毛病，诺齐克认为就可非议了。他坚持“正义”是个完整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不正义(比方说最初的资本是抢来的)，那么即使以后的交易都是正当清白的，都是自由交易，其结果也是非正义的，是不可接受的。他提出要以“矫正的正义”对此进行匡正。诺齐克这个观点，受到很多批评，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以外的，也有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比如罗尔斯就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罗尔斯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以后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取的，但是积累太多了，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
这种争论我认为并不是中国当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清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赞成的，我们就要表示异议，当然不是如此。中国是有些完全特殊的东西。比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保守主义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左派则是坚持堕胎自由，但反对强制堕胎。而中国存在的并不是有无堕胎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正是如何看待强制堕胎的问题。这个事例显然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左派在大力争取“同性恋”自由，而西方的右派是反对同性恋自由的。但即使右派，也只是反对同性恋自由，决不会反对异性恋自由，左派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在中国不是同性恋自由的问题，就是异性恋自由也还有重重阻碍。大家知道，不久前引起争议的“新婚姻法”修订稿就有很强烈的呼声，要求在“新婚姻法”中加入“配偶权”的概念，就是类似于“通奸罪”这样的概念，等等。这又是超越了西方的左右派之争的范围。“激进”得连西方的左派也害怕的强制堕胎，“保守”得连西方右派也害怕的通奸罪，足以表明中国的特殊性。不是说我们要一概反对特殊，如我是坚决反对设立“通奸罪”的，但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我国当前人口危机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就得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东西。例如，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主张扩大工会权利，右派是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就是保守党的价值观也无法容忍。最近我国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保守党人士座谈，英国保守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的批评。他们回来以后感慨地说，且不说工党怎么看我们的政策，就连保守党也觉得无法容忍。再比如农民问题，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他们的社会保障之少不仅超过社会党人的想象，而且超过保守党人的想象;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仅超过自由派的想象，而且超过社会民主派的想象，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式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严重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实际上认为“抢来本钱做买卖”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一种直接与诺齐克正义相对立的观点，叫“交易先于权利”，它的实际涵义是对于现在产权不明晰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来任意交易的，也就是说把诺齐克的“获取的正义”给否定了。在诺齐克那里“权利先于交易”，获取正义优先于转让的`正义。首先要解决了产权的公正设定然后才能谈得上自由交易。而如果产权是公共的，我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我就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交易，这从常识来说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这已经超出了诺齐克正义所许可。这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中一些问题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目前的使用问题。
反过来，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却明确提出对“最初资本来源清楚，其后的交易也自由公正”的致富者也要实行限制与打击。别人不同意，他就质问你是否愿意堕落到诺齐克那样的地步!这真叫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诺齐克的正义标准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吗?
对于这样的人，你用诺齐克式的理论去批评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诺齐克。反过来，对那些支持“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人你用福利国家理论(更不用说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批评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福利国家。所以对第一种人你必须使用社会民主理论去批评他，而对第二种人你必须用自由主义(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批评他。这样的批评模式或许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但却正是“中国问题意识”所要求的。
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新左派”也不同于西方式“新左派”的立场。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因为，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早期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而且它们在一个大方向上――反对共同体的束缚方面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走出中世纪时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价值是重合的，重叠部分以外的部分较少，随着社会越来越向市民社会过渡，自由秩序的建立也就越来越成为现实，这两者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开，他们之间共同重叠之处就逐渐变小。到自由秩序完全建立以后，就产生了一种话语上的两极化;也就是否定自由秩序和肯定自由秩序已经成为一种逻辑上的紧张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哈耶克思想的主题是“自由秩序”虽有毛病，但它是人类可以建立的最好的秩序。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做这些那些，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秩序”。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自由秩序”有很大的弊病，我们要解决它。
三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以后，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趋同。相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倒弄得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至于发展到中国的“新左派”批判的矛头不仅仅一般地指向自由主义，甚至也指向社会民主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新左派”从19开始大量使用从西方引进的“社群主义”观点不是批评诺齐克，而是批判罗尔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这些所谓“左派”对罗尔斯比对诺齐克更不能容忍。
