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

2024-07-29

文化名人（精选十篇）

文化名人篇1

名片背面还罗列着他的著作十余种, 达200字以上, 简直是一份履历表。

现代戏剧大师曹禹的名片简洁奇特, 上面仅有挥毫而就的“曹禺”两字。

冰心在90岁生日那天, 特别印制了100张名片。名片中间是一个“寿”字, 上书“冰心”二字, 以赠来宾挚友, 足见老人对生命的珍爱和朴素的平常心。

冯苓植的名片姓名前印有“儿子、父亲、祖父”。由此可见, 他同时扮演了“儿子、父亲、祖父”这三个不同的角色, 有一个温暖的四世同堂大家庭。

作家苗纪道, 在自己名片背面题诗一首:“呼月引伴踏莎行, 唤君同唱满江红。知友何时满庭芳, 音信千里雨霖铃”。这是一首巧妙运用词牌的嵌字诗:“呼唤知音”, 妙趣尽在其中。

当代著名剧作家沙叶新的名片也是独出心裁。左下角是他右手捧书、左手举笔的漫画像, 右上方写着:“我, 沙叶新,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委员、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都是挂名的。”自嘲中透着风趣幽默。

具有传奇色彩的“战士作家”高玉宝的名片也颇为人称道。名片上也有一幅漫画一名辍学卖茶叶蛋的女孩子手里捧着小说《高玉宝》, 脸上流着眼泪, 并发出“我要读书”的呼喊, 下面是老作家的一首诗:“看了此画泪满腮, 我那童年别再来。无知无识怎建国, 当以全心育英才”。名片文图并茂, 意义深远, 回味无穷, 被誉为“教育名片”。

当代文化名人篇2

当代文化名人课程论文

姓名

学号

院系

专业

2013年 12 月17日

论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情结

女性意识和女性情结是张艺谋电影世界中的一道独特景观。从1987年《红高粱》面世到1998年《我的父亲母亲》出现为界，张艺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塑造了这么多的女性形象。他心目中有着怎样始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女性情结？

一．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类型

（一）情欲型

情欲是指人的欲念，特指性爱。属于人类生活的真实需要，但满足的方式、程度却有一定的限制。情欲需理智控制调节，使其满足既有益身心健康，又符合社会规范。张艺谋电影中大多数的女性形象为情欲型。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菊豆》中的“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这些角色的扮演者都是一个人——巩俐。她们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文化都不同，但她们非常一致的地方是具有精神美，即勇敢、大胆、执著、顽强，总在追寻一种虚幻的理想。张艺谋在这几部影片中突破传统电影对性题材的禁忌，大胆表现女性生命的本能冲动，肯定了人的生物生命的本能需求。因此，他总是把女性的命运与情欲需求交织在一起。《红高粱》是始作俑者，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其中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

（二）母亲型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母亲在人们心中都是包容、慈善、关怀。她像大地一样胸怀宽广，像大地养育万物一样充满母性。所以我们通常也把母亲比喻为大地。除了大量的情欲型女性之外，张艺谋还塑造了一些传统的大地母亲型的角色，《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招娣便是典型的代表。这部影片带给受众很多的思绪：母亲对父亲无私的爱，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支撑生活。母亲给了子女生命，儿女最终要离她而去，自求生存。这就是女性的“历史概念”、整体的“处境”。女性的价值因其存在而实现多元的“女性神话”。

（三）偏执型

偏执型人格又叫妄想型人格，在医学上是一种心理疾病。偏执型人格其行为特点常常表现为：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爱嫉妒；自以为是，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同时又很自卑，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

2人的动机和愿望，认为别人存心不良；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在张艺谋电影中的偏执型人物也很多，如《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和《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她们都是偏执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们是社会历史女性的代表，是社会生活的结果，也可能是明日某些女性的起点。

二、张艺谋电影中女性的反抗方式

（一）影片中女性反抗意识的由来

1.源于张艺谋坎坷的生活经历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我看到了反抗和呐喊。生活本艰难，道路自坎坷。翻开张艺谋的生命履历我们发现这是一部用荒唐和辛酸，屈辱和凄凉，寒素与坎坷写成的血泪史。父辈的“革命史”在畸形年代成了“反革命史”；父母下放陕南改造，弟弟因病失聪成为永远的痛；在游泳池更衣室替人守衣时的饥肠辘辘是难以忘却的记忆；三年的插队和八年的搬运工生活使其遍尝人间艰辛；北影的求学生涯隐藏着难以言说的酸楚。有人认为张艺谋在前半辈子从来没有受到命运之神的青睐，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也是他后来艺术创作的动力和艺术辉煌的源泉。

