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产业（精选十篇）
内生产业 篇1
1.1 基本理论
迈克.E.波特认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1]。产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硅谷和128公路电子产业集群、德国的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产业集群、法国的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使产业集群成为各国政府和区域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中关村电子产业集群、福建的运动鞋产业集群、江苏的纺织品产业集群等的迅速发展以及这些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也己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Hi-Tech Industrial Cluster)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大量关联密切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与之相关的公司和机构集合的现象[2]。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实质是一种区域创新系统,它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高科技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机构等要素构成。高新技术企业往往以“积聚”的方式集中布局,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各国各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如美国的“硅谷”、日本九州的“硅岛”、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以及中关村等高技术集群。
1.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特征
从产业集群理论以及各国的实践来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一般产业集群的地理特性、相关产业特性和建立在地方网络基础上的产业体系特性,还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性。其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企业不断衍生的速度更快,新老企业的更替与融合更频繁,企业集成创新能力更强。
2)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知识的外溢性显著,主要是缄默知识或编码知识,也即非正式交流突出,同时,新知识投入很大。
3)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的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的流动更加频繁。与科研机构、大学等知识创新源的关系紧密,也是风险投资机构主要集散地。
4)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多是多样化的差异性产业集群。
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生增长的机制分析
从组织创新角度而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较强生命力和创新力的企业间新的组织形式。它可以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避免它们的比较劣势,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2.1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自创新优势
1)丰富的创新资源。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由企业、知识性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等组成的一个网络空间组织,这样,知识性生产机构生产的各种基础知识和技术研究成果就为群内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新技术产品需要多种技术的融合和交叉繁殖,只有当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相关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相关企业进行融合,共同发挥协同效应时,才能发生技术创新过程。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就是一个众多相关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相关学科进行协同创新的整体,它们为技术的融合和交叉繁殖提供了基础[3]。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增加了创新的机会和灵感,使集群内企业能更方便地接近市场,了解市场的需求变化和顾客的消费偏好,有助于形成新产品的概念,丰富了产品创新的素材,提供了容易捕捉的创新机会。
2)有效的学习机制。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有效的集体学习机制可以提高集群整体创新的效率,是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的催化剂,它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成长机遇。产业集群中,不但高度扩散和抽象的科学知识非常普及,而且扩散程度和抽象程度较低的知识也一样相对非产业集群丰富。也就是说,产业集群内创新技术的供给者和接收者共享一定的共同知识和技能,知识差距不大。这就决定了集群内企业间的学习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高新技术企业的集群使得企业所拥有的一些意会性的知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企业间联系程度的紧密而逐渐变成显性的、可编码的知识。因为地理上的临近使人们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接触,除了工作接触外,非正式的社交性往来普遍流行于聚群内,人们的这种频繁接触加快了思想与信息的流动,也自然加快了创新的速度。
2.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优势
1)速度效应方面。
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与非集群发展相比,可以使其中的企业获得明显的速度优势。一般情况下,一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企业,往往会因其惯性大而缺乏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而在一个高技术产业集群中,一批专业化的供应商的存在,使得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柔性生产方式能比较容易得以实现而保持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增加了企业决策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减少决策与行动之间的时间延迟,缩短项目的起动时间、加快创新速度。这种柔性方式同样地表现在企业的研发上,如当遇到机遇时,企业可以迅速地以虚拟组织等形式在集群内整合其它企业或其它实体的科技资源进行攻关还在最快的时间内推出新的产品[4]。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集群内,经济主体之间因同一的社区氛围而易于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相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引导下,人们彼此容易达成共识和信赖,这将加快新思想、信息的流动与扩散。
2)成本方面。
集群内企业呈现相对的地理空间布局,分布密度高,可以充分利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优势,实现在相同供给水平下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均使用成本的降低。不仅为企业带来基础设施共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且有利于专业化协作的开展,信息交流与传播和交易费用的降低。集群区域内企业相对集中,它与功能发达而完善的专业市场共存,使企业容易通过市场的变化灵敏捕捉各种最新的市场技术信息,丰富人际渠道,将信息高效传播,使企业搜索信息的时间和费用大大节省,有利于企业的生产贴近市场,甚至超前于市场。集群内部各种不同形式的专业化企业只是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相互之间形成了高效的分工协作系统。由于这些企业处于同一区域,有利于降低企业之间的配套产品的采购、运输和库存费用以及人才招聘成本。
2.3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扩散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与外界存在着广泛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它是一个由众多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及机构近距离集聚起来的系统,具有强大的吸聚作用和影响力,会促使群外各利益相关者纷纷慕名而来,使群系统就像一个大集市,各种人员和物资来来往往,系统和外界的交流异常频繁。一方面群内企业间的协同竞争关系,促使群内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术不断涌现,知识更新和技术更新速度快,技术换代快,促使系统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另一方面群内企业间剧烈的竞争以及集群的巨大的吸聚作用,使得一些不能适应环境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又吸引很多新企业不断加入,使得群内企业的数量和个体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5]。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垂直技术关联关系,即由上游企业的创新技术向下游企业扩散;另一种是水平技术关联,即由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间相互模仿形成的联系。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其他的非正式互动关系成为知识流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由于这种技术关联性,一项创新技术或新产品出现后,会在不同企业,甚至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扩散,导致集群内其他企业利用或模仿这项新技术进行相关的创新。
从R&D投入总量来看,美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对科技的投入总量也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如图3所示,2004年,美国R&D投入3 125亿美元,是日本的2.14倍,是中国的13.13倍,是俄罗斯的35.5倍。目前,就世界上各国科技投入总量来说,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2004年的R&D投入为238亿美元,总量。虽然中国按全职统计的科研人员数量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由此计算的人均科研经费却处于世界上较低水平,2003中国研发人员平均科研经费只有1.7万美元/人年,虽然高于俄罗斯,但只有日本的1/9,只有韩国的1/5(如图2)。
资料来源:文献[3]
另一方面,各国R&D经费增长速度普遍不稳定,2004年,俄罗斯R&D增长率达到了60%,而到2005年,其增长速度变为-6.81%。在科技部统计的8个国家中,2004年中国R&D增长率为27.96%,韩国为21.6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9.80%、7.83%。究其原因,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大,科技投入基数也较大,因而增长率较小,但增长的绝对数仍然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起步较晚,科技投入需要十分迫切,加之前期基数小,所以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是情理之中的事。而韩国科技投入的高速增长,显示了其建立亚太地区科学研究中心的强烈愿望。
就一个国家的R&D投入强度而言,日本和韩国比较突出。如图3所示,日韩两国的R&D投入强度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各国,2004年,日本为3.13%,韩国也达到了2.83%,美国略少为2.68%,而中国这一比例只有1.23%,虽然与上个世纪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与发达国家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2 科技投入资金来源的国际比较
科技创新资金的两个主要来源渠道是政府投入和企业自身资金投入。据此,国际上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投入模式:一是政府主导型投入模式;二是企业主导型投入模式;三是多元化的投入模式。
2.1 我国科技投入资金来源分析
中国科技投入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财政拨款是科研开发的唯一资金来源。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各国在国际社会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巨大的耗资客观上要求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中国政府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削减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支出,同时鼓励企业和民间机构积极投入科技创新。从表2中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政府科研经费投入、企业自筹资金投入二者的比重维持在30%和40%左右,企业投入与政府投入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互为补充。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的科技投资活动进一步增加,到2006年,政府资金投入比重为23.10%,企业自筹资金比重达到65.52%,金融机构投入也有明显下降,其他民间资金开始踊跃地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目前,企业当仁不让地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文献[2]
2.2世界科技投入资金来源比较
2.2.1 政府主导型投入模式
由于科技创新是公益性较强,外溢性较大的科学活动,相对于私人来说,国家拥有丰富的人才和技术力量,科技投入以政府投入为主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必须经历的阶段。政府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拨款,即国家财政预算内安排的科研经费支出,另一种是间接投入,即国家通过减税让利等各种优惠政策,将本应上缴财政的部分资金留给企业或科研机构使用。德国、美国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科技创新活动仍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采取这种模式,比如在拉美国家,各国政府特别是联邦和中央政府一直是科技研究和开发经费的主要提供者。虽然政府所提供的经费占该地区研发经费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政府科技支出占科技总投入的58.2%[1],仍占据绝对优势。
2.2.2 企业主导型投入模式
采用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国家是日本。目前,日本企业的研究经费占该国总研究经费的3/4左右,这个比例在世界上是很高的,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民间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对加强研究开发具有很高的积极性。早在1960年,日本政府负担的科研经费比例就只有32.5%,而民间负担经费高达67.5%,且以后一直在70%以上[4]。大多数发达国家企业自筹资金投入占科技投入总量的比重都在60%以上,韩国达75.2%,美国为70.1%[5]。此外,我国目前也处于企业主导型的投入模式.