相反，中国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罗尔斯，不是社民党，而是诺齐克，亦即他们批得最厉害的是自由主义中最古典的部分，人为地把张力拉得更大。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制造了许多伪话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产权改革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很多“新左派”学者主张实行所谓“民主治厂”，就是要限制产权明晰化的倾向，具体提出的模式是“鞍钢宪法”。他们认为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后福特主义”。有人说“丰田公司”“沃尔沃公司”实行的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这些人主张在产权已经明晰化的资产中，在私人物品领域中实行公共选择、公共参与。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该说“民主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比较发达的国家，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征求非所有者或叫“利益有关者”的意见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最终决定权，作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应该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委托的人来负责。道理很简单，对财产负有责任的人才能对财产行使权利。这是个权、责、利相统一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预、决定财产的经营能取得好效果的例证，这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状况就比苏联一长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状况要糟得多。
但是与这种对私人领域实行公共选择的要求并存，我国又存在着很多对公共物品领域实行有权者“自由交易”的呼声。有些人不是主张在企业经营中实行“一长制”，而是主张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就是在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所有的过程中，也要实行“一长制”，即把“一长制”原则从经营管理泛化到产权明晰化过程中。这是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等于说，现在掌握在手中的公共资产，我想给谁就给谁。这个原则一旦成立，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现在的确在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这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谁就给谁。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易成本”最低。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家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要由一些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以“鞍钢宪法”为旗号主张“民主治厂”的人，以及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旗号主张在产权变革中实行“一长制”的人，目前在中国大有人在。但是恰恰就是主张产权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中国是最弱的，即主张在私人物品领域自由交易，在公共物品领域民主选择的观点最不成气候。其实，一方面在企业经营中尊重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公共决策、公共选择。这道理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原来的财产是公共的，现在的产权改革就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决策。已经明晰了，你就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委托代理，你可以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决定权还在所有者个人。但如今这两个常识都受到强烈的挑战，这是中国目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号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寡头，另一方面是打着“左派”旗号对罗尔斯原则的否定;一方面对产权改革中的民主有很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产权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另外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营。
四
我常用马克思的观点反驳“新左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反驳权贵资本主义者。有人认为这如何能统一?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统一。我举一个历史上的案例。19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实行农村公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时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
村社是好得了不得的东西，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府只发扬民族传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歪门邪道(这就像中国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批评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俄国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联盟”。这个“文字联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
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和自由派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经济上社民党1886年纲领没有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任何批评，它只提出一项要求，要求给予俄国农民退出公社的自由，在他们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俄国人现在已分裂成两个阶级，这就是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时俄国的矛盾，是共同体与自由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一直有批判西方自由的强烈传统，其理由是这种“抽象权利”不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而穷人没有钱就很难行使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言论自由有什么用，贫穷的人上不起学，不能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穷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有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夫更明确地讲：“‘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正是骗人的东西。那么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如果完全一样，就构不成两个不同的派别)。区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派在体制演变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下层的利益。比如大家都主张要瓦解公社，实行自由农民和自由地产制度。但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把权贵们化公为私的那部分土地无偿追回――即“收回割地”。自由主义者比较缓和，他们认为应采取赎买的方式，但是这个赎买和“收回割地”也差不多，首先不是自由讲价，而是由国家定价;其次赎金不是由农民付，而是由国家付，国家用很低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把割地(不是传统的私有土地，而是1861年改革后权贵霸占的公社土地)拿过来，然后无偿地分给农民。亦即在“公平分家然后自由竞争”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区别，但在实现这一点的手段上，后者更为激进。