2.影片中男性阳刚的缺失

在张艺谋的艺术殿堂里男性被轰下了台，女性是艺术殿堂的守护神。男性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女性渐次由边缘向中心跃进。这里的男人阳性不足，阴性有余。杨金山生理阳痿终致心理变态；天青走一步看三步，内心充满胆怯；陈老爷是连生殖器都无法勃起的“幽灵”。这里的男人神经萎缩、灵魂呆滞。腰弓背驼的唐老大横竖不像男人，反倒像一头刚被阉割过的瘦驴。万庆来在秋菊面前嘟嘟囔囔的样子活似抽干了骨髓和灵魂的肉壳子。村长被魏敏芝逼得四目圆睁，说不出话来。相反，女性却个个活力四射、精神抖擞就像一群桀骜不驯的野马。九儿号召男人们向鬼子开炮；颂莲在觉悟和反抗中喊出了“杀人”的真相；菊豆大胆地与天青在野地里发情；魏敏芝倔强地践行“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

三、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悲剧的根源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是悲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结构的社会，宣扬的是一种个人服从于集体的观念，这种观念甚至压抑人性的自由与个性的解

3放。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我们不单单看到了女性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善良淳朴、耿直倔强等人性中光辉夺目的美好品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不得不说这些女性是悲哀的，因为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再怎么努力，也终究逃脱不了悲剧的束缚。

《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最终眼神的迷茫也是一种悲哀的体现。在这部电影中的焦点就是“谁来给个说法”，至于给了说法之后能怎样？好像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了。有了这个所谓的“说法”之后至少会取得心理上的胜利和安慰、平衡，可是当曾经的期盼的“说法”变成现实的时候，往往带来的不是欣慰而是新的烦恼和麻烦。从这些也可以说秋菊的命运也是悲哀的。

在电影《菊豆》中，几乎每个人都无法幸免于那种“灾难”。菊豆从被卖、被蹂躏，到追求爱情而最终毁灭。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命运循环圈里，菊豆尽管倔强，也最终被击败在它脚下。菊豆和天青的爱情自始至终必须被隐藏在阳光之下，他们经常去野外幽会，俗称“地下爱情”。而儿子天白对这一切的不理解和敌视，最终酿成了一出“儿杀父”的悲剧。片尾，烈火中菊豆嘶声哭泣，哭的是她的命，她一把火烧掉了染坊，十多年的恩怨和一切罪孽化为灰烬„„

文化名人的妻子篇3

一个男人要想成功，必须具备多个条件。而在众多的条件当中，有一个贤内助是尤其重要的。近代不少文化名人的妻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人们形容夫妻情深时常说“相濡以沫”，陈寅恪与唐筼这对结发夫妻，是真正配得上这四字的。1928年，陈寅恪与唐筼在上海缔结偕老之约。之后的40余年，“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壮年盲目，暮年膑足，颠沛流离，受尽波折。幸运的是，唐筼与他荣辱与共，不离不弃，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了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不幸辞世。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对人说：“我也该去了。”45天后，这位性格坚韧、知书达理的新女性走完了人生的旅程。有人说，唐筼是为陈寅恪而生、而活、而死，以羸弱之躯撑起陈寅恪生命的大半个天空。此言不虚！

傅抱石与罗时慧相识时，一个是出身贫寒家境的穷教书匠，一个是来自大户人家的花季少女。两人的交往曾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几经周折后终于在1930年喜结连理，兴奋的傅抱石还情不自禁地吟唱：“乾坤已定，钟鼓乐之。”当时，罗时慧也酷爱绘画。婚后，傅抱石对她说：“你我对书画都是半瓶醋，你要是把你的半瓶醋倒进我这半瓶，我可能就不再是半瓶醋了。”罗时慧心领神会，从此不再写字作画，一心操持家务。后来，傅抱石成了博大精深的学者，毕生著述二百余万字，作画三千余幅，“实开我国绘画新纪元”。而且，傅家子女六人，全都是活跃在当今画坛的优秀画家，这在中国画坛委实鲜有。

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父亲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母亲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俞大彩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有“沪江才女”之誉。她思想开通，兴趣广泛，骑马、溜冰、跳舞，样样爱好。与傅斯年结为百年之好后，俞大彩心甘情愿地付出所有。在谈到自己的婚姻时，俞大彩说：“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知道冯友兰的人很多，知道任载坤的人很少。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但她把一切都给了家庭，甘愿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冯友兰因此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冯友兰在家可以说是个“甩手掌柜”，一辈子几乎没有买过菜、做过饭，连他的女儿宗璞也说，“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在父亲身上最合适不过。1977年10月3日，任载坤撒手西归，冯友兰作挽联送别妻子：“在昔相追隨，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夫妻结缡六十载，恰是一甲子，情深义厚，至老不渝，令人敬羡！