2.2.3 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模式
企业和政府科技投入占科技投入总量的比例都在50%以下的处于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模式。西欧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属于这一模式。2003年,加拿大政府和企业科技投入总量分别为55.79亿和99.52亿加元,占科技总经费的24.9%和44.42%。在加拿大,外国投资R&D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占该国R&D经费的11.7%[6],另外,高等院校也是科技研发投入的重要力量。此外, 2003年英国政府投入比例和企业投入比例分别为40%和30%,法国为50%和40%,在澳大利亚两者比例都在40%左右[5]。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国外投资和民间风险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大,成为科技资金的重要来源。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国家也比较重视政府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3 科技投入结构的国际比较
按科技经费执行主体分,可以分为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其他私人组织或部门。这一划分是为了说明科技经费资源在各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一国经费的主要用途与科技发展趋势。按科技经费的研究类型分,又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基础研究是对新知识、新理论的探索,其成果不但能扩大科学理论领域,而且对于应用科学和生产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应用研究是把基础研究发现的新知识、新理论用于特定目标的研究,它是连接基础研究与开发研究的桥梁。开发研究又称技术开发,是把应用研究的成果直接用于生产实践的研究。这三类研究只有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合理结构,才有利于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使科技活动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世界各国R&D经费在这三类研究中的分配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不同,并且和经费执行主体的行为密切相关。就一般国家而言,高校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开发研究主要在企业研究部门进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应用研究。但也并非绝对是这种情况,有些国家的科研院所也从事基础研究,而在高校和企业、研究所进行合作研发时,高校也参与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对一国来说,某一科技经费执行主体所拥有的科技资源比其他主体丰富,那么,科技经费自然流向这一主体,这一主体从事的研究类型就能获得相对于其他研究类型较多的经费。
3.1 我国科技投入结构分析
从经费执行主体来看,2000年以前,科研院所和企业获得的经费比例几乎相当,但总的来说,科研院所经费有下降趋势,而企业获得的经费比例上升较快。到2000年,两者的经费分配比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企业拥有经费总额的60.3%,而科研院所则下降到28.8%,前者的上升和后者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目前。2005年。企业的经费比例已达68.4%,而科研院所只有21%。相对而言,高校获得的经费比例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10%左右,期间升降幅度不太明显(表3)。
资料来源:文献[3]
在我国,对于每个经费执行主体来说,都包含了三种研究类型,但各有侧重(如图4所示)。企业进行开发研究的比例占91.6%,也进行较少的应用研究,比例只有7.5%,而从事基础研究的部分少之又少,可以忽略不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分配比例为11.3%、34.4%和54.3%,其中主要偏重开发研究。高校在三种研究类型中进行应用研究的经费比例最高,为51.6%,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比例相当,分别为23.4%和25.0%。此外,高校分配在基础研究中的经费比例是三个执行主体中最高的。从整体看,我国R&D经费投入的优先顺序是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
资料来源:文献[3]
3.2 世界科技投入结构比较
从经费执行主体的分配结构看,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是R&D经费的主要执行者,大多数国家重要的研究力量在各国高校,典型的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而类似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一些国家,科研院所是继企业之后又一重要的研究执行主体[3]。从研究类型来看,(如图5)除法国等国家以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经费主要都用于开发研究,比例都达到了60%以上。法国在三种研究类型的经费分配上比较平均,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比例分别为36.2%和39.7%,基础研究经费占24.1%,是所有统计的国家中最高的,其他国家的基础研究比例一般都在20%左右,最低的日本在2003年也达到了13.3%。大多数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都接近1:2:5,其中美国开发研究只是基础研究的3倍,法国开发研究经费还不到基础研究的2倍,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基础研究费用相对较高,导致开发研究费相对较低。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间的比例关系为1:3.5:13,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过低,只占总经费的5.7%,而开发研究经费高达74.1%,是基础研究的13倍,这一比例甚至大大超过日本和美国,反映出我国对与生产联系密切的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视以及“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战略方向。但是基础研究薄弱将直接导致我国的科技发展后劲不足,没有新领域的拓展,开发研究的一味提高只会使重复研究增加,而创新能力减弱。
资料来源:文献[3]
4 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先进国家科技投入实践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科技投入的特点,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
4.1 我国需要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水平
目前,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国家战略。欧盟正在致力于建立欧洲统一科研创新体系,明确要求各成员国到2010年将研发投入增至GNP的3%;韩国计划到2015年,要建成亚太地区主要的研究中心;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要在2010年以前,使R&D投入强度达到2%[7]。我国目前的R&D投入强度只有1.41%,人均R&D投入水平也比较低,在总量和相对量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想要进入科技强国的行列,还需要付出长时期的努力。因此,我国在时刻紧盯国际科技发展的产业趋势和动态的同时,需要不断增加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
4.2 我国应建立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模式
科技投入采取哪一种模式,取决于这种模式能否与一国经济发展体制相适应,如果适应,则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我国目前处于企业主导型的科技投入模式,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企业投入科技创新活动存在着巨大风险。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模式则可以较好地分散风险,避免风险积聚到同一主体。国际上采取多元化投入模式的国家,其民间的科技投入和境外的科技投资都很活跃,而且相应地,政府投入占比也较高,政府也分担了部分风险,并且起到了科技投入导向作用。多元化的投入模式正好符合我国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外资大量涌入、企业和民间经济发展迅速,但风险防范能力比较薄弱的现实情况。这样看来,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模式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我国应该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积极鼓励多元化的私人投资,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4.3 我国应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我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投入比例分配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这是因为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器,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后续力量,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发达国家虽然也将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开发研究,不过其基础研究比例也一直保持在20%左右,并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说明很多国家都已充分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基础研究的商业性不强,大多数国家都由政府承担,所以,基础研究的比例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科技导向。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及执行主体上类似,即科研机构和大学都进行基础研究活动,政府不仅提供大部分的基础研究资金,也承担大部分的大学研究经费,然而结果迥异,中国的基础研究比例严重偏低,只有5.7%,而美国的基础研究比例达到近20%。如此大的悬殊是由于我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更愿意进行应用研究或开发研究活动。而在美国,由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激励机制的充分渗透,科学界和产业界对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都比较高,这也是美国能够在众多领域掌握尖端核心技术,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的原因之一。因此,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我国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关键。政府应加强对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科技创新活动主体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
4.4 政府应鼓励私人投资科技创新,不断完善科技投资环境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还是科技投入的主要来源,这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本规模太小,无法承担科技创新的任务,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民间科技投资的力量很强大,政府除了对公共领域的科技创新进行投入外,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科技软环境建设,如制定科技政策、完善激励制度等。
我国在私人科技投入领域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并非我国民间资本不够雄厚,而是我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建设不够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著作权制度、计算机软件保护制度、专利制度、农业化学物质产品和药品行政保护制度、商标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等六方面内容,而缺乏对技术创新中间阶段成果保护的详细规定,尤其存在对伪造、盗取技术成果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大的问题,所以,对一些私人部门或国外投资者来说,政策风险比技术风险更大。虽然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企业是科技投入经费的主要来源,但都是一些规模较大并且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企业,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并没有科技研发能力,有经济和科研实力的私人部门又不愿冒政策和技术的双重风险。因此,我国一方面应该对私人部门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行风险补偿,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科技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使科技创新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增强私人投资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我国科技投入资金的来源渠道,又可以提高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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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无线互联产业的内生性秩序 篇2
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写过一本著名的哲理小说《蝇王》，说的是未来的一场战争毁掉了人类的和平。一群孩子乘着飞机逃离战火，不想飞机失事，孩子们被困在了一个荒岛上。最初孩子们齐心协力，共同应付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但在一片陌生的、远离规范制约的土地上，人性恶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孩子们最终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一、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片陌生的、没有规则的土地，从瀛海威的艰难起步，到新浪搜狐的上下求索，慢慢地，终于发展成了拥有数十家海内外上市公司的巨大产业。可是，曾几何时，互联网领域从艰苦创业、模式创新逐渐变成了眼球经济和烧钱，又逐渐堕落到相互抄袭、恶性竞争、侵犯知识产权……
比没规则更糟糕的是有人能超越规则。