第二，在自由秩序实现以后，自由主义认为就算尽善尽美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做到这一点后，他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这一时期，也就是俄国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形成联盟的时期，俄国的历史发展应当说是正常的。这个发展和旧制度的冲突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就出现了1905年革命。1905年“事件”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他们领导的革命，现在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基本上是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它的主导力量是杜马中的自由派，用当时列宁的话说，俄国出现了“最革命”的杜马和“最反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时杜马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它在经济上要搞自由小农经济，政治上要搞宪政民主。在这一点上俄国社民党和自由派差别不大，只不过社民党更强硬些。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在镇压过程中也把沙皇政府中的开明派――维特踢了出去，换上了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上台以后，把社民党和自由派都一耙打下去，当初人们认为，俄国会出现全面大倒退时期，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斯托雷平时代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反动时期，在经济上却发起了“最激进”、“最勇敢”、“毫不妥协”的改革。他用政府权力，用充分满足权贵的办法来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大规模的解散。实际上就是家长(联合“长子”)独霸家财，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用这种办法来瓦解大家庭。结果就使俄国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时走向没落：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发展为对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不公正做法的认同。最典型的就是《路标》文集的出版，该文集对1905年以前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反省，认为此前的自由主义太激进，老是过激的要求自由，实际上最可怕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决不敢幻想与人民结合，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遭疯狂人民的迫害。”文集作者之一格尔申宗这样说，在这个基础上自由主义已经从原来的立场退到了寡头权贵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民党人到1905年以后，由于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最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10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他们对社会革命党的批评，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社会革命党的地步。
五
这样一来，就使俄国出现了“反公正的伪竞争刺激起了反竞争的伪公正”的现象，由权贵资本主义刺激出了“人民专制”。这场“人民专制”带来的后果到了90年代以后，俄国又一次面临着从“人民专制”返回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这里我们感觉到中国目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但是，真正的矛盾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我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针对寡头主义的辩护者，我们要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提出“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我们提出的是“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我们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
寡头主义反对乌托邦却不反对强制(化公为私的强制)，而我们强调旧体制的弊病不在于乌托邦，而在于强制。因此告别旧体制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
反之，民粹主义反对市场，但也不反对强制(化私为公的强制)，而我们认为现在的弊病，并不在于市场，仍然在于强制，因此现在不是要限制市场，而是要告别强制。在如今的改革中为市场辩护和在评价过去的体制时为乌托邦辩护，都有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反对强制，也就是维护自由。反对强制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低调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不限于这个低调，但仍是以这个低调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认自由不仅仅是反对滥用强制，但首先是反对滥用强制。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反驳“人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
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以“交易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
总之，第一，我们反对原始积累、用强权进行的积累;第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这些真问题，因此，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理论，都面临着挑战，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先例的过程。第一，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对政府的要求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传统私有制下国家搞市场经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对政府的要求就是一个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不要多管闲事的政府，大量的事情由市场解决，政府只限于维护市场，只限于当竞争场上的守夜者，至于这个政府是不是民选的，这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认为民选的政府就是有限的政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民选的政府也可能什么都管，世袭的政府也可能无为而治。这两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都见到过。对传统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则，再无须解决其他问题。
中国则不同，由于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卖方缺位”的问题，就是说以公共名义持有的资产要进行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不是由所有者来进行交易，因为所有者是公众，并不是有权的人，有权的人只是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严格地说，他们没有交易资格，因为他们不是所有者，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所有者――公众不能直接参与交易，这样就产生了代理交易的需要。在这样的改革中，人们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而且还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第一，做这种交易，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第二，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改革，才是公正的改革，否则就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就更易于取得一致。在传统私有制国家，自由主义也许比较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而对政治民主的兴趣相对较小。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那里要强调起点平等就有个“劫富济贫”的问题。传统私有制国家，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起点已经不平等，从头开始就要搞革命，人为地恢复一个“平等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社民党的“平等理念”，这一点自由主义就不会答应。