梅贻琦是清华校史上出任校长最长的一位，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能心无旁骛地执着于自己的教育理想，缘于他有一位好妻子——韩咏华。韩咏华嫁给梅贻琦时，梅贻琦不过是清华里普通的老师，他们没有房子，住在租来的小后院里。梅贻琦的月薪要给父母和弟弟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才留给自家。作为妻子，韩咏华一生都没有掌过家，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丈夫认为应该做的事。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教育部给联大学生发补助金，梅贻琦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他却不让孩子们领补助金，把机会让给更贫穷的学生，韩咏华也不说什么，而是靠自己挎着一篮子米糕走很远的路去卖，以补贴家用。梅贻琦去台湾后，薪水微薄，应酬极多，远不能维持夫人的生活开销。倔强要强的韩咏华虽年逾六旬，却四处谋生，在衣帽厂做工，在首饰店卖货，在医院做护工，在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艰辛，但没有半句怨言。

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话没有过分。其实，一个男人有一个贤内助，就称得上是最大的成功了。

编辑袁恒雷

文化名人篇4

马凌诺斯基深刻地论述了文化和器物的关系, 并指出了器物的能动性, 器物, 作为文化的产物, 不仅是由人类创造, 而且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因此, 马凌诺斯基指出:“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 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3“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 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 即器物和风俗, 由此我们可以进而在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4

可见, 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和一套风俗, 而它们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 人类学的重要工作是去研究文化的功能。按照哥登卫舍的“有限变异”原则:“有一文化的需要, 满足这需要的方法的变异是有限的, 于是由这需要而引起的文化结构是被决定于极少可能变异的程度之中。”5

马凌诺斯基还指出:“一个器物的主要性质是维持不变的, 而它的细节则尽可能变异。但是有意思的是在任何文化中, 在这限度内的变迁也不是毫无一定的, 而有固定的形式可见, 似乎是一旦选择定了之后就永远得照例遵守了。”6

《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中国音乐学》 (1 9 8 7年第4期) 是伍国栋先生2 0世纪8 0年代对瑶族长鼓进行的一次深入调查的研究成果。作者在瑶族音乐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民族学、民族史学、民俗学、音乐史学的有关材料, 对瑶族长鼓和长鼓乐舞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并对细腰鼓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从中可以是我们更加深刻地马凌诺斯基“器物”与文化关系探讨的深刻内涵。

全文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结构层次呈现出由表及里, 深入浅出的特点, 史论结合, 足见其功。具体为:

一、关于长鼓的研究。

从长鼓的称谓、形制、奏法等方面, 结合历史文献对整个长鼓本体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历史文献记各地瑶族所使用的此类鼓时, 有“腰鼓”、“长腰鼓”、“长篌”、“铳鼓”等多种命名;今日所称瑶族之“长鼓”, 可视为瑶族多种同类细腰型双面鼓的统称 (见图7) 。其称谓来源系用“长形 (细) 腰鼓”、“长大腰鼓”或“长腰木鼓”之简称。此简称至迟在宋代就盛行于瑶区。从各地木鼓的形制总结出总体特征分为:鼓面组络式与鼓面固定式。鼓面组络式为枕状细腰长筒型 (广东连南排瑶长鼓、广西金秀坳瑶黄泥鼓〈公鼓〉、桂湘边界瑶族塞鼓) 和两杯底脚对合状型 (广西金秀坳瑶黄泥鼓〈母鼓〉) 。鼓面固定式为枕状细腰长筒型 (桂湘边境瑶族长鼓、桂湘边境瑶族短鼓、广西金秀盘瑶长鼓) 。奏法概括为:悬挂式手、杖轮击法, 悬挂式双手轮击法, 手握式单手拍击法, 立地式单、双手拍击法。

二、关于长鼓乐舞的考察。

指出:在瑶族传统文化生活中, 长鼓一般不单独使用, 亦不随便使用。长鼓舞的类别大致有三种风格:悬挂式鼓舞、悬挂式与手握式组合鼓舞、手握式鼓舞。长鼓的音乐在调查中指出:今日长鼓舞音乐编织和乐器组合, 基本上承继上唐宋以来的瑶族民间音乐传统。并从鼓乐、歌鼓乐、笙歌鼓乐三方面进行论述。

三、关于长鼓乐舞文化属性的考察。

按照马凌诺斯基的观点:“家庭的物质设备包括居处、屋内的布置、烹饪的器具、日常的用具, 以及房屋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形, 这一切初看起来, 似乎是无关轻重的, 它们只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罢了。但事实上, 这些物质设备却极精巧地交织在家庭生活的布局中, 它们极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法律、经济及道德等各方面。”8例如, 人们对于住宅的情感方面的重视。所谓的功能:“就是一物质器具在——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作用, 及一风俗和物质设备所有的相关, 它使我们得到更明白的而且更深刻的认识。观念、风俗、法律决定了物质的设备, 而物质设备却又是每一代新人物养成这社会传统形式的主要仪器。”9