无线互联网原来是电信运营商后花园，连名字都叫“移动增值业务”，做无线互联的公司叫移动增值业务提供商，简称SP。2000年12月中国移动推出梦网创业计划，正式向SP打开了大门。移动增值业务的市场潜力令所有人感到惊讶：新浪、搜狐等互联网企业靠移动增值业务摆脱了在纳斯达克被摘牌的危险；空中、灵通、TOM、华友等一大批专注无线互联的企业迅速在纳斯达克上市……但问题也紧跟着来了：欺诈用户、强制订购、自消费等问题层出不错，手机成了吸费、扣费的陷阱，移动增值业务也慢慢变成了过街老鼠。从2006年开始，政府加强了对SP的监管力度，要求移动增值业务的订购执行“二次确认”制度，移动增值业务的市场不可避免地迅速下滑。
10年过去了，回顾这段移动增值业务市场大起大落的经历，我们看到，梦网的迅速崛起，最大的原因就是有明确的规则制定者——中国移动，也有清晰的规则——“梦网创业计划”。而梦网的迅速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梦网规则被超越：各种有背景、有关系的人发现了这块利益巨大的蛋糕，纷纷找上门来，规则对这些人毫无约束力；同时，运营商发现了自己在移动增值业务市场中的强大主导力，一边做裁判员，一边做起了运动员。
运营商对无线互联的控制力确实强大，其间虽然有Free Wap和客户端企业的努力，但终归难成气候。是iPhone和紧随其后的Android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iOS和Android大大降低了开发门槛，而有了AppStore，开发者再也不用费力去敲运营商的门了。
但是苹果公司也不是那么透明和通情达理的。立足中国为国外的iPhone用户提供游戏社区服务的公司木瓜移动就遭到过苹果公司的粗暴对待：没有理由、没有提醒的产品突然下线。木瓜移动的总经理沈思飞到美国，想尽办法见到了苹果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得到的仍然是坚持下线的决定和模棱两可的理由。木瓜移动被迫转战当时规模尚小的Android市场。而就在木瓜社区在Android市场初见起色时，木瓜移动又莫名其妙地收到了重回AppStore的邀请。
幸而在中国iPhone只是小众，在中国的无线互联市场，真正具有巨大潜力的是Android市场。而Android的开发者谷歌公司对应用开发者的认证和监管并不严格。
二、公平
开放的环境有了，但开放不等于有序，要在没有主导者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产业环境并不容易。从无线互联的角度，要顺利地把优质的应用和服务提供给用户，需要以下三个层次的共同努力：
承载层：即运营商提供的接入和带宽保障。运营商一贯把无线互联视为增值业务，强调的更多的是对基础话音业务的保障，现在虽然对无线互联业务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但仍然远远不够。
功能层：无线互联和传统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清晰的功能层，在传统互联网领域，运营商做好承载，其他所有的功能实现都是由应用提供商自己解决，而在无线互联领域，对功能提供、特别是联机功能提供的要求大大提高，基本不可能由应用提供商完成，因此传统上是由运营商负责提供的。但由于运营商的体制限制，其功能提供往往不能很好地支撑应用提供商的需求，因此无线互联的开放环境催生出了一大批包括搜索、支付、定位、版权内容等向第三方提供标准化的开放调用的功能接口（API）的功能提供商。
应用层：无线互联是创新者的天堂，因此无线互联的应用开发者往往是比较小的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和满足用户需求，但技术难度往往成为创新的限制，因此，如何降低技术门槛，是无线互联应用繁荣的重要前提，比如，有了更多的可供开放调用的第三方功能，应用开放者就能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应用。
由于这三层之间必须相互协作才能完成业务提供，为了争夺产业链的控制权或者为了更多谋利，公平问题也更容易在各层之间暴露：
承载层和功能层、应用层之间
承载层和功能层、应用层之间最容易出现的是网络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的问题，这在国际上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而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立法的保护，例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在2010年底以三票赞成二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旨在保护网络中立性的新规则，其核心内容包括：
1、透明化：无线和有线宽带服务提供商必须公开其网络的管理和经营情况。
2、保障服务：固定宽带服务提供商不得屏蔽合法内容、程序、服务，不得伤害他人的设备；移动宽带服务提供商不得屏蔽合法网站，或与其语音、视频服务相竞争的应用。
3、反歧视：固定宽带服务提供商不得对合法网络流量进行不合理的歧视，价格歧视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中国运营商在基础通讯中的垄断权利延伸到了互联网领域，歧视现象并不罕见，例如某运营商以自己的带宽保障和某应用提供商合作搞宽带视频服务。随着无线互联市场的开放，运营商与无线互联应用提供商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渐暴露，希望中国在这一领域能加快研究、加快立法。
功能层和应用层之间
在为中国移动做咨询时，我曾经和中国移动的朋友戏称，移动梦网就是个“垃圾填埋场”，对开发者来说，与其花大精力开发一款肯定会被淹没的精品业务，不如多开发几款应用、多占几个位置，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产生了。这也是移动梦网后期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iPhone的AppStore还是谷歌的Android Market，问题仍没根本解决，只是由于有了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无线互联应用多了一个有效的推广渠道，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缓解。
但是，威胁着无线互联产业良性发展的，是梦网后期暴露出来的另一个大问题：当移动梦网成了代收费通道的时候，很多借助梦网收费的非法业务——比如黄色网站——开始出现。虽然运营商对合作伙伴的资质审查越来越严，对合作伙伴的内容监督越来越细，但问题似乎仍然存在。也难怪，提供代计费功能的运营商就相当于银联，如果要银联来保证刷银联卡售出的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没有缺斤短两，谁都知道确实有难度。
三、信用
在运营商对产业的控制力明显减弱的开放的无线互联时代，能不能自己建立起来大家都能够自觉遵守的内生性规则呢？面对未来，我们仍然有充分的信息。因为行业秩序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大家都有意愿自觉遵守的信用系统。
接口开放：因为各层之间存在交叉调用的关系，如果接口采用私有标注，那么大的功能提供商就容易形成对应用提供商的垄断优势，短期看是功能提供商获利，长期看这样做会扼杀创新，对功能提供商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在积极协调各家功能提供商采用标准的功能接口向应用提供商开放。
信息透明：信息透明是信用体系建立的前提，幸而在无线互联环境中，只要接口开放这一条件可以满足，就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即，从开放接口中自动生成可供产业链各方开发查询的数据，尤其是各家企业经营的信用情况。
内生产业 篇3
关键词：制造业,产业集群,专业化,知识外溢,内生经济增长
引言
当前, 产业集群己经成为一种较普遍的区域经济现象, 如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群硅谷与128公路;意大利北部的纺织业、瓷砖业和食品业等传统产业群;德国斯图加特的机床产业群和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群等。在我国, 则有中关村科技园区和浙江、广东两省内有极强本地特色的专业乡镇产业等。我国制造业有着典型的产业集群特点, 体现在大量的工业园区和加工基地。这是由于我国还处在劳动和资本密集的加工制造业大国决定的, 形成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是我国的发展方向。
衡量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 但国内外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所以, 近年来产业集群的发展周期规律、演化动力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我国是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制造大国, 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越来越壮大, 同时,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高度重视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群出现了明显的集聚现象, 许多具有“弹性专精”的新产业区正迅速成长, 并己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各级政府正积极探索制定产业升级转型政策, 促进区域产业集群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而这些都迫切需要理论指导。
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概述
我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 主要靠劳动力资源优势获得竞争力;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很多制造业开始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引进了世界一流装备, 使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现在, 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材料可以推动整个制造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进行升级。而制造业的提升和创新, 主要依托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衍生效应, 推动技术创新, 从而带动整个制造业的提升。
制造业的发展是其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而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又是制造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东强西弱”的特征十分明显, 并呈强化趋势。尽管地区制造业产业集中度高低不同, 但东部沿海地区在大多数产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 产业集群特点已十分明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胶州半岛已成为电子、家电、纺织等产业的全国性生产集聚中心。[1]而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一方面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 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可以看出, 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对整个经济都有着带动效应。
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内生增长因素分析
1. 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一般特征
(1) 空间接近带来的聚集经济。我国制造业各集群的空间集聚范围有一定差异。钢铁、机械装备制造集群, 汽车制造集群和石油、化学加工集群的空间集聚范围明显超越县域和市域, 电子、通讯制造集群的集聚范围在县域和市域尺度同时存在, 而棉毛纺织服装制造集群集聚范围主要在县域。[2]同时, 各集群的集聚程度也存在差异, 电子、通讯制造集群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集聚程度最高, 汽车制造集群集聚程度较低, 其他集群则为中等水平。这种大量相关产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 能够产生广泛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如使产业集群降低交易成本, 共同利用基础设施、原材料、公共信息资源和市场网络最终带来收益递增;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 加快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扩散。
(2) 弹性专精。产业集群是伴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演化而诞生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技术复杂性的提高, 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生产技术, 而分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3]同样, 对于产业集群中的主体企业而言, 也不可能有效率地生产全部所需的产品, 一定程度上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浙江省大部分制造业产业集群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 从这些集群所属的产业看, 纺织、服装、塑料、五金、纸制品、玩具等传统产业占了绝大多数。其中, 温州市的皮鞋制造业集群企业数量最多, 达到1352家, 萧山区的羽毛 (绒) 制品业集群、东阳市的粉末冶金制品业集群、以及余姚市的其他日用电器制造业集群最少都达到100家。这些一定区域内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联系, 这种特定的关系中隐含着纵向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现象, 通过纵向专业化分工和横向经济协作, 实现弹性专精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而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引起的交易费用问题, 由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地理邻近性和集群内部形成、具有特色的本地文化网络特性, 能使交易费用大大减少, 从而使整个集群的交易效率上升。
(3) 学习和创新性。目前, 我国正大力发展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例如苏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受益于大量国际资本的持续进入。在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集群效益显著。除此之外, 我国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市, 生产用于计算机硬盘驱动器集成的读写磁头, 其产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计算机键盘产量占到16%。在这些产业集群内, 人们之间在经常的联系和互动过程中有利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传播。根植于集群内共有的背景知识、圈内语言和交易规则, 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靠性。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的信任, 理解和相互合作, 既能有效地防止各种机会主义行为, 又促进知识的流通和扩散, 包括明晰的知识和大量的隐性知识。专业化聚集产业可以带来知识的溢出并且根植于集群内, 能营造出有效的经济运行环境和创新环境。
2.产业集群因素的内生增长动力分析
我国制造业集群呈现从低级到高级和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化趋势, 也存在从萌芽—产生—发展—成熟—衰弱的生命周期。产业集群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 以及文化和创新环境的影响, 促进集群内部新企业的衍生, 具有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 从而使集群的规模不断扩张, 竞争力持续增强, 形成一种“因果累积”的自我加强过程。[4]这种自我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内生增长的过程。产业集群的内生增长过程见下图:
(1) 集群专业化的内生增长动力。专业化可产生资本的积累。产业集群具有的地理邻近和专业化特点, 可以使企业大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交易费用, 共用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共享。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演进, 各个企业之间的物质交流愈加频繁, 特别是一些大型复杂机械设备的专业化, 能够起到生产资本积累的作用。产业集群能够形成是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有效流动性。产业群内同类企业的集聚, 意味着更多机会和较低的流动风险, 从而带来专业人才的集聚, 企业为寻找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所付出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大为降低, 同时也节省了相关的培训成本。劳动力在产业集群区域内企业间自由流动, 企业内部劳动力交流频率和流动比率的提高, 有关市场、技术、产品以及其他与竞争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区域内大量积累并迅速传递, 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可见, 产业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共享, 能够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
(2) 集群内知识和技术外溢的内生增长动力。在集聚区有相对单一的核心产业, 人们有相似的工作经历和知识背景, 产业中的技术、市场成为人们乐于探讨的话题, 又具有便利的交流场所和时间,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会形成区域内技术网络、交易网络和社会网络的有机结合, 从而为区域非正式交流的有效性创造环境。一些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集群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集聚是相互促进的。科研机构人才集中, 知识储备丰富, 相关研究设备齐全, 容易获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资金支持, 并且承担着大量基础科学和核心技术的研发, 在创新活动、信息和技术的传播有重大作用, 并能够产生技术和知识的外溢。知识溢出是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知识溢出的深入研究中发现, 由知识溢出带来的创新活动, 具有在空间地理上高度聚集的特征, 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主要发生在产业和经济活动聚集的地区。人口和产业聚集的密度越高, 知识外溢的效应就越强。通过产业集群和知识外溢可以更明了内生增长的发生过程, 了解收益递增的源泉。对集群中知识外溢的研究是将知识外溢模型化, 主要有以下两类:
第一类, “马歇尔-阿罗-罗默外部性”即MAR型外部性。MAR型外部性主要考察同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知识外溢, 认为同一个产业的企业聚集有益于企业之间知识外溢, 并由此带来产业的增长, 通过企业间劳动力的流动, 创新将很快被临近的企业吸收。马歇尔最早应用这种外部性分析城市经济, 他认为城市同一产业的集聚有利于知识溢出, 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阿罗把这种思想理论化, 并用外部性揭示了知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后, 罗默[5]用该外部性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 并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理论。MAR型外部性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即强调行业垄断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垄断的力量能够使知识生产者拥有创新的独占价值。然而, 行业垄断限制了知识的流动, 只有通过把外部性内部化, 即通过知识共享, 才能够实现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
第二类, “Porter型外部性”。波特[6]提出了一种类似MAR型外部性的理论, 同MAR型外部性一样, Porter型外部性认为, 专业化、地理上集中产业的知识外溢促进经济的增长。不同之处在于, 他认为是地方的竞争环境促进了创新的交流和吸收, 而不是垄断。垄断者缺乏市场压力, 企业管理者不愿意进行风险创新投资。外部效应只有在产业专业化, 且具有竞争性的聚集环境里才有可能实现最大化。
我国制造业的内生增长模型——基于产业集群因素
1.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后的经济学家更加深入地研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根本问题, 本质的区别是假定技术A是内生的。主要有两大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 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 第二类观点重点集中于人力资本的作用。本文主要基于罗默的增长研发模型理论, 他认为在经济增长中, 具有非竞争性的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模型中, 涉及四个变量:劳动 (L) 、资本 (K) 、技术 (A) 和产量 (Y) 。两个部门:研发部门和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使用了比例a L的劳动力和a K比例的资本, 其余的劳动力和资本用于产品生产部门。其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1) 式中, 在技术给定时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是不变的。新知识的生产A (t) 取决于用于研发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以及技术水平:
(2) 式中未假定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 因此, 完全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的可能。
2. 基于产业集群的制造业内生增长模型
(1) 基本条件假设。产业集群, 指的是具有地理邻近和产业关联性的大量相似企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由前文对制造业集群的理论分析, 可假设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以后, 就具有一种“集聚力”, 可以带来专业化、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 形成独特的社会资本, 促进创新活动, 最终为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本模型包含4个变量, 即区域生产总值Y (t) , 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要素投入、资本K (t) 和劳动L (t) 、以及集聚力C (t) 。集聚力是一个综合作用力, 可以对两种要素资本K (t) 和劳动L (t) 的生产效应同时产生影响。
(2) 基于产业集群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结合内生增长模型和假设条件, 可以构建C-D函数形式的包含集聚力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集聚力因素同时对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产生持久影响。由产业集群的自组织演化性可知, 集聚力可以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而自我强化, 并使要素边际报酬产生递增的效应 (α+β>1) , 使区域经济呈现内生化增长。即在资本和劳动投入同时扩大的时候, 由于集聚力因素C (t) 的作用, 要素报酬产生递增效应, 使得其带来的经济增量大于原来的倍数。同时定义集聚力模:
(4) 式中:SL (specialization level) 为专业化水平, KI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为知识与创新。专业化水平 (SL) 可定义为, 该地区中制造业各行业的就业规模在地区总体就业中所占份额与该行业在全国总体就业中所占份额之比。知识与创新可通过R&D支出和专利数量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该模型认为, 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除了取决于传统上广泛认可的两种投入要素资本K (t) 、劳动侧L (t) 之外, 产业集群衍生的集聚力因素C (t) 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集聚力本身是一个包含多个子因素的综合作用力, 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进步因素A (t) , 已变成了集聚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结论
产业集群使得集群内企业相比集群外企业而言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从而能进一步吸引群外企业的加入。同时, 自身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不断累积强化, 又强化了弹性专精和技术知识的进步, 最终表现为经济的内生增长。因此, 建立和培养适应地区发展的产业集群, 有效发挥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和知识外溢的衍生效益, 即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集群, 是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的一个必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徐康宁, 冯春虎.中国制造业地区性集中程度的实证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01) .
[2]吕卫国, 陈雯.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及其空间集聚特征.[J]经济地理, 2009 (10) .
[3]杨小凯, 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4]惠宁.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其新发展[J].管理世界, 2010 (11) .
[5]ROMER P.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S5) .
内生动力促节能 篇4
力争能源管理零缺陷
王平所在的公司隶属新兴际华集团旗下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棉纱、布、家纺制品、服装生产和销售等业务。作为全国棉纺行业20强，近三年来，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水平均保持了稳定增长，其节能减排成果则更是喜人。
王平向《纺织服装周刊》记者介绍称，为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力度，公司成立了由总经理任组长，动力部部长任副组长，各相关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并在动力部设立“节能办公室”，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和统计人员。可以说，三五四二的一系列举措让企业形成了领导到位、组织到位、精力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齐抓共管的节能管理体系，确保了节能减排工作的有序开展。
据悉，为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使节能工作做到有章可循，公司还制定了《能源管理制度》，规定了目标、组织机构、各级岗位职责、工作要求以及考核标准等，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部署。
“每年年初、年中我们均会修订一次《能源管理制度》，使之不断合理和完善。”据王平介绍，修订后的制度会及时在公司内部办公网上公布，方便各车间随时查阅，使各车间在进行能源管理时有的放矢。同时，动力部还将各车间的用能情况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并及时将检查结果和考核结果公布上网，力争做到能源管理零缺陷。
除了能源管理制度，每年年底，三五四二还会根据上年车间各工序的能源实际消耗，编制下年的《能耗定额表》，表中各项定额均细化到每一个月，能耗上会比上年同期有一定降幅。另外，在生产中还依据《年度生产计划预算表》中棉纱、棉布的产量及《能耗定额表》中的定额，编制《年度能源消耗预算表》，对下年的能源消耗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建立奖惩机制，在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王平说，公司每月根据各车间能源消耗实际情况，对照《能耗定额表》和《能源管理制度》的考核规则，制定了《能耗考核表》，对各车间各工序的能源消耗进行奖励和扣罚，并促进各单位积极节约能源、抵制浪费。
同时，及时进行月度、季度和年度的《能源消耗情况分析》，就各车间能耗定额完成情况、万元GDP能耗完成情况、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等情况逐一分析，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以便对各车间的能源消耗加以有效的控制。
根植“点滴做起”责任理念
“践行节能低碳，建设美丽家园”是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主题。而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节能减排的基本国策，三五四二也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组织策划，广泛开展了节能宣传活动。
比如党群工作部在公司门口悬挂了“践行节能低碳，建设美丽家园”的巨大横幅，让广大员工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从自身做起，自觉形成节约一度电、一张纸、一升油，一团棉纱的习惯；各车间则通过黑板报、广播稿及温馨标语等方式普及节能知识。
王平告诉记者，在节能减排工作上，公司加强了精细安排，做好了避峰开谷工作。
比如前纺车间所有机台以夜班开足，早班少开，中班尽量不开为原则。“清花工序早夜班开足，中班只开1～2套车；梳棉、并粗工序早夜班开齐，减少中班开台；精梳工序夜班开齐，早班少开，中班停开。后纺车间加强了普络的设备利用率，降低了空锭率，提高了电能的利用率。”王平对记者一一道来。
另外，在公司准备车间还加强了对蒸汽和自来水使用的管控，规范了浆纱及调浆室对蒸汽及自来水的使用；布机车间加强了对喷气织机各气阀及了机的检查，明显降低了压缩空气跑漏的现象；整理车间则加强了对日常照明及电脑的检查，使“节能从点滴中做起”贯穿于生产。
三五四二还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你我节能行”全员节能降耗活动，将节能深入员工的心中：纸张重复利用，废旧的扫帚上面绑上废塑料绳梳整重新使用，做到随手关灯、关电源、拧紧水龙头等。并在各自岗位提高技能，码布工要眼观手勤将码幅控制在标准范围内；修布工要做到精修每一段布，减少修不良；拼件工则要加强心算与速拼技能，严控正负值。
设备改造“由点及面”
“为实现万元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公司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加大了节能改造的力度，并取得了节能减排的重大突破。”王平说道。
据了解，早在2008年，公司就根据国家十大节能目标要求，承担了国家节能及节水项目——《废水处理回用及节水工程改造项目》的立项、组织和实施工作，此项目于2010年全部竣工验收。