将民主与自由进行到底 篇3
【过程描述】
课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教学进程在平铺直叙中向前推进着。《青海高原一株柳》这样的文章也许对于六年级的小学生来说，是过于深刻了些。尤其是语言的感悟上，深涩铿锵，极具挑战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正如我课前预设的那样，很少有人发言，更别说是精彩的发言了。也许是受了学生的影响，我好像也不在状态。怎么办？照这样下去，这节课无收获可言。于是我决定立刻调整自己的教学预案，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一个学生汇报自己对柳树的印象后，我先让他说说理由，然后让学生自由读这一段，同时思考一下：柳树通常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你的感受是什么？接着我组织学生交流。一位叫杨建南的男生说：“柳树通常在池塘边生活……”杨建南说完了，我改变了自己的设计。我接着说：这样吧，你就把“池塘”一词写到黑板上去。他开始似乎有点不相信，追问道：到黑板上去写吗？我坚定地点点头说：对，到黑板上去写！顿时，孩子一脸兴奋和自豪，急忙跑了上来，把“池塘”一词端端正正地写到了黑板上。这时候，教室里好像突然产生了化学效应，孩子们有的高举小手，嘴里喊着：老师，我，我……有的迅速打开书本，埋头阅读，寻找相关的词句；有的紧皱眉头，在整理自己的感受。就这样，很多孩子上黑板分别写下了自己发现的词句或感受。课堂立刻变得活泼起来了。
【思考与研究】
我真的没有想到，本来一节气氛沉闷的语文课，我只是改变了一下教学策略：把板书交给学生，结果学生竟兴致高涨、乐此不疲。课后想想，课堂教学真应该有所变化。
1.改变只是一点点
为什么开始时平铺直叙的课堂安排了一个上黑板写感受的教学环节后，学生就兴致高涨，个个跃跃欲试了呢？我想，这主要是教学方式的问题。很久以来，我们在语文课上采用的都是读读、议议、评评、讲讲的教学方式。理论上说，这样的教学形式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在语文课堂上如果经常性地，没有变化地运用这个教学形式，就显得单一、呆板、僵化了。久而久之，学生厌倦了，默然了，兴致索然了。现在我改变了教学形式，即时调整安排了学生上黑板“写”的训练，让学生在运用口头语言的基础上，抓住重点，进一步进行语言的提炼和概括，并把在位子上说改变为上黑板写，由原先的“读议”改为“读议写”相结合的形式。来点新招式，换换新花样，学生很自然地就有了兴趣。
2.挑战只是一念间
很明显，学生对于“上黑板”写自己发现的词句或自己的感受很感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课后在与学生交谈后我发现，学生潜意识中有一种挑战权威、展示自我的欲望。很多年来，一块小小的黑板折射着师道尊严的光芒，承载着教师的权威。黑板是教师的专利，板书就是教师高度权威的概括。板书——绝对没有学生的份！这块长方形的黑漆漆的板，和学生一直是有隔阂的，看似很近，对于他们而言有时却遥不可及。对有些孩子而言，上黑板书写也许是他的一个梦想呢！而现在，这块“宝地”突然向学生开放了，学生怎么能不高兴呢？因此他们兴致勃勃地抢着上黑板写感受了。这时我猛然发现，我的语文课堂教学要打一场持久战，务必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让课堂成为教师与学生沟通的桥梁与纽带。
3.个性只是待展现
在自由、民主、平等的环境和人格氛圍的感染下，学生兴趣盎然，课堂气氛活跃。只有在学生满怀兴趣，自由翱翔的时候，他们在课堂上才可能解放个性，才可能大胆活跃而真实诚恳地展露自己的所思、所感。另外，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感悟，绝对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异彩纷呈的。常言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教师创造机会，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体验文本内涵时，他们往往就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文本意义，从而实现“用教材教”的语文教学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要允许并鼓励学生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并在师生面前展示自己创造性的解读，提高语文素养。这又与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强调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力的观点不谋而合了。所以，很多教育新思想、新理念，只要我们勇于在自己的课堂上多多实践，就能收到良好的成效！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
语文教学更要追求民主与自由 篇4
一.给学生扩散求解、求异创新的自由
语文课堂教学必须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 实施创造性语文教学, 培养并训练学生创造的思维, 使他们具有良好的思维品质和能力。一个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越广, 办法越多, 他的创造能力就越强。因此, 教师要鼓励学生运用逆向思维、发散思维和想象力、联想力, 进行扩散求解, 使他们从多角度, 多层次观察思考, 从而提出多种多样的设想, 找出多种多样的解疑释惑的方法。记得一次写《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名题作文, 几分钟后, 一位同学谈了他改题的意见:人们常说“学海无涯苦作舟”, 的确, 学生获取知识是艰苦地劳动, 我们应有苦学精神。但是, 如果一味强调“苦”字, 整天死记硬背, 也未必能取得好成绩。因此, 学生应从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解放出来, 努力探索科学的学习方法, 变“苦”学为“巧”学。我要把题目改为《学海无涯巧作舟》。类似的例子还不少, 学生有了扩散求解、求异创新的自由, 处理问题不仅表现出多样性, 而且富有灵活性和独创性, 所以, 他们在课堂上, 热情高涨, 思维积极, 收益显著。
二.打造一个师生平等的、民主的、和谐的课堂气氛
在课堂上, 部分学生特别是特困生通常有那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要解决此问题, 教师在课堂上, 态度要亲切和蔼, 语言要生动幽默, 努力造成一种师生平等的、民主的、和谐的课堂气氛。在课堂上, 教师要当好“导演”和“教练”。当学生阅读时, 给学生指点读书的方法, 解答疑难问题。当学生回答问题时, 鼓励学生大胆地讲话, 对他们的发言多肯定、多表扬, 并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在学生讨论时, 让学生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只有这样, 学生会感到课堂是自己学习的场所, 自己是学习的主人, 而教师则是可以信赖的“向导”。由此学生不再把学习看成一种强制性的枯燥无味的事情, 而把学习当成是即紧张又愉快的求智增能的活动。
三.建立互助互学新型的师生关系
在教育过程中, 教师是主导, 学生是主体, 教与学, 互为关联、互为依存, 所谓“教学相长”, “师不必贤于弟子, 弟子不必不如师”。因此, 师生之间“互助”很重要, 这里需强调的是教师帮助学生学习不是强迫、命令式的。多年来, 在教学实践中, 尤其是在辅导后进学生中, 尝试过不少次失败, 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忘记了给学生当助手, 而是站在学生的对立面, 强制、逼迫学生去学习, 导致和学生搞得很僵, 彼此心里不愉快。因此在辅导后进同学中, 我总是事先叮嘱自己:我是在帮助学生学习。帮助就意味着我必须到学生心灵世界中去寻找“好学上进”的那部分脑细胞。使之振奋起来, 学起来, 然后我再帮助他们学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学生都要坚信他们脑子里有好学上进的一面,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强迫命令, 才能避免师生对立。同时也要坚信每位学生不仅能帮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 同时也能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考滤, 才能对各类学生都有感情。从前, 我片面地认为只有好学生才能帮助自己完成教学任务, 而对那些差生不屑一顾, 这样就失去对差生的耐心。越缺乏耐心就越不能建立互助的关系。师生关系不和谐, 教学任务不能完成。通过探索教学民主方法, 使我充分认识到每为学生都潜在着帮助我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多年来, 教语文, 越教越轻松, 越来越得心应手, 主要原因终于我从每位学生的心里都找到了我的“助手”。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 民主堡垒 篇5
作者：萧且行 来源：文史参考 来源日期：2010-9-1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才得以复员北上，迁回原址。
西南联大，一所办学不到10年的大学，以其对独立、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与坚持，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可以说“教授治校”，功不可没。