在《长鼓研究》中, 伍国栋先生指出:长鼓在瑶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了该族群共同的民族意识和信仰, 共同的心理结构和习俗规范。并且指出欲深究瑶族“长鼓文化”同中原民族传统文化之联系, 并进而导入唐宋时期泛滥中原之细腰鼓的渊源的探讨, 则有必要在实际调查材料基础之上, 综合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来进行分析研究, 预先确定出长鼓乐舞在该族传统文化系统中的适当位置和基本的文化属性。通过研究可以看出:长鼓文化, 从仪式程序、产生与使用的渊源分析其有着古代图腾崇拜的文化遗迹;具有着娱乐诸神以招福禳灾的文化意义;并蕴含着瑶族人民的自娱性和创造力的艺术表现。

于图腾、巫术等文化事象, 马凌诺斯基认为:“巫术应用最广的地方, 也许就在人们忧乐所系的健康上, 在初民社会中几乎一切有关于疾病的事都是靠巫术的。”1 0“巫术不是科学, 亦不是假科学”, “我们知道它并不助长思想万能的见解;我们知道它是不能用‘曼那 (也有译为玛纳, 指一种超自然力) ’来解释, 亦不是原始人类的愚蠢, 因为我们已见到, 就是我们自己所谓的文明人中也脱不了它。若这是愚蠢, 则这愚蠢是普遍的。但是这愚蠢却又是这样不能缺少, 它决不能只是一种劣根性而已。”11

这正是瑶族长鼓研究中为何要有图腾崇拜的考察的原因所在, 因为在这类传统保持相对完整的民族中, 任何一种有历史传承的器物都不是单一的实用器, 而是有深刻内涵和符号学表意的。而从瑶族长鼓的图腾文化内涵来看, 这种乐器还使得整个民族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恰如马凌诺斯基所言:“巫术不仅对于个人而言, 可以促进人格的完整, 对社会言, 它也是一种组织的力量。”12

四、瑶族长鼓同诸民族同类型鼓的比较研究。

作者将流行于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中亚和东南亚等各地的长鼓, 从形制、奏法、组合使用以及文化属性两方面进行比较, 指出他们宛如同族兄弟姐妹, 各据一方, 作为古代细腰鼓的后裔, 活跃在中国东西南北疆, 构成颖丽多姿的中国现代细腰鼓群态。从诸民族细腰鼓乐舞文化属性比较, 涉及细腰鼓内容的诸艺术形式略相比较, 显示出各者之间有着基本相同的民族文化属性。从这个角度通过对各民族细腰鼓及其乐舞使用场合、宗教职能的比较观察, 使我们从中窥见一条联系各民族细腰鼓乐舞的文化纽带。瑶族长鼓兼以法器面貌而使用于祭祀诸神的乐舞场合这一历史事实, 一条巫教、佛教、道教并合交错的宗教文化纽带, 将诸民族的各型细腰鼓及其有关乐舞约相一致地联系起来。

五、从瑶族长鼓历史论细腰鼓之起源。

从传统文化历史角度来观察, 诸民族各型细腰鼓及其乐舞最早之滥觞, 真实之导因, 则应是中国周秦时代即已盛行的“国祭蜡”、“击土鼓”的原始宗教祭祀乐舞活动。作者从新石器陶鼓考古发掘, 到“击土鼓”以乐百神的周秦时代, 再到魏晋荆楚驱傩的直接渊源进行深刻论证, 最后认定周秦时代腊日祭祀所用土鼓, 即包含有鼓腔为细腰型的双面鼓, 其制乃新石器时期细腰型双面陶鼓之遗制。

“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 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 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1 3而一个民族的发展延续, 不单单只是依靠生物学、人体科学或体质人类学认为的所谓生理冲动与物种延续, 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的结果。”14

通过伍国栋先生对瑶族长鼓的论证, 我们对瑶族长鼓和长鼓乐舞的基本面貌和文化属性, 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另一面在同类型乐器和同类型乐舞的比较研究中澄清了音乐史学中有关细腰鼓发展历史的某些疑难问题, 如:长鼓并非南方某一个民族所创, 细腰鼓发祥于中国而并非国外音乐史学者认为的发祥于印度等等。这正是马凌诺斯基所谓——要想考察一件器物, 也就是说要找出规定它的文化的同一性, 我们“只有把它放到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说明它所处的地位。换言之, 就是说明它如何发生文化功能。”15

文化名人篇5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文化自信才能文化自觉。

我方认为文化自信的确需要有一定基础，但这个基础不是文化自觉，而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社会群体/对文化的认可状态，是文化被认识，被接受的过程。而文化自觉是在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两者相去甚远。对方的定义显然扭曲了文化自觉的定义。

费孝通先生率先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之后，在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红旗文稿》中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定义，即：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历史进步中/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充分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

我方坚定认为文化自信才能文化自觉，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化的发展角度来说，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先决条件。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文化得到传承，而文化得以传承必定需要/文化自信。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使我们勇于发现/并剔除自身的文化糟粕，敢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如若不然，文化何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潭死水，怎能不腐!文化尚且不知能否延续，何谈发展，更遑论/文化自觉? 第二，从心理学/认知角度来说，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直接推动力。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罗森塔尔效应，表明学习目标价值的内部期望/会对社会学习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文化自信作为一种内部期望，直接推动/文化自觉。一方面，只有充分肯定自身文化价值，才有可能对文化倾注极大的热情与精力，进而深刻认识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作用，充分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只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有坚定信心，才能主动担当/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才能通过文化自信做到文化自觉，最终达到/文化自强。