公司还承担了国家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项目——《能量系统优化及电机系统改造综合节能项目》，共计完成投资2931万元，对全公司细纱工序锭子、锭带改造、空调改造、纺织和纺部车间节能改造、空压机热水改造、细纱风机以及除尘变频改造等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据王平介绍，三五四二在“十一五”期间先后对21套空调室及5套除尘室进行了变频的加装改造，根据不同的季节对空调室进行精细的调节，根据不同的产品及生产安排对除尘室进行调节，以达到节电的效果。改造完成后，每年节约用电量约100万度，折合123吨标煤。在节水方面，通过对管网改造，将5台浆纱机湿分绞冷却水利用管网回收至积水池，再通过潜水泵抽至空压机站进行再次利用，每年可节约用水4万吨，相应也减少了废水的排放；为精确控制车间温湿度，购置4台高压微雾加湿器，安装在络筒、布机车间配合空调使用，春秋季可停用水泵电机，每年节约用水约15万吨。另外，公司还建造空压机站循环水池，增加空压站循环水的使用，天热时可减少排水量至少一半以上，每年可节约用水10万吨。空压机冷却水回用改造，将空压机的冷却水抽到空调室使用，减少自来水的使用，每年可节约用水约2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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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各厕所安装红外延时控制器，减少冲厕次数及冲厕水量，达到节水的效果，每年节约用水20万吨。
在节能灯改造上，公司对7000多支老式日管灯T8-40W进行改造，全部更换成了T5-22KW的节能灯，每年可节约用电约54万度，折合66吨标煤。
长抓不懈是可持续关键
“三五四二上半年主要的节能改造工作就是电能集抄与温湿度监控系统的改造，此项改造将在近期完成，改造完成后可实时监控各车间、各班组的用能及温湿度情况，对企业节能管理提供更加准确及时的各项数据。从而从根本上做到了节能管理有的放矢，有据可依。”王平认为，公司的节能减排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节能减排依然是公司日后长抓不懈的工作重点。
“由于纺织行业产品结构调整变化的特殊性，对各生产单位造成很大的难度。”王平表示，目前个别生产单位对节能减排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把节能减排作为软指标，推进力度不够，还有部分生产单位管理方式比较粗放，节能减排意识比较淡漠，节能减排还未变成生产单位的自觉行动。
据了解，生产设备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决定每月用电总量的主要因素是棉纱和棉布的品种，一般来说，高支高密产品所占的比例越大，月耗电量越少，反之则越多。也正因此，三五四二加大了对高支高密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力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结构节能。
另外，三五四二还将继续加大改造力度。
“下一步，公司要加大空压机余热利用。”王平称，此种措施将空压机在排气及润滑油中携带出来的压缩热及摩擦热，通过节能热水机中的高效换热器与自来水发生热交换，降低空压机排气温度及润滑油温度，保证空压机正常运行。同时，将自来水加热为热水，再通过管道将热水输送到职工澡堂、食堂等需要使用热水的地方，从而节约上述等地的蒸汽用量，减少废水的排放。
另外是对电网系统节能改造，公司将对电网各个低压变压器进行节能滤波改造，根据能量优化补偿原则，采用波宏电力滤波与谐波补偿技术，从根本上解决电能质量问题及力率调整要求，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据了解，本装置根据系统谐波电流设置滤波支路，并由负载变化特性确定分组投切策略，保证滤波和补偿效果的最优化。装置投运后每年约可节电420万度。
“节能减排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公司有决心、有信心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努力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变，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把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搞好节能减排、力争‘十二五’万元GDP能耗再下降16%，为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王平在采访结束时满怀信心地向记者说道。
内生产业 篇5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引人瞩目的产业组织形式。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受惠于集聚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增长效用的同时, 也有一些地区出现由于集群衰退引发地区经济萧条的现象。例如, 美国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 浙江省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等。因此集群衰退的风险因素以及防范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
集群衰退的内生风险因素是指集群在发展过程中, 由集群的结构、产品特点、企业间互动关系等特征共同作用下自发产生的对集群发展有负面影响的因素。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如:蔡宁等人从集群的网络视角对集群内生衰退风险进行了分析, 针对网络的三大结构变量:度分布、聚集系数以及平均最短路径长度来对集群的结构特点进行刻画, 进而分析了这些特点与集群衰退风险之间的关系 (王明发等, 2006) 。另外陈金波等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把产业集群因内部结构特征而产生的风险称之为“自稔性”风险, 认为这种“自稔性”风险是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并且从生物遗传、基因变异的规律出发, 探讨了企业集群的近交衰退风险 (陈金波, 2005) 。
以上研究都肯定了集群内生风险因素对集群衰退的决定性作用, 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集群结构特点是导致这些因素产生的主要原因。然而, 这些理论都没有直接给出集群特点与风险因素以及集群发展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进而无法就这些风险给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因此本文试图从引发集群发展动力的集群特征出发来分析内生风险因素产生的原因, 以及通过对三类不同结构的衰退集群的案例分析, 验证集群特征和内源性风险因素之间的联系。
二、集群衰退的内生因素分析
产业集群的发展会始终伴随着内部企业间竞争和合作形式的互动。区域内企业集聚的特征给这些互动行为带来了成本或者收益上的竞争优势, 给集群带来高于外部企业的超额价值, 是集群形成及早期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是集群自组织演化的内生动力。然而, 在此过程中, 也会有阻碍集群成长的负面因素产生。
第一, 路径依赖引发系统封闭性。集群内企业通过互相交流合作形成集群的本地网络, 在此过程中建立起的信任机制和交易惯例造成集群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形成固定的发展路径。在“路径依赖”作用下, 这种发展模式得以不断强化并最终随着集群的成熟固化在集群网络中。在集群发展初期, 这种固定的模式减少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提高了集群生产效率, 是集群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路径的固化, 集群为探索新路径而产生的创新活力大大下降, 企业会由于惯性固守已有的技术, 集群会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进而逐步丧失应变市场变化的能力, 导致竞争力不断下降 (Markusen, 1996) 。
第二, 专业分工引发资产专用性。区域内的专业分工不仅能发挥专业企业对资源高效利用的优势, 而且通过集群内上下游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减少了中间产品的投入价格, 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使产品获得价格优势, 增加了集群的额外剩余, 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集群。因此,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 (Best2001) 。然而, 同时产生的资源的专业化配置, 造成了集群内资产专用性不断增加。当这种资产专用性增加到一定程度, 一旦集群面临外部市场较大的变化时, 拥有较高专用性资本的内部组织可能由于无法快速从原有的生产中撤出, 进而无法生产出适应新市场变化的新产品, 使集群应对市场的适应性减弱。
第三, 同质产品引发市场失灵。大量生产相似产品的企业集聚可以引发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性效应, 在整体上降低集群生产成本, 产生集群超额的剩余价值, 增加集群内企业在产业内的优势。但是, 在集群内部的统一市场上, 产品差异的减少会大大增加企业间竞争强度, 引发在集群内市场上的无序竞争, 市场调节失灵, 企业利润丧失, 削弱集群竞争力。
综上所述, 集群内的企业会为了扩大对集群超额价值的创造与瓜分, 自发产生合作或竞争行为。这些企业行为在一定的产业结构条件下会造成集聚负面效应的累积, 使集群失去原本的竞争优势 (如图1) 。
三、集群特征分类研究
由于集群的特征与集群的结构以内部企业间的关系紧密相连, 因此要弄清不同集群的内生风险因素首先要将集群的结构以及内部企业的关系加以区分。很多学者针对集群的复杂结构对集群进行了分类研究。如:Michael Porter根据集群内产业间关联方式将集群分成横向结构的产业集群和纵向结构的产业集群。Lynn Mytelka和Fulvia Farinelli基于产业集群的内企业关系性质, 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集群、有组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型集群 (Lynn Mytelka and Fulvia Farinelli, 2000) 等。其中荷兰经济学家克劳瑞格等人 (Knorringa, Stamer, 1998) 的分类方法较好的体现了集群内部产业链的结构以及企业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更利于对集群竞争优势特点和衰退因素进行分析 (如表1) 。克劳瑞格等人在借鉴马库森 (Markusen, 1996) 对产业区的分类方法基础上, 把产业集群分为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卫星式产业集群与轮轴式产业集群, 并针对三种集群内部企业的规模、企业间竞合关系以及集聚发展优势的等方面做出了分析。在这些分析本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不同类型集群容易引发的内生风险因素。
四、衰退集群案例分析
第一, 衰退集群的选取。在众多研究集群衰退的文献中, 对于集群衰退的准确定义描述较少。集群的衰退从本质上是区域范围内相关产业的衰退。因此, 可以根据产业衰退时的一些经济现象来判断集群的衰退与否。集群衰退时期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利润率降低。利润率水平是产业集群兴衰程度的一个综合反映, 处在衰退阶段的产业集群利润率既表现在较前段时间的下降, 也表现为较其他地区同类行业或者同地区其他行业的利润率要低 (冉庆国等, 2007) 。二是集群整体规模减小。随着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变化, 产业集群的总体规模也在发生变化。进入衰退阶段, 集群表现为企业数量开始减少, 中介服务组织开始逐步撤出集群, 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 集群产业规模变小。蒂奇也认为, 衰退阶段这一阶段集群中企业大量退出, 只有少量新进入者 (Tichy, 1998) 。三是开工率不足。在产业集群衰退的初期, 由于企业退出障碍的存在, 集群的衰退可能并没有表现为集群规模的缩小, 而是表现为产业集群内企业长时间的开工不足。四是创新能力降低。处在衰退阶段的产业集群往往推出新产品的数量少, 技术创新与引进速度慢, 工业装备老化陈旧。
根据以上判断集群衰退的标准, 本文从国内外典型衰退集群中针对三种集群类型选取了三个案例进行研究 (如表2) 。
第二, 三类衰退集群案例分析。具体如下:
(1) 意大利式集群———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我国浙江省中部的永康市是一个有着悠久手工制造业传统的城市。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形成了以五金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集群。由于集群内的企业多数由家庭作坊式的手工工厂发展形成, 因此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意大利式产业集。1994年初, 位于永康市的万事达工贸有限公司开发了使用真空保温技术的保温杯命名为“老板杯”, 投入市场后迅速取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成本在60元的产品市场售价一度涨到200~300元, 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众多当地企业投入同类产品的生产。在规模扩张初期, 1300家企业的2000多条生产线使得保温杯集群的产值跃升至15~17亿元。随着产量的增加, 竞争变得激烈。由于产品本身技术门槛低, 易于通过集群本地网络进行扩散, 企业间模仿现象严重, 因此多数企业将降低成本和价格作为主要竞争策略。在缺少产品创新的动力、企业大打价格战的作用下, 大量劣质的同类产品侵占了永康保温杯市场, 造成市场调节失灵, 给集群经济收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同时也使集群的发展进入了衰退阶段。
由此可见, 在意大利式产业集群中, 受企业规模和研发能力限制, 往往小企业的创新成本会远远高于模仿成本, 过度模仿行为容易造成产品差异化程度不足, 使集群缺乏弹性。
(2) 中心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东莞PC产业集群。广东省东莞市位于珠江三角洲最强发展轴———穗、深、港“经济走廊”的中点。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性的优惠政策、丰富的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吸引了众多台湾IT产业制造商在这里投资建厂。随着台达、诚洲、声宝等实力雄厚企业陆续入驻, 带动了本地一大批生产配套型企业的壮大发展。产品涵盖了电脑主板、电脑驱动器、电脑机箱、显示器等多种IT产业的中下游产品。形成了以外部大型台资企业为中心, 融合了大量本地中小配套企业的中心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集群以三来一补的外向型出口加工经营为主, 从原材料、技术供给到市场需求都依赖于台湾核心企业。垂直分工的生产模式和相对固定合作伙伴, 不但节省企业的交易成本也缩短了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增加了集群在信息技术变化迅速的IT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是集群发展初期的主要内源性动力。然而, 过于固定的合作模式使得集群内卫星企业本身缺乏自主创新动力和单独应对市场的能力, 形成系统封闭。因此随着集群拥挤成本的上升, 东莞逐渐劳动力等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集群没能通过内部调整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 一些核心企业开始向苏州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转移, 地区经济一度出现了衰退。
因此, 由外部企业迁移生成的中心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会因为对外部企业的高度依赖性, 集群生产的产品没有直接面对市场竞争, 使得集群系统的封闭, 造成了集群内部缺少创造超额价值的动力。