“我的表，你戴着”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的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简而化之，一为常务委员会，一为教授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3处，3位处长以及理、文、法、工、师范学院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以上职位，除训导长由政府委派外，其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论，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第二所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同时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1931年起，梅贻琦便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直到1962年于台湾逝世，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梅贻琦又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也是他一手创办的。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向来重视教授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贻琦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 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作为校长，他能够摆正同教授的关系，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梅贻琦同时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看上去煞有介事，前呼后拥，“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自由氛围中，西南联大才识卓绝的教授们，才不断创造了生动活泼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迹。
在西南联大，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上课便很有个性。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择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当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随即他解释道：“‘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仍于1939年被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此便操着他那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在西南联大认真地讲授他的写作课。后来，沈从文培养出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也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西南联大在反对行政干涉和党化教育方面，尤为难能可贵。
为坚守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就连称呼上，西南联大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学校教职员一律称“先生” 或者“某某师”，而不会有“某院长”、“某处长”、“某主任”之称。
1938年3月，国民党颁发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的最高准绳，把各级教育纳入“最高准绳体系。”
同年秋，教育部又明文规定“党义(三民主义)为当然必修科目。”对此，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吴有训曾非常不满地说：“三民主义”被蒋介石搞成了“三迷主义”——官迷、财迷、色迷。
据说当时西南联大开党义课时，讲师往讲台一站，马上给学生鞠一个躬说：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南联大的三民主义教学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不但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就连为获得成绩的读书报告，很多学生也懒得交。学校也采取敷衍态度，交不交作业都给学生及格以上的分数。
1939年，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政府又规定说：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为)国民党党员。对此，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博爱、民主、平等、自由 篇6
一、博爱——营造师生温馨的心灵家园。
谁爱孩子，孩子就会爱他，只有用爱才能教育孩子。我从精心准备每一堂课入手，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地氛围中学习。首先，上课前用呼号来激励学生们学习的热情。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发动学生们征集上课和下课的呼号。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了两条：上课前喊“我学习，我努力，我成功！”下课前喊“我高兴，我自豪，老师辛苦了！”让每位学生喊口号的声音都掷地有声，旨在上课前对学习充满信心与激情，下课后对学习感到充实与快乐！其次，活学活用课本，结合生活实际来教学，增强了知识传授过程的趣味性。学生们特别爱听我的课。
为了增进学生和家长们之间的亲情。我利用班会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向妈妈说句心里话”、“给父母洗一次脚等，家长们的反馈特别好。有的家长感动地都哭了，说从这些小事情，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懂事了，真的应该感谢老师。我还在班内开设了师生信箱，好多学生有什么烦恼了都写信告诉我，这些烦恼有同学之间小摩擦的，也有和家长之间的隔阂的。我都及时进行了处理，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并按他们的要求——对外保密！因此，我赢得了学生们的充分信赖。
二、民主——铸造师生向往的精神乐园。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班主任，我必以身示范，要求学生做到的，我必首先做到。如卫生区的清扫，我会手把手的教学生们怎么做才能最好。每逢卫生大扫除，更是亲自上阵与学生们一起挥汗如雨。当然，仅仅自己做好，并不是一个好的班主任，还要善于挖掘班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在班干部的组建方面，我一律采取毛遂自荐和大家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因为是自己选出的班干部，班干部说出的话，同学们一般都能自觉执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班内响应学校号召建立的废品回收站，“收集与销售”全权由学生们自己负责管理，不仅仅把学生们废弃了的纸张和塑料瓶回收，增加了班费，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同学们勤俭持家的良好风范，还培养了几个小管家婆呢！
三、平等——塑造紧张有序的高效学园。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日常行为规范》、《小学生守则》、《十不准》、《文明礼仪教育》，都是必须严格要求学生做到的，每个人都要学习。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些规章制度，我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学生们学习。如：把这些条例编成顺口溜来记，让学生们自由组合把教条性的东西编排成小短剧演出来，让同学们在轻松愉悦中体验到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文明礼仪之花在我班处处开放。在“学雷峰活动月”中，我班的好人好事也层出不穷。有的学生不小心打坏门玻璃了，老师还没有来得及过问，学生就主动把罚款交到我手上;学校的水池里有垃圾了，张华峰、王晓天、刘景烨主动去打捞水池中的秽物;水龙头没有关，我班的巩悦、王宏杰等同学主动关掉;班里坏了拖把、门闩，不知道何时被谁悄悄地修好了……
四、自由——缔造个性张扬特色鲜明的诱人果园。
素质教育应时代需要的人才应是高素质的，是有创造性的人才。我努力发掘同学的潜能，创造一切机会发展他们的个性特长、培养创造能力。如同专业教师协调，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兴趣小组：乒乓球队、篮球队、奥数班、合唱团、指挥、舞蹈、器乐等。在学校组织的艺全比赛中，我班获奖的人数最多、成绩最好，获得集体一等奖。课堂上更是注重学生们的语言表述能力的培养和开拓思维的发展，经常鼓励那些活跃分子上讲台代师授课，班内出现了一批思维活跃的有模有样的小老师呢！
以自由看待民主 篇7