第三，从哲学/认识规律来看，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是感性认识经实践，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实践过程/的把握和再总结，再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社会群体而言，没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缺乏主动性的文化实践,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能推行的。只有不断的文化实践，才能发现自身文化的偏差，最终对自身文化有理性认识，充分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主动担当历史责任，实现文化自觉。

文化名人的美食情缘篇6

张中行回味南开

国学大师张中行对天津的吃食有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原本嫌费力怕吃蟹的张先生禁不住天津炒全蟹的美味，破例而食，没想到成为“可惜平生只此一次”的经久记忆。这是他在《津沽旧事》中的感慨。

1935年，26岁的张中行从北京大学毕业，经胡适推荐来到南开中学任职国文教师，教授初中2个班和高中1个班。他记得学校教师食堂的菜品花样不少，质量不坏，最喜欢吃的是烧茄子，一盘价1角或1角2分。有一段趣闻让张中行记忆犹新。学校食堂可以点菜并指定做法，一次，当时已有小名气的何其芳点了素炒白菜，食堂的师傅转身要为他炒菜之时，何其芳忽然又加了一句：“加一点肉丝。”

张中行的亲友曾带他在官银号的一家小饭铺吃过清炒虾仁，虾仁是活虾现剥出来的，肉甜饱满。他回忆那味道极为鲜美，价格也低廉，以至于晚年的张先生再与朋友聚会时经常反对要虾仁吃，因为他认为与天津早年的相比，现在的炒虾仁口感差而价钱高，很不划算。天津清炒虾仁就这样让张中行回味了几十年。

张中行记得天津大街上的包子铺到处都是，最著名的当然是“狗不理”，但并不合他的口味，原因是肉多油多比较腻。张中行对天津的肉末烧饼情有独钟。老天津法租界一家小铺的肉末烧饼他吃过很多次，后来一直想吃，他清晰记得那烧饼是老北京北海仿膳的做法。距劝业场不远处的江苏馆新泰和甚至让张中行终生难忘，因为“味绝美”的炒全蟹就是在那里享受的。

张中行认为老天津的浓豆浆很精致，不同于他处。但讲究吃的“卫嘴子”并不知足，要吃豆浆中加豆腐脑的浆子豆腐，就豆浆浮面挑出的豆皮卷油炸锞子。这种奢侈的吃法让他感到很“奇怪”，认为是天津一绝。

汪曾祺钟情青萝卜

天津卫的青萝卜与大白菜、黄韭、大蒜并列为津门四大名菜，享誉世界。在老天津一入冬，天刚擦黑之时，胡同里就传来了小贩卖萝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卫青萝卜”很不辣，吃到嘴里嘎嘣脆，大可润喉开胸、消食解腻。

“天津吃萝卜是一种风气”，这是剧作家、小说家汪曾祺在老天津品尝过青萝卜后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初在天津的汪曾祺曾到劝业场天华景听曲艺，他回忆说，座位之前有一溜长案，摆得满满的，除了茶壶茶碗、瓜子花生米碟子，还有几大盘切成薄片的青萝卜。汪曾祺不仅品尝了“水大青脆而不辣”天津“卫青萝卜”，还晓得“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的俗谚。汪曾祺也堪称美食家，在全国各地吃过各种萝卜，但他认为听“玩意儿”吃萝卜是绝无仅有的天津卫民俗。

汪曾祺推测那可能是老天津小刘庄种植的青萝卜，可见他对这天津名产的印象之深。顺便一说，小刘庄萝卜历史悠久，传说动人。说明代嘉靖年问，有一受宠的皇妃爱吃南方荔枝，由于交通不便难于保鲜，于是宰相严嵩献计将荔枝树挖出装船运到天津，再快马送京城。荔枝树的余土倒在了海河畔的小刘庄，日积月累，后来小刘庄人就在这片沃土上种植青萝卜，萝卜果真色翠味佳，于是人们盛传“好吃不辣的刘庄萝卜赛鸭梨”。

让张爱玲馋涎的鸭舌小萝卜汤

张爱玲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鸭舌小萝卜汤、起士林面包等津味美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祖籍河北丰润大齐坨村的张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清末以来涌现出数位著名人物，如两广总督张人骏、大清银行总监督张允言、民国交通总长张志潭等，他们都与天津关系密切，并在天津置地客居。张爱玲两岁时，她的父亲张志沂通过张志潭在津浦铁路担任英文秘书，1923年，张爱玲全家由上海迁到天津。