(3) 轮轴式产业集群———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位于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的底特律产业区是一个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企业为核心, 包含了几百家汽车制造商和零配件制造厂商的轮轴式产业集群。20世纪20年代初三大汽车公司分别完成了对企业内部改造和对上游零部件企业的兼并, 并在本地大量专业配套企业的合作下, 大大提高了集群的生产的效率, 创下了每10秒钟生产一辆T型车的惊人效率, 使其一度成为全美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然而, 专业化的分工带来的资产专业化, 由于下游核心企业处于寡头垄断的市场中, 拥有较强的市场势力, 使集群的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在三家核心企业中, 作为上游企业的零部件制造商只能根据核心企业的需求来生产产品, 造成了集群内产品种类单一。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的压力下, 三大汽车公司没能准确掌握市场信息的变化来调整产品, 其市场份额迅速被日本丰田等生产小排量汽车的公司赶超。大量为其生产配套产品厂商没有能力转产到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上而破产倒闭, 造成了整个集群的衰退。
因此, 在轮轴式集群中, 内部企业高度专业化的垂直分工以及产业链纵向上的市场势力不均衡容易造成专业资源分布的高度集中, 导致集群整体系统的僵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 在不同的集群结构和内在关系下, 原本形成集群发展动力的集聚特征, 在内部企业自发的一些竞争合作行为下也会引发对集群发展有负面影响的因素。这些内生的风险因素会打破就集群原本正反馈的自组织演化过程, 并在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导致集群衰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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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业 篇6
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中相互联系的公司或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 既包括特殊原材料的供应商和特殊基础建设的提供者, 也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比如大学、科研机构、贸易组织等。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主要是指在原来的产业集群基础上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或者开辟出新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中间组织, 产业集群具有比市场稳定比科层组织灵活的特征, 已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 其竞争优势也成为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与此同时, 事物具有两面性, 有利就有弊, 从产业集群自身发展来说, 它有可能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但也有可能衰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已尝试的实践来看, 部分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着外需依赖过度、 资金外流严重、创新动力不足、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缺失、产业外迁趋势增强等诸多风险。如若不能承认这些风险的客观存在性、认真分析这些风险要素并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 其最终后果将演变成企业批量倒闭、 产业空心、失业上升、财政收入减少、社会福利水平显著下降, 进而导致地方经济社会步入衰退。 从具体实践来看, 部分传统产业集群 (如温州鞋革业产业集群、浙江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 等已经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 因此, 可以得到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是指产业集群在转型升级时, 由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规模变动、组织形式调整等产生的风险。内生性风险是必然存在且不可避免的, 但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和优化资源配置使之产生的危害降低。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经济 “新常态”和“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 如何在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 在全球价值链的组织体系中, 识别我国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研究风险的演化路径, 分析风险爆发的可能诱因, 并采取可能的政策措施及时防范, 这对于促进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健康升级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rt, 1990)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以来, 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一直都是应用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来看,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产业集群升级的内部特征、产业集群自身的地理环境因素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展开。虽然与本论文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尚且不多, 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本论文研究的必要理论基础。
从产业集群内部揭示衰退风险:Bent Dalum等提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当产业集群不能跟随技术改进调整生产时, 集群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 Tichy G提出了区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并指出当产业集群走向成熟甚至衰退时期时, 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单个产品, 可能会拖垮整个区域经济, 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 龚强等提出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 又要警惕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风险, 趋利避害, 促进转型升级。
从组织形态及网络结构视角探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Abrahamson等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出发, 认为产业集群相互依赖所形成网络, 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僵化、失去弹性的根源, 进而使集群中的企业反应能力变慢, 底特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蔡宁等认为产业集群网络是产生竞争优势的源泉, 网络力量可能会破坏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最终可能会导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失败。王聪聪等分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对集群的风险抵御能力的影响机理, 运用仿真模拟方法刻画了内生性风险的动态演化。
从内生性风险成因角度探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吴晓波等构建了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 并指出“自稔性”集群风险是周期性风险或结构性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 郑准等将“知识守门者”融入相关模型, 并且构建了“本地流转---知识守门者---全球管道”机制, 有助于我国集群突破双重锁定并实现内外知识互动的开放式发展。
从文献梳理的结果来看, 尽管关于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已有学者涉足, 但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阶段, 而从系统动力学角度对内生性风险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 特别是结合我国国情研究传统产业集群升级内生性风险的研究尚未发现, 这为我们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任务。
三、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分类
由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的含义可知, 本文将内生性风险分类为结构性风险、 网络性风险和生态性风险。
结构性风险是指在产业集群内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阻碍产业集群健康成长的因素。结构性风险扩大的风险可能包括产业的组织者对该产业及其发展前景不能做到全面的认识, 管理者不能客观地认识到外部因素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 从而导致了产业集群风险的扩大。
网络性风险的产生是因为产业集群内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网状联系中, 因市场行情、单个企业生产力变化等引起上下游企业跟着产生变化, 从而使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发生变化, 网络性风险存在较大的传导性和相互影响性。
生态性风险是指产业集群内相关企业相互依存, 从而导致创新惰性的扩大, 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最终带来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升级。
四、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演化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演化可分为以下四种方式。
1. 产业链上游企业生产资金投入增加导致生产投入增加、产量增加, 并对产业链下游企业产生影响, 引起生产原材料增加、产量增加、效益增加, 反过来进一步增加对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的需求, 使得产品销量增加、效益增加。 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的成长来说, 产业链的生产资金投入情况能反映出该产业链的发展情况, 在这种方式下资金投入越多效益越好, 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 产生促进的正向影响, 但若度没有把握好, 也会产生负向影响。
2. 产业集群内部上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减少会导致企业产品竞争力的下降, 进而引起下游企业产品销量下降、 效益缩减, 反过来对上游企业产品需求量减少, 进一步使得上游企业产品效益降低、创新投入再降低。这种方式反映了企业之间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创新惰性对产业集群链的影响, 并会进一步产生恶性循环, 极大程度影响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3. 产业集群内部企业治理环境投入的降低会引起产业集群内及周边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增加、社会稳定程度变差、企业效益缩减, 此恶性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企业治理环境的投入进一步降低。此方式反映了不当的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会连续带来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 最终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崩溃。
4.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实施会带来整个产业集群结构的调整和规模的扩大、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契合程度提高、产业集群发展符合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 此正向循环会进一步加大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这种方式反映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较高水平的管理决策者, 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会促进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
基于产业链视角对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进行演化分析, 可以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 加大对市场行情的研究, 达到预期收益, 最终实现产业集群的健康长远发展。
五、防范措施
(一)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引导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力度, 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优化企业股权结构, 加快引进先进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切实提高资源调配能力、市场开拓能力、成本控制能力、风险防范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信用管理, 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 推动企业信用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二) 建立现代人才队伍体系
一方面加大高端人才招引力度,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招引高学历、高能力人才进企业为企业服务; 引进高级管理人才, 提高企业管理决策能力, 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促进劳动力就业, 着力促进创业就业, 坚持就业优先, 以就业带动创业, 加强就业指导和创业教育, 做好结构调整, 促进劳动力合理就业。