如果将政治生活视为我们生活的背景, 那么认识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看待民主的关键所在。从自由的视角透视公共权力, 其表现出两个面向:作为和不作为。我们可以首先选取作为的一种最坏的状态:也即最大国家/极权主义国家的状态, 社会与国家高度的同一、奴役、专制、暴政是这种最大化国家的特征, 同时, 我们可以将不作为看作是另外一个极端状态, 不作为也可以说是最小国家/守夜人国家的状态, 它仅仅以法治的方式整合我们的社会生活, 虽然为了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得以享有自由,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权利的体系, 这也就意指着我们需要一个法治的社会, 但是, 是否仅依靠法治就能使人享有真实的自由还需要加以思考。如果仅仅依靠法治还不能促进人的真实的自由, 那么我们就需要公共权力有所作为, 我们就需要公共权力在尊重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人的真实的自由。可以很肯定的说, 在最大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中, 公共权力的行使往往具有深刻的暴力性, 国家与社会是高度的同一的, 个人自由是这种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 这种政治当然不会去包容多样性的世界。最小国家/守夜人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政治生活对于我们社会生活而言所具有的必要的构建和促进真实自由的积极意义,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物质资源相对稀缺、充满着差异性事实的世界, 而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离不开对物的依赖, 这就对资源的再次分配提出了要求, 正如森所揭示的国家应该为提高人的“可行能力”而努力, 进而扩展人的真实自由。因为仅仅以市场和法治的方式来整合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值得置疑的, 同时因为法治对于“构建自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那么, 为了“构建自由”并不断拓展人们的真实的自由, 就需要从市场/法治的整合模式走向市场/法治/公共权力三维的整合方式。
如果以市场/法治/公共权力这三维来整合我们的社会生活, 由于差异性事实的普遍存在, 为了构建并不断地拓展人们的自由, 为了包容生活世界的多样性, 公共权力该如何进一步作为便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这方面, 民主政治有着其独特的优越性:1) 只有民主才能使得这种差异性的事实在政治生活中得以自由的、有效的表达;2) 只有民主能为公共权力的运用提供正当的公共理由。
一、民主政治与自由的内在必然关系
由于我们是与他者共同存在在世界上的, 差异性/多样性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事实性表象, 这也就意味着, 关于什么是一种好的生活将是一个真理缺场的概念, 也就是一个意见的世界。那么,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他们的差异性将是一种有着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在不存在真理的地方, 或者在真理失去力量的地方, 政治就必定成为基本问题”1, “意见世界注定是个政治世界。有这样两个生活事实:1) 有不同利益就有不同意见, 而且, 即使有共同利益仍然有不同意见;2) 几乎不存在着高于意见的真理, 而且, 即使找到了某些真理, 也不可能克服意见的分歧, 或者说, 即使真理存在, 也是失效的, 因为人们喜欢自己的意见而不喜欢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真理”2。照此看来, 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注定需要政治的, 那么,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成了紧跟着的问题。为了使诸种意见能够得到自由的、有效的表达, 为了包容生活世界的多元化, 民主政治有着其独特的优越性, 就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 其是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历史事实为前提的, 这也就是说因为差异性事实的存在, 我们才需要民主, 而只有民主政治是对这种多元化事实加以规范的合法的并且有效的手段, 民主政治与自由有着内在的必然关系。
“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 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 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的区分之上。在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中, 它要求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 而应作为一个对手, 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攻击他的观念, 但我们却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敌人’这个范畴并没有消失, 而是被置换了”3, 在这里, 笔者并不同意将‘敌人’置换成了‘对手’的观点, 在一个理性多元化事实的条件下, 我们和他者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对于那些拥有自由的个体或者团体, 自由从来都不是问题;只有在自由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被剥削的、被排斥的人和他者所要求时, 问题才会出现”4, 如果我们采取敌/友的分析模式,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在最大国家/民主/最小国家这三种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中:前者在不断地塑造着潜在的大量的敌人, 其对待敌人的方式也是残酷的;后者不仅无法解决好经济的不平等所可能带来的冲突、支配性问题, 它不能为匮乏群体之自由的实现提供良好的条件, 而且一定意义上也降低了政治生活中平等参与的重要性, 这种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也在塑造着潜在的敌人;民主政治是一种化敌为友的政治生活组织方式, 民主政治“在于包容被排斥者、将法治、公民权利和经济公正拓展到那些遭受着独裁权力的人的要求”5, 因为只有民主政治为他者提供了一种自我辩护并自我捍卫的权利和 (实现自由的) 能力, 如果把他者转化为我们的对手, 那么, 就有可能夸大了我们与他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毕竟我们与他者共同生活于一个世界中, 我们必须寻找出一条能够和平共处、共同繁荣之路, 显然, 将他者从敌人转化为对手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方式仍然给支配、奴役、暴力留有余地, 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 支配、奴役、暴力等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并且, 他者也应与我们同样享有自由权, 当然, 这里的自由权是受到限制的, 用密尔的话来说, “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 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6。
二、民主政治能够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充分条件
正是由于在处理自由与公共权力关系的问题上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独特的优越性, 才使得民主成了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呼声。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 到处都在促进民主”7。问题并不在于阐明民主政治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而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民主政治, 并使之具有时代性。乔治·比尔多认为, “更应该把民主看成是一种政治制度, 这种制度的目的是在作为‘政治家’的人们与作为‘公民’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在‘民主社会’中, 人们应当‘文明地’共同生活和建立社会关系, 因此人们的行为准则不是服从, 而是积极参与, 因为‘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8。可以说, 正是因为民主政治使得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成为了可能, 并且, 民主政治也能够保障这种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而这种参与的有效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决定了自由的有效性程度, 所以可以说民主政治为我们自由的实现赢得充分的外在条件。