张爱玲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她在《私语》中回忆是“英租界32号路61号”。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则说是“英租界31号路61号”。原32号路曾与现今的南京路平行，南京路扩宽时并入南京路。原31号路是如今的睦南道。有一帧张爱玲儿时抱着洋娃娃的珍贵照片，后边的背景大致就是那座洋房(推测为今逸阳小学西侧几栋翻修过的小楼)。

张爱玲在天津度过了近6年的美好时光，她在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中生动地描写道：“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萝卜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菜。”对鸭舌小萝卜汤，张爱玲用了“馋涎欲滴”来大加赞美。

文化名人篇7

1 认识数学文化

数学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来源于数学的发展进步, 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方法。数学不仅仅是应用的工具、思维的体操, 更是一种文化。数学文化是社会群体在各种数学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们认识到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一种语言, 更是一门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 其内容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艺术等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和重大的影响。数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 它促进人类的不断进步, 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迈向更高阶段。

数学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1) 独特的语言体系。数学语言 (符号语言、文字语言、图表语言) 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现实社会、自然社会中的数、量、空间关系, 即数学关系。三种语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转换。数学语言是数学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 也是传播人类思想的一种基本方式。2) 具有确定性、简单性、抽象性、探索性等特征。3) 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学科性质和精神价值。4) 提供理性的思维方法。数学为人类提供了多种思维模式与方法, 直接影响到人类思维的发展。5) 具有强烈的艺术特征与美学特征。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 还是一门艺术, 数学的美是一种理性的美、形式的美、结构的美。

2 挖掘数学文化

将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 让数学文化浸润学生心灵, 让数学文化启迪学生智慧, 是每位数学教师神圣的职责, 也是数学教学高效、高品质的追求, 是新课程对教师提出的一种新的要求和挑战。教师在钻研教材的基础上, 通过对《数学史》《几何原本》《九章算术》《古今数学思想》《数学方法论》《数学与哲学》《数学文化》等有关书籍的学习, 了解数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掌握数学的思想与方法, 探索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探究数学知识的广泛应用, 感悟数学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从而不断积累数学文化素材, 提高自身的数学文化素养, 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 才能真正成为数学文化的传播者。

另一方面要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数学文化。数学文化是由知识性文化和观念性文化构成。知识性部分常指数学概念、定义与公式、数学语言等, 以显性、物化的形式呈现;而观念性部分是指数学思维、数学精神、数学意识等, 以隐性的形式呈现。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条路经去挖掘、总结数学文化:一是数学知识产生、发展的历程, 如数学知识的产生背景、数学史、数学语言等;二是蕴含于数学知识的形成、发展和运用过程中所成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的东西, 如数学的思想、方法、观念、意识、态度、精神等;三是数学本身的特征, 如有趣的数与式、优美的图形、奇妙的数学问题、趣味的数学游戏、神奇的数学规律、美妙的数学结构等;四是数学家的创造活动与创造精神, 如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名言、数学符号的诞生、数学中的创造发明等;五是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如在其他学科中隐含的数学知识及原理、数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等;六是数学与自然和人来生活、生产的联系, 如自然现象中所蕴含的数学知识和原理、人类生活、生产中所蕴含的数学知识和原理、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等。积极的学习积累数学文化, 认真的挖掘数学文化, 恰当的选择数学文化素材, 才能有效开展数学文化教育。

3 渗透数学文化

中西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及文化整合篇8

关键词：中西文化,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整合

“文化”起源于拉丁文, 原意为耕作土地, 后来被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1871年,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将“文化”界定为:“文化, 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不同的文化背景、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文化差异不仅是文化冲突的内在根据, 同时, 它又是文化整合的内在依据。

一、文化何以有差异

对于文化差异的解释, 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种族主义及种族多元论者, 种族的东西如“种族心理”和“民族灵魂”等, 这是与生俱来的, 是先天的、独特的;二是文化相对主义者, 文化是多元的, 而不是单一的, 应该从多元的视角来看待文化;三是泛人道主义者, “所有人类的生活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其差异大都出于偶然。”文化存有差异,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生成环境;二是文化的发展进化。

从文化的生成环境来看, 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发展和变化的, 它必然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人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生产的差异性, 从而导致文化的差异性。因此, 生成环境是造成文化差异最根本的原因。

从文化的发展进化来看, 文化的发展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前进的, “文化的螺旋式发展避开了‘单向度’的形成逻辑而体现了涵容内在否定与自我发展机制的辩证逻辑。”实践是造成世界分化的根源所在, 而这种分化却为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和机遇, 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越发突显出自身的个性。

在当今时代, 文化间存有的差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明显, 在差异中, 我们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 但差异的激烈碰撞也必然导致冲突问题。因而文化差异, 尤其是中西文化差异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中西文化差异及文化冲突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 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经济的反映, 同时, 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而, 中西方文化存有多方面差异。

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偏好于形象思维, 而西方人热衷于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所谓形象思维, 即“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 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 它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 即通常的想象。”形象思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或想象, 例如, 当我们说起某一熟人时, 头脑中就会立刻显现他的模样。而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 即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的思维活动。