(三) 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把握全球未来科技革命趋势,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战略,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汇聚科技创新要素资源,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综合水平。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机制是进行科技创新的基础, 只有基础打好了, 政策才能实施得好, 既要创新政府科技管理, 加大政府对研发支出的比重, 又要创新科技投入市场化机制, 充分发挥失常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摘要：产业集群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而从产业集群自身来说, 它有可能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也有可能衰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生性风险的类型, 并基于系统动力学角度推导出四种不同形式的演化方式, 最后提出防范内生性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内生性风险,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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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内生增长模型 篇7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了又一次的繁荣。1986年, 保罗·罗默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 标志着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时期的开始。在索洛模型中有三个主要的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但是, 这三个经济变量显然又应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所决定, 它们的外生性假定既会使模型丧失一定的理论价值, 也会制约模型的现实解释力, 因此, 如何将它们内生化就成为索洛之后增长理论发展的方向。首先, 卡斯和库普曼斯在引入了拉姆齐的跨期可分效用框架后, 可将储蓄率内生化, 从而避免了索洛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动态积累的无效率, 同时保持了条件收敛的结论。但是, 仅仅将储蓄率内生化并不能避免长期的人均正增长需要外生的技术进步来支持这一结论。其次, 外生的连续技术进步是索洛模型中长期人均增长的惟一源泉, 这是后来的研究者最不满意并且投入大量的研究试图努力来改进的地方。这方面的工作可分成两种类型:非报酬递减型和内生技术进步型。
二、非报酬递减
索洛模型中的条件收敛性质或者正的长期人均增长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的性质都是源自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因此, 构造内生增长理论的途径之一正是设法消除掉可积累要素所经历的报酬递减的长期趋势。关于报酬递减或递增的讨论由来以久,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如果只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要素的话, 则实物资本、劳动以及土地所经历的报酬递减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 技术进步或知识对于生产的贡献则很难说是报酬递减的, 因为知识不同于一般的物品, 它的使用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非竞争性的。如果考虑到知识的这一特殊性质, 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就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因为竞争性投入将会把最终产品分配净尽, 从而非竞争性投入将无法获得补偿。因此, 如果在生产函数中引入非竞争性生产要素, 原有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就会被破坏, 这就是最初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 非竞争性的知识是如何产生?又是由谁来提供的呢?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 例如索洛模型以及内生增长模型都是采取这一办法。但是, 这两类模型在关于知识的假定上又有重要的区别, 索洛模型直接假定知识是外生给定的, 同时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而本节的模型则是通过假定投资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 而知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 并且一经获得就具有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另一种办法则是在保证知识使用的非竞争性的同时, 赋予知识的使用以一定的排他性, 从而知识的发明者可以通过这种对知识的垄断权而获得一定的垄断利润, 以此作为对知识创造者的激励。这就意味着, 如果要想将知识资本引入增长模型, 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完全竞争框架, 这是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主要思想。
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开端标志。罗默模型秉承的是扬的报酬递增和阿罗的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的思想, 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现在一般认为扬是最早将报酬递增思想应用于解释长期增长的经济学家。但是, 在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反映其思想的正式模型。阿罗重新激活了将报酬递增思想应用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兴趣。阿罗认为, 递增报酬的出现是由于在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会有新知识产生, 并且这样的知识一旦产生即成为公共物品, 从而递增报酬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是外部经济的。罗默继承了这一思想, 他假定知识是一种具有递增边际产品的资本品, 并且当其他的投入要素给定时, 消费品的生产是知识存量的函数。这一模型仍然容许完全竞争的框架, 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地刻画出知识本身的特征, 而只是通过经济的外部性来间接地捕捉知识资本的效应。卢卡斯模型也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 但是和罗默不同, 卢卡斯秉承的是宇泽的思想, 强调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外部性。宇泽使用了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 同时又提出了另一个联系于生产有效性的生产函数。在这样的两部门框架下, 模型呈现出内生的可持续增长。
卢卡斯继承这一思想, 并且明确地将第二个生产函数界定到人力资本的使用上。其实早在宇泽和卢卡斯之前, 舒尔兹和贝克尔就已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卢卡斯看来, 人力资本理论的重点应当是研究经济个体如何在当前有效地配置其时间资源于各种活动当中, 以提高其在将来的生产率水平。如果要想将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型, 就必须包括以下两个因素: (1) 人力资本的水平会影响到当前的生产; (2) 当前的资源配置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基于这种想法, 卢卡斯构造出了一个较宇泽更一般化的两部门增长模型。如果单从罗默和卢卡斯所构造的模型来看, 他们都假定了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 但是从产生内生增长的机制上来说, 这两个模型是不一样的。在罗默模型中, 由于知识的积累存在外溢效应, 这使得知识资本的平均产品不再递减, 从而克服了资本的报酬递减趋势, 长期的人均正增长得以实现;而卢卡斯模型只是一般的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 一般来说, 在具有人力资本的模型中产生内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资本的报酬率依赖于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对比例, 当这两种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时, 递减报酬就不再适用, 从而稳态的正增长得以实现, 在这种意义上, 可以说人力资本是对技术进步的一种替代。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证明了, 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 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历经报酬递减的, 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内生增长。
三、内生技术进步
真正地将内生技术进步引入增长模型的奠基性工作是罗默、阿洪和豪伊特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罗默讨论的是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于增长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 新产品的开发类似于基础创新的活动, 其中所需的知识是一类特殊的物品, 既不同于普通的物品, 也不同于公共物品。一般来说, 普通物品是竞争性的, 并且也是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一般是非竞争性的, 并且也是非排他性的。罗默认为, 对于经济增长最有意义的情形, 也是最能体现技术进步特征的知识物品一般是非竞争性的, 并同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于这类知识的创造者来说, 他们一般会在创造之初申请专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人的使用, 这种垄断权力正是模型得以产生内生增长的关键。如果我们将罗默1990年文献中所描述的产品种类增加型的技术进步称为水平方向的创新的话, 则阿洪-豪伊特模型所定义的技术进步类型可称为垂直方向的创新, 这种类型的技术进步描述的不是新产品的开发, 而是已有产品质量的不断改进。
基于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思想, 阿洪和豪伊特构造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其中的增长源泉正是垂直方向的创新, 而这种创新是由竞争性的研究部门提供的。在任一时期当中, 研究活动的数量取决于下一时期当中研究活动的期望数量, 这是因为下一次创新会导致当前垄断利润的完全丧失, 而下一次创新的成功概率的大小则取决于研究活动的多少, 因此, 期望的将来的研究活动越多, 从事当前的研究活动的积极性就越低。在阿洪-豪伊特模型中, 经济的产出取决于整个经济范围内研究活动的数量, 而作为随机变量的增长率本身, 其均值和方差都是关于创新规模、技术型劳动的规模以及研究活动的生产率的递增函数, 都是关于代表性个体的时间偏好率的递减函数。
关于产品质量改进型技术进步,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1991年的另一篇经典文献中构造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多物品模型, 但其中的原理和罗默类似, 他们并没有使用“破坏性创新”这一说法, 而是将他们的技术进步类型称为质量阶梯。无论是在罗默1990年的文献中, 还是阿洪和豪伊特1992年的文献中, 影响到增长率的参数基本上也是影响到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的参数。无论是人力资本、科研的效率 (或创新的概率) , 还是技术型劳动的投入, 创新的规模, 首先影响到的都是技术进步水平, 而技术进步又会进一步带动产出的增长。
因此, 产生内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 这正是此类模型区别于通过非递减的资本报酬来实现内生增长的地方。技术进步也从根本上不同于索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在罗默模型和阿洪-豪伊特模型中, 技术的进步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驱动的, 是内生的。而在前面所讨论的各种增长模型中, 无论是索洛模型, 还是具有外部经济的增长模型, 都是将知识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来考虑, 从而无法对知识的增长给出内生且合理的解释。上述技术进步类型都是产品创新方面的, 并不涉及到过程创新。但是, 如何将过程创新模型化并整合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仍是增长经济学领域中有待开发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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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的内生动力 篇8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管理实践中, 经过积累和引导逐步沉淀形成的集体人格和精神价值, 其核心内容包括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使命愿景、经营理念、行为规范、诚信道德、社会责任及品牌内涵等。
它深深熔铸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 不仅深刻影响员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组织情感, 而且规范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方式和组织行为, 是企业凝聚力、创造力、执行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源泉。因此, 可以说企业发展实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不管是企业的战略转型, 还是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 最终都要落实到企业文化的不断优化和创新上来。
凡是能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并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文化弊病的企业, 往往能够兴旺发达, 甚至后来居上;凡是囿于固有经验和传统思维、价值观念不端正的企业, 往往难以持续繁荣和长远发展, 更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这一点从联想控股、青岛海尔、天津港、开滦集团、潍柴动力等一大批优秀企业的表现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例如, 联想控股培育形成的以“说到做到、尽心尽力”为联想之道和以“管理三要素”为管理思想基础的企业文化, 成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培养锻炼人才队伍的灵魂工程;开滦集团在继承“特别能战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用“基业长青、员工幸福”凝聚力量, 以理念创新引领支撑企业走出了资源型企业转型的新道路;潍柴动力在兼并收购了几十家企业之后, 着力培育以执行、激情、创新、感恩为内容, 以“包容、沟通、责任”为集团核心理念的“动力”文化体系, 点燃了广大员工干事创业的激情。
当前,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不断深化各项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不少企业长期高速成长所依赖的基本条件正在改变, 发展动力明显不足, 企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其内生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源保障和制度机制层面上的进步, 更来源于企业文化的强大力量。