在民主政治时代, 自由首先表现为“人类有创造历史的自由”9, “但某些人拥有的自由要比别人大得多。这种自由要求人们掌握也许目前正在创造历史的权力与决策手段。历史并不总是如此创造的……在当代, 创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变得如此巨大和集中。通过参照这个时代, 我才会认为如果人类不主动创造历史, 他们就将日益成为历史创造者的工具, 只能成为历史变革的对象”10, “明确的决策在创造历史中扮演多大的角色, 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在一定时间里能够获得的权力工具”11。在民主政治的时代, 可以说, 权利就是获得公共权力的工具, “在本质上, 民主意味着那些将受到决策重大影响的人们应当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12。
就民主政治而言, 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是权利相对于公共权力而言所具有的逻辑优先性, 其体现为权利是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活动原则, 这也是作为社会生活背景的政治生活合法性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对于公共权力的参与, 即分享权力, 体验主体性。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要获得自我捍卫、自我支配的政治自由也即积极自由, 并为政治共同体中的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创造条件, 只有这样, 免于干涉、免于强制的自由理想才能实现。
三、结论
自由与民主 篇8
教学中只有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才能使师生双方以对话、包容、平等的关系相处, 积极主动配合, 达到和谐、融洽一致, 学生才感到心情舒畅, 求知欲旺盛, 思维也就非常活跃、流畅, 学生才能敢想、敢问、敢说, 学生群体才能产生跃跃欲试的热烈气氛, “群体共生效应”才有可能产生。学生的创新欲望就被激活, 创新的见解就会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 要鼓励学生“质疑”, 激发学生敢于争论的精神。古人云:“学贵有疑”, “学则须疑”。疑是思之源, 思是智之本。疑是“争论”的起点, 有了“疑”而又能独立思考, 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才有了“敢于争论”的思想基础。教师对学生的质疑要提倡、鼓励, 使学生逐步提出跟教师不同的想法, 保护学生的独特见解, 激励学生敢于“争论”的精神。如在学《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学生提出:“小女孩冻死在街头, 为什么说她脸上挂着微笑?”像这样的疑问应该说都颇有分量, 表明学生动了脑筋, 创造力有了发展。
其次, 要创设“生疑”情况, 指点思考问题的方法, 培养善于争论的能力。争论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 是由多种能力构成的, 可以说是反映了一种整体的语文素质。语文课堂上的争论, 有其特殊的意义, 即争论不是目的, 只是一种手段过程, 目的是为了达到教学目标,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因此, 教师在争论活动中提高学生的争论能力, 也就是在引导学生学习语文, 进行语文能力、思维能力的训练。
要使学生善于争论, 首先要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 即“生疑”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关键在教学中注意创设问题的情景, 使他们产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浓厚兴趣, 打开学生的思路, 激发学生的认识冲突。例如《晏子使楚》一课, 晏子出使楚国, 连续碰到三大难题, 但他运用自己的创造智慧, 进行了超凡脱俗的创造性争辩, 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效果。教师在教学中, 晏子的争辩没有用嘴巴或书本传授给学生, 而是设置情景, 提出问题, 把学生置于晏子的地位, 激发思考, 引导争论。“曾经有个人, 因为个子矮, 惹来了麻烦。”一句话引起学生的好奇心。老师接着说:“那就是:春秋末期, 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有一回, 齐国派身材矮小的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得知, 特意作了布置。晏子到来, 见城门紧闭, 侍者让晏子从城门旁边新开的洞口钻进去。假如你是晏子, 你怎么办?请先思考然后发表你的见解。”这样把学生放在晏子所处的环境, 学生尝试着像晏子那样思考, 像晏子那样回答难题, 然后再读课文, 这样就大大刺激了学生读课文的兴趣, 在读课文的过程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论据, 进行逻辑思考, 再用自己的语言把含义表达出来。这样设法把学生引入教学过程, 鼓励学生发表独特见解, 把语言文字的训练同思维密切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思维训练的目的。通过表达, 让学生体味成功的愉悦, 能调动学生争论的兴趣。
园园本课程建设的内涵。
三、“家园协奏曲”———构建合作的平台
首先, 吸引家长的目光。在展示区我们随时把幼儿富有创意的作品展示出来。一经展示, 孩子便会迫不及待地拉着家长的手来到展示区。家长们看着、听着, 甚至不相信这是孩子制作的作品。展示区吸引住家长的目光, 也吸引住家长参与活动的兴趣。其次, 汇聚家长的力量。因为有了师幼作品的影响, 家长对于我们的活动更加支持了。我们抓住契机, 马上把家长们带入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通过宣传、发动, 结合我们课题研究初期的调查内容, 就收集材料的品种、要求等给家长进行指点。家长行动开始了, 成捆成捆的芦苇、芝麻秆、油菜杆, 修剪整齐的稻草、麦秆, 成把成把的蒲叶、芦叶, 整筐整筐的河蚌、螺丝……农村里的生态材料都汇集在这里, 应有尽有, 让我们生态材料操作区的素材“亮”起来, 给幼儿动手操作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再次, 发挥家长的特长。“亲亲
如何提高中学生阅读技巧
河北唐山●郑福珍
阅读, 是语文学科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就中学生而言, 阅读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同学们语文学习成绩的好坏。我认为要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就要掌握好以下技巧。
一、俯瞰
对于初读一篇文章而言, 站在一定高度整体审视它是很有必要的。正如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所说, 整体感知课文是阅读理解的起点。因此在阅读中, 同学们应该以能够识文体、明中心、理思路、知特色为目标对它进行粗读浏览, 通过浏览语音文字, 对文本形成整体印象, 掌握文本整体概貌。这就好像看长城, 只有站得高一点才能领略其蜿蜒的走势。例如阅读余光中的《乡愁》一文, 同学们不必急于深入字里行间去研究它有多深的内在含义, 而是应该先将文章浏览一遍。之后你能发现, 诗歌共有四节:诗歌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整首诗的语言很朴实, 没有华丽的辞藻;诗歌的中心应该是表现思乡感情……通过大致浏览文本, 我们很容易就获得了对文章的整体印象, 了解了文章内容, 理清了文章层次, 理顺了文章思路, 甚至连文本的中心也能有所察觉, 为进一步深入文本进行细致的探究做好了铺垫。
二、凝眸
自读能力的培养, 还需要同学们积极主动地投入阅读过程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 享受审美乐趣。如果说“俯瞰”像走马观花, 那么“凝眸”便是驻足观赏, 走进“花海”将“花瓣、花蕊”看个究竟, 将“花香”闻个痛快。当然这并不是要同学们在阅读中面面俱到, 而是通过调动同学们的情感体验, 将此文本中最精彩、最精华、最经典的东西加以甄别和提炼。
三、远眺
每一次完美的阅读实践, 其实都应是一次酣畅淋漓的精神之旅, 都应当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灵与心灵的激情碰撞。这就要求同学们在读罢文本后, 不要草草掩卷, 请你用智慧的双眼和心灵再次远眺文本, 与文字进行再一次亲密接触, 加之深刻思考, 获得对于文本最真切、最真实、最准确的阅读体验。当同学们真的将或华美或朴实的文字深深印入心底, 并从中获得丰富的知识积淀和独特的人生体验, 那么你的本次阅读大功告成。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 练就了清理文章思路的基本功, 会一辈子受用不尽。而练就阅读的基本功, 又何尝不是同学们受用终身的财富呢?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乐在阅读中。
大自然”制作活动生成了。在探究制作活动中, 我们与家长做了沟通、了解, 找到有一定特长的家长, 让孩子与家长共同完成作品。了解意图后, 家长便积极为孩子准备相关材料, 一起动手制作。有了爸爸妈妈的积极参与, 孩子们探究制作的兴趣更高了, 颇有创意的亲子手工作品更美观形象。看, 稻草纸盒制作的农家小屋, 石头种子粘贴动物一族, 棕榈叶编制的蜻蜓、蚱蜢, 还有野花野草编制的草裙、草帽、草鞋, 等等。