中国人偏好综合的思维, 而西方人热衷于分析的思维。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 总是将思考对象的各个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考察, 综合考虑它的各种属性、联系等, 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追求的“天人合一”、“人与万物为一体”等, 将天地宇宙看作是一个整体, 而西方哲学中始终坚持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对立的关系, 他们始终认为自然是人的认知对象, 人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认识自然、征服自然, 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谋发展。

2、价值取向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价值体系, 对于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行为规范、处世哲学的判断标准并不是确定的, 因为它们都在其自身体系内存在合理性。中国人主张谦虚达理、无私奉献, 认为这是一种美德, 且中国人偏于中庸之道, 不愿争强好胜, 主张团结协作, 同甘共苦, 强调集体主义, 在他们看来, 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而西方人崇拜个人主义, 常常为个人所取得成就而感到自豪, 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甚至是野心以及取得成功后的喜悦, 他们做事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独立意识和自我中心意识很强, 依据个人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 并且认为个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鼓励人们创新且不喜欢受限制, 随心所欲, 重视个人自由。

3、行为规范的差异

中国人追求人性的完善, 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做人信条, 它认为, 做官应当公私分明、两袖清风, 做人应当重诚信讲情义;而西方在人性方面追求的科学、民主, 它认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提倡宽容, 但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 提倡提高国人的技能。

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是客观形成的, 是一个国家民族长久的传统, 在当今世界, 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对于这些差异, 我们无法判定谁对谁错,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 对于文化判断应在其自身体系中实现。

然而, 当今社会,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还是导致了各种文化冲突。引起文化冲突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不同文化间碰撞的增多, 存有差异的文化产生冲突。二是, 不同民族为保持自身文化的纯洁性和连续性, 对外来文化的排斥, 从而产生冲突。

三、中西文化整合

对于中西文化冲突, 近代中国学者也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如“全盘西化”“坚守中国本位”等观点, 那么, 现代社会, 我们到底应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冲突?

对于文化差异, 我们更多的是应该采取一种认同尊重、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 在差异中寻找一种协调性, 同时, 我们更应该着眼于培养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 用整合的态度看待文化冲突。

1、积极推动跨文化理解

世界上各个民族间的文化都是平等的, 没有好坏贵贱之分, 因此, 我们应该积极推动不同民族文化形态的跨文化理解。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比较, 建立一种对于彼此都具有借鉴作用的文化价值原则, 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真理, 用这种不带有任何民族文化特色和偏见的真理来解释人类文化。

2、提倡多元宽容

既然我们坚持民族文化个性, 我们就必须承认不同民族国家文化间的差异, 并且要宽容差异, 倡导发展个性, 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人文理念。

3、发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资源

从多元化的角度看,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对于世界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 我们应当积极发掘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使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 进而对世界文化作出独特贡献。

因此, 对待中西文化, 我们应该从多元的视角看待, 不应该盲目的排斥或接收, 应当在差异中找到“一”, 但也不能放弃“多样性”, 也就是说, 在现代化建设中, 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同时尊重中西文化差异, 包容其多样性的存在, 相互渗透、取长补短, 从而达成一种思想共识, 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1]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2]马国泉.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2]马国泉.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3]周忠华, 易小明.原初态与生成性:对文化差异的考察[J].大理学院学报, 2008 (9) .[3]周忠华, 易小明.原初态与生成性:对文化差异的考察[J].大理学院学报, 2008 (9) .

文化名人篇9

档案文化的提出及研究, 起初始于怎样的背景, 什么是主要的推力, 与1987年颁布《档案法》中把各级综合档案馆称为文化事业机构有多大联系, 笔者不清楚。笔者所看到较早有关档案文化探讨的文章如:1990年《云南档案》第3期刊登的《档案是一种文化现象———关于档案的一点哲学思考》, 1991年《四川档案》第2期刊登的《档案文化研究随想》。而在1991年《档案》第3期刊登的《近年来档案文化研究成果概述》一文中, 作者指出了:首先将档案文化作为一词提出的, 是某作者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所发表的《档案文化意识:理性的呼唤》一文。那时, 也还有作者对档案文化的思考与研究趋势作出很高的评价和超前预测, 如1992年《档案》第5期文章《档案文化探析》认为:对档案学理论稍有兴趣的人, 大概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档案文化论”正在悄悄地步入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殿堂, 它的崛起给档案和档案工作展示出一番新天地, 人们也将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刮目相看。可以预测, 档案文化的兴起与成熟, 必将给本世纪末档案学注入勃勃生机, 给21世纪的档案事业带来美好广阔的前景。