企业在坚持良性或好的价值观时, 可能会在短期内失去一部分利润, 但从长期来看, 必定会赢得员工、客户和社会的尊重, 赢得长远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这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源性动力。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 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国家整体形象和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
所以, 越是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 越是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 企业就越要注重通过文化建设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发展思维、先进的价值观念, 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在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优秀品牌、加强诚信道德建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这已经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更是这个时代的迫切要求。
培育内生动力加强监管 篇9
◎新能源汽车积分和传统能源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挂钩：
◎完善落实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管理体系：
◎到目前为止，仍然有5个试点省区、38家生产企业没有完成（安全）自查，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推动。
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主要负责协调推进相关重要措施出台和落实的工信部正面对越来越多的工作和挑战。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对产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完善管理、培育企业内生动力、安全检查等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如何开展进行说明。
经过多年共同努力，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正由市场导入期向快速增长期转变，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还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仍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拉动，成熟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整车共性技术开发能力还不强，智能网联汽车等技术储备不足，整车品质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充电设施建设与新能源汽车发展不相适应，充电难问题突出，产品续航里程较低，后续维修保养体系尚不完善，消费者仍然存在较大的使用顾虑。此外，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管理体系有待完善，2015年发生的几起电动汽车安全事故及近期被曝出的电动汽车骗补行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方面还需要我们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发展新阶段
30万辆 50万辆
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30万辆。截至2015年，累计产销近50万辆，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140公里/小时200公里
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纯电动乘用车最高车速超过140公里/小时，续驶里程超过200公里，百公里加速性能、能耗水平等关键指标大幅进步，从整体上看，基本跟上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步伐。
4家
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2015年，在全球产量超过1万辆的10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中，比亚迪、北汽等4家国内企业位居其列，宁德时代、精进电动等电池电机企业已经发展成为知名零部件供应商。
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当前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纷纷加快部署，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国外主要汽车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方面凭借较强的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新车型上市速度快，发展势头迅猛，并已开始全面进入我国市场。
与此同时，互联网、自动驾驶技术以及以分时共享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等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加速，私人消费市场逐步启动，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加紧部署，在巩固发展现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做优做强，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推进动力电池等技术创新，突破一批支撑长远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续驶里程。
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相结合，深入开展推广、示范工作，进一步培育企业的内生动力。国家补贴政策方面要逐步退出，企业的内生动力要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我们准备采取新能源汽车积分和传统能源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挂钩的方式来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要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加强技术研发，建立方便、快捷的充电服务网络，加快电池等核心零部件维修保养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商业运营模式，适应新能源汽车发展需要。要大力推动汽车产业与电子通信互联网等产业的融合与创新发展，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开展示范工程和系统安全评价。加快构建标准法规体系，要加强舆论引导，大力宣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运行费用低等相关优势，提高公众认知、认可程度，引导和培育市场消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发展，李克强总理、马凯副总理多次对新能源汽车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2012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近年来，工信部及相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下一步还将完善落实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管理体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指导与规划引导，加强与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相关行业协会等各方面的通力协作，努力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安全也是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前段时间，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要求地方政府和车企对安全问题进行彻查。到目前为止，仍然有5个试点省区、38家生产企业没有完成自查，下一步还将推动这个工作，共同努力，保证这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做强航企内生力 篇10
中国船东协会秘书长张守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航运企业目前实力并不强, 需要整合重组。“这是一个老问题, ”张守国表示, 但是这个问题很多年也没能较好的解决。上海海事大学物流情报研究所所长陈伟炯则认为, 目前大部分规模以上航运企业为国有企业, 要在突破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经营模式, 才会提高企业的抗击打能力。
突破整合
在企业客户减少, 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节本增效成为企业盈利的重要保证。马士基集团在其三季报中称, 由于每40英尺集装箱的燃油消耗降低以及航线网络的优化, 每集装箱的单位成本减少6%。而中海集运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本为257.6亿元, 同比增长13.4%, 其中重空箱装卸费支出人民币33亿元, 同比增幅为26.3%。船舶及航程成本于本期间为人民币78亿元, 同比增幅为17.5%, 主要是由于燃料支出增加所致。纵观我国航运市场, 今年上半年经营成本几乎都有两位数的增幅。
造成航运业成本支出更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之间的内耗, 各大企业在上一轮经济高峰期, 大量造船造成了经济低迷期运力闲置、空载率过高。而目前我国航运企业之间的业务过于同质化, 缺乏有效整合或整而不合, 零运价等恶性竞争手段时有发生。例如中国外运集团与长航集团之间的重组, 大连海事大学港口与航运研究所所长孙光圻认为, 这种重组更多的是建立在行政层面上的需求, 并非市场使然, 两大集团之间同一种业务并没有实现有效整合。
去年11月, 长航集团旗下的长航凤凰因资产重组停牌, 但两个月后长航凤凰发布公告, 由于公司实施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条件尚不成熟, 存在障碍, 经实际控制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控股股东中国长航集团研究, 决定终止策划此次重大资产重组。长航凤凰2011年亏损严重, 长航集团希望通过与中外运集团旗下的航运业务重组以达到解决债务危机和完成整合的双重目的, 不过以长航凤凰为平台进行重组, 又无法获得双方的一致赞同。事实上, 航运板块也是中外运集团和长航集团于2008年宣布合并重组以来, 一直未能实质推进整合的主要业务板块。一位行业分析师告诉本刊记者, 中外运集团和长航集团在业务范围上并没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外运集团长期从事货运代理和物流服务, 长航集团主要在长江流域提供运力服务, 而两家公司文化、经营模式等方面的不同, 更是让重组难以有效推进。
中国物流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定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以航运企业为代表的重组, 更多的是建立在行政层面, 难以真正整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政府不是推动企业扩张规模, 而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现在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 表现在各种扶持、优惠、倾斜政策或措施, 市场变得不公平、不透明, 游戏规则被破坏, 企业就不会围绕市场, 而要围着政府转了, 市场经济变成了关系经济。现在国有企业抱怨民营企业不规范、违法成本低, 民营企业抱怨国企资源多、政策多、风险低。政府做了很多努力, 但各方都不满于没有统一竞争规则的现状。“很多企业家表示, 他们不需要优惠, 而是希望公平。”戴定一说, 无论是从理论上讲, 还是从国外的实践来讲, 政府应该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特殊支持, 提高民营企业的违法成本, 在游戏规则上一视同仁, 这样才能造就大而强的企业。
不过, 随着航运业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 以市场为导向的整合初露端倪。10月10日, 中远和中海签署了《中海集运与中远集运内贸航线合作协议》, 计划将在内贸东北/华北至福建/汕头航线上共同投船、合作经营。中远集运率先在公司网站上披露了这一信息, 这是两家公司首次在中国内贸集装箱航线上的合作。中海集运董秘叶宇芒表示, 集装箱内贸市场, 中海与中远所占份额分别为40%和20%, 双方的合作有助于消除不必要的杀价行为, 有利于增强业绩和提升内贸航线服务水平。双方的合作很可能会给众多小航运公司带来经营压力, 从而促成内贸航线市场洗牌。根据协议, 自今年10月中旬起, 中海集运和中远集运将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 合作经营内贸集装箱华北—福建线、东北—福建线、北方—福汕线。在合作之前, 中远和中海分别在三条航线上投放数量不等船只, 而在合并之后, 这些航线的运力将共同享有, 由此安排更多航班, 同时提升满仓率。
寻求创新
孙光圻认为, 国家倡导“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一句空的口号, 而是观察问题总的原则和方法, 要将这种观念落实到经营方式和战略决策。航运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 但并不是所有企业亏损, 也有企业实现了盈利, 这说明与企业的经营策略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关键问题是领导者能否在形势好的时候居安思危, 勇于创新, 提高企业的抗击打能力。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航运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经历一次剧烈波动, 这说明航运业不可能一直稳步快速的发展。决策人不光要对市场了如指掌, 也要了解航运的历史, 从市场现状和历史规律摸索航运发展的策略。
“而在航运的发展过程中, 除了要抓住机遇, 最重要的是不断创新企业的经营模式, 例如马士基推出的‘天天马士基’”, 陈伟炯表示, 凭借这种全新的服务模式, 马士基的客户美誉度大幅度提高, 这是它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扭亏为盈的重要推动力。据记者了解, 全球最为繁忙的亚欧航线在经济危机后, 运力大量过剩, 运价下跌。在此背景下, 马士基推出“天天马士基”服务, 主要包括在亚欧航线共运营70艘船舶, 从宁波、上海、盐田、丹戎帕拉帕斯4个亚洲主线港, 将货物运往欧洲的费利克斯托、鹿特丹、不来梅港3个主线港。该服务可为货主承诺“提货时间”, 且如果马士基航运不能在承诺时间内将货物送达, 马士基航运将会对货主做出每集装箱100美元或以上的赔偿。由于集装箱船降速20%可节省40%的燃料开支, 故企业不断降低航速以削减成本。亚欧航线在“天天马士基”推出时航运总体准班率仅为56%。而马士基推出这一服务模式一年后, 其亚欧航线的准点率已经提高到98%。凭借新服务模式, 马士基的话语权大大提高, 在今年上半年先后六次提价。而凭借这一服务模式的强力推动, 11月9日, 马士基集团发布了2012年第三财季业绩报告, 公司航运板块第三季度实现盈利4.98亿美元。在第一季度亏损5.99亿美元、第二季度盈利2.27亿美元的基础上, 马士基航运前三季度终于实现扭亏为盈。
对比我国最大的集装箱运输企业中海集运, 虽然其在第三季度同样实现了盈利, 但是总体上仍旧有比较大的亏损额度, 达到2.9亿元。在同样的大环境中, 马士基能够实现盈利, 而我国企业的扭亏能力远远落后于马士基, 这说明企业创新的能力非常重要。目前我国航运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 亏损有政府买单, 即便是亏损, 经营者的收入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是企业缺乏改革创新动力的根源所在。”孙光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