总之, 以生态材料为切入口, 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是我们开展子课题研究的目标。在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与幼儿一起探究, 共同成长。事实证明, 生态材料操作区的构建和实施, 为幼儿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给孩子提供了自我表现的舞台。
自由与民主 篇9
一自由民主斗士的贡献与困境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并自称“五四之子”, 他曾说过一段“狂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 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 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 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 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 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混沌中的探索》认为他在学术上的创获不多, 他最重要的功绩是思想启蒙, 他成功的扮演了“启蒙人物”和“交通警察”的角色, 成为了面对学生群的思想导师。1959年6月殷海光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 明确地指出“人的生命不是应该派作浪费材料或试验用场的, 没有完结的浪费尤其是暴殄天物。”个人价值的张扬, 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生存的价值。在西方, 对人的价值从最初的否定批判到最终的肯定鼓励, 历经曲折终现光华。而反观中国的知识分子, 却一直陷在国家民族豪情大义的话语泥淖里, 难以自拔。因为对个人价值长期缺乏积极的肯定, 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积极的公共社会。当时的台湾仍处于国民党一党专制之下, 最终殷海光也没有逃出因思想而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必然结局。1969年9月16日, 殷海光先生因胃癌复发病逝于台大医院, 而此时, 离台湾开放党禁还有18年, 离台湾第一次实行政党轮换还有31年。他没有等到给他容身之处的时代和社会, 临终前, 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的不甘心, 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 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殷海光的思想其实远远不如他自己所阐发的“成熟”那般完善, 从开始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和亲国民党的政治思想, 到“容忍与自由”的争论中将容忍问题拿来批判他所厌恶的统治者, 到逐渐形成提炼和发展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又或者是他在《中国文化之展望》中勾画的世界大同的蓝图, 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和排斥异己, 终其一生殷海光都没有跳出自己的思想牢笼, 但他却也为众多的民众和学子打开了通向自由民主的大门。我感受到的作为是“自由民主的斗士”的殷海光。早在1952年, 殷海光就已经在《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中指出中国是受极权势力的荼毒最深的国家, 大多数人早已陷溺于狂澜之中, 此时最需要“自由人”发挥主导作用, 奋起拯救群伦。现代比较完善全面体系化的政治哲学, 大多都是在接近反思型的社会境遇里出现, 而殷海光将个人生命和思想与历史紧密粘连至于彰显, 在承担自由民主启蒙的角色的同时担负着与极权专政抗争的重压。
二身体力行的积极论政与抗争
1935年, 16岁的殷海光以近万字的《意志自由问题的检讨》拉开了其写作生涯, 殷海光的大学生活是在名儒硕彦云集的西南联大度过的, 师从金岳霖。当时中国社会运动狂飙突进, 他满腔热血和抱负, 积极参加各种辩论和撰文。1949年奔赴台湾后, 殷海光在台大熠熠生辉, 一边教书一边写文章, 通过《自由中国》以言论与当时台湾极权政府抗争, 疾言利语针砭时弊, 随后的年月其思想在其自我的反思和时代背景的发展中也趋于成熟和全面。殷海光以尖锐的笔锋积极论政, 魄力非凡, 由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神话说起, 到大力鼓吹组建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 在台湾民主启蒙的舞台上, 点燃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圣火。国民党在之后也采取了思想镇压的种种举动, 但是自由的种子已生根, 势不可挡。“以一个知识分子扮演近似反对党的角色”, 在缺乏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招致悲运, 是“五四”后期一代知识分子所无法逃避而只能共同承受的命运, 无论在大陆, 还是在台湾。理论并不直接导致现实;理论被置于公共关注的领域内, 却能够影响人们去思考现实和对现实做出反应的方式。在权威政权所编制描绘的虚幻价值领域之外, 切情竭思力述自由、尊严和个体性等基本观念, 殷海光直到死也没有看到民主的光, 但他却以自己一生的抗争和争取, 成为了台湾民主的一道不容忽视的精神性标志。坦白来说, 殷海光的学术思想的确有所偏颇, 但其作为自由民主的斗士, 他努力的呼喊和争取却也的确是最终台湾走向民主的最响亮的声音之一。也许从学术来说, 他还不能担当起“大师”这一崇高的称号, 但他的风骨气概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思考。
参考文献
[1]黎汉基.混沌中的探索——殷海光的思想困境[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
[2]殷海光、陈鼓应.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M].台北:远景出版社, 1980
自由与民主 篇10
欧洲一体化始于1951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六国签署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1992年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基于经济与货币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协调各国内政与司法实务三个基础上,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变成拥有更大权力的欧洲联盟,形成一个单一的没有国家边界的市场。1999年1月11个欧盟国家把他们的货币统一成欧元。2014年欧盟共有28个国家GDP总和为18.4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GDP16.89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联合国有28张价值观高度一体化的投票权。
欧盟28个成员国原来的国土面积大小不同,人口多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宗教信仰和社会价值观不同,经过60多年的融合和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体制。在发展世界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人权和反恐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世界各国通过自由民主程序,通过平等契约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协调发展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统一的可行之路,是实现世界大同的象征。
为什么公投能通过,脱欧倡导者有两大理由:一是欧盟预算经费中英国支付的超过欧盟给予的,2014年上交欧盟183亿英镑,如果脱欧不交就相当于每周可以得到3亿5千万英镑的额外资金;二是随着大量的难民涌入欧洲,欧盟将这些难民摊派到各国(难民很难直接来到英国)。一些英国人对此不满,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被夸大或过度解读。
公投倡导者避而不谈在欧盟内得到的益处,其实2014年英国最后支付给欧盟的只是144亿英镑,同时还从欧盟得到了46亿英镑的资助。仅英国使用大数据政府每年就可节省330亿英镑,还有因加入欧盟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贸易、金融、货币、投资、教育、旅游、就业、移民等方面的获益。脱欧会动摇英国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和带来其他不利影响。
全民公投是当今世界最终的表决方式,也是最后的裁决,但它的结果却不一定最科学最可行对人民最有益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极大难题,如何对待全民公投。全民公投应当建立在公民对公投内容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倡导者应该实事求是的讲明利与弊的真实情况,不能有隐瞒忽悠和胁迫行为,同时考验着投票者的独立人格和素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