的确, 事实证明, 20年前上述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之后的过程直到现在, 档案文化及其建设的研究实践从没中断, 已是被档案部门上上下下广泛认同接受。同样, 这样的探讨活动, 也早有领导专家先后参与进来。如《档案文化建设是一项“社会建脑工程”》、《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文化》、《档案文化的传承需要媒体的参与———以七家档案期刊为例》等论述, 都是专家领导亲自参与研究的例证。近年来, 还有档案部门把《档案文化资源建设研究》作为档案科技项目立项, 或与有关机关联合制定下发如《关于加强档案文化建设, 为创建文化名城服务的意见》文件等。经过广大档案工作者多年不懈探索努力, 档案文化研究已结出硕果, 最直接的就是档案文化建设被纳入了全国和地方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工作任务之中。

笔者在阅读学习时感到, 我们大家对档案文化的认识是在实践和交流中不断清晰深化的, 这个过程的每个个体的认识, 都在或全面、或从某些重要的侧面揭示着档案文化的内涵。如《云南档案》2000年第1期文章《对档案文化的几点认识》, 认为“档案文化是档案管理部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档案工作者共有的价值观、思想作风、精神、行为规范和物质设施中的外在体现”。《海南档案》2008年第2期刊登的《档案文化及其价值浅议》一文指出:“狭义的档案文化一般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 即档案实体文化。由于‘一切文化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物质形态的凝聚’, 因此广义的档案文化, 除了档案实体文化, 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些实体文化成果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中国档案报》2010年2月22日刊登的《我说档案文化》一文说:“所谓档案文化, 就是人们创造并面对和围绕档案所展开的全部生活方式”, “档案是人创造的, 创造了以后还要收藏它、管理它、使用它, 人在这一从创造到使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力、规则、观念、习性等等物质及精神成果, 就是档案文化”。《中国档案》2011年第12期文章《关于社会转型期我国档案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指出:“档案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智慧的主要载体, 其中包括档案资源文化、档案功能文化 (服务文化) 、档案制度文化、档案理论思想文化等组成部分”。《宜宾日报》2011年11月10日刊登的《挖掘档案文化资源, 深化档案文化建设》一文认为:“档案文化是在档案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基础上, 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吐故纳新’的再挖掘、再创造和再升华, 是在挖掘历史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地方文化的过程中的再丰富、再发展”。这里列出多个看法和认识, 笔者认为他们除了在表述上存在不同, 风格各有特色, 以及更全面概括和重点概括区分以外, 其根本所指趋同, 涵义大体一致, 都包含了档案文化是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记录、管理、使用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有价值信息的现象或行为的意思, 笔者认为这应是档案文化的基本内涵。如果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 把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什么政策制度、什么理论方法、什么道德规范来驾驭约束这一现象或行为都包括进来, 那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和范围所指的档案文化的总和了, 或说这些的总和就是此时期和范围的档案文化。简单地说, 档案文化就是记录文化的文化, 再简单就是记存文化。我们这里有两点可认定, 一点为记录历史的行为和现象不会停止, 而如何规范则是可以改革改变的。第二点档案文化源于社会, 主导于国家和政府, 又为全社会共同遵循。

这里, 笔者还得到启发认为, 一是应把档案文化同档案记载内容所代表或反映的文化区别开, 不然就会不论什么文化都成了档案文化。说档案文化丰富可以, 但档案文化丰富如果包含指档案内容浩瀚丰富就有不妥。区分此文化不是彼文化, 要看他 (它) 的角色作用如何。假如某批档案完整地记录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 那它既不是档案工作者创造的, 也不是档案创造的, 它是另一个群体的人创造的, 是此种文化形成在先, 档案生成在后, 而档案人员只是档案的管理者, 用档案文化概括它, 就反映不出该文化的本来特点。那么, 如何理解档案文化资源 (笔者在2012年2月15日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报告中没见到) 的提法呢, 它或理解为档案文化的资源, 或档案的文化资源, 如果把档案文化资源等同于档案资源或档案信息资源表述就可不用, 尽管档案的生成方式和管理利用方式全过程都需要文化技术, 都离不开文化支撑, 这样做可减少理解上一旦产生的不一致。二是应把档案文化同档案机关文化、机关建设要求区别开来, 如以前常说的在档案部门工作中形成的兢兢业业、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以二、三流工作条件创一流工作业绩的风貌精神, 这虽值得提倡, 但可不统统认为是档案文化的必要组成, 搞档案文化的全之又全, 包罗枝枝节节。当然, 这只是个人学习心得而已, 不定成熟。

中央《决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 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 还要求“文化领域各部门各单位要自觉贯彻中央决定部署, 落实文化改革发展目标任务, 发挥文化建设主力军作用”。由此, 档案部门不论认为是否属于文化领域的部门, 都应该积极主动加入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中来。要弄清档案文化内容、性质和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家庭中的地位、责任与任务, 弄清档案文化与各种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正确对待自身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作用, 增强档案文化自觉自信, 在档案工作服务各种文化建设中传播档案文化, 在传播创新发展档案文化中扩大和加强档案事业, 使档案工作紧紧跟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流。

摘要：通过学习可以加深对档案文化的认识, 也才能更好地建设档案文化。此文化不是彼文化, 根本区分在于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