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利益

第三人利益（精选八篇）

第三人利益 篇1

关键词：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权利,第三人

一、概述

(一)第三人利益合同

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约定向第三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因此而取得直接请求权的合同。如甲与乙约定,由乙向第三人丙给付某物,则丙取得向乙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

(二)第三人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又称为受益人,他们虽然不参与合同的订立,但享有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两类:(1)受赠受益人;(2)债权人受益人。

如果债权人以债务人承诺的履行作为赠与而使第三人受益,那么此第三人就是受赠受益人。如果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对第三人负有债务(义务或责任),而债务人承诺的履行或者订立这一可强制执行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本身将解除这种债务,那么,该第三人就是债权人受益人。

(三)第三人的“受益”

对第三人权利的承认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合同当事人,特别是换取允诺的债权人给予其利益的意思。如有人认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以当事人有给予第三人利益的意思创设的”。

第三人的权利并不依赖于债务人的目的、动机或意思,促使债务人作出允诺的动因通常是他希望得到债权人给予的对价。但债权人是否真的有使第三人受益的目的和意向?对于受赠受益人来说,这样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债权人受益人来说,对其权利的赋予只是为了将债权人或其他人从原有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债权人受益人可能就是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债权人或其他人想早日摆脱的债权人。而且债权人受益人也并没有真正的、额外的“受益”,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履行也只是使其原有的债权得到了实现。

二、第三人权利的内容及范围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合同效力扩张到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第三人权利依双方合意而设定,第三人获取了债权人的位置。在当事人约定的范围内,第三人应当享有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一)履行请求权

1、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权

第三人所享有的权利是合同债权,因此第三人享有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权。对此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瑞士、日本、德国等。有些国家的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理论上都认为第三人有权对债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如法国。但美国则将受益人分为意向中的受益人和意外受益人,规定只有意向中的受益人才有要求债务人履行允诺的权利。

2、对债权人(或其他人)的履行请求权

第三人利益合同是以向第三人给付为标的的合同,所以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就等于向债权人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这是否意味着第三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美国《合同法》认为,应当将债权人受益人和受赠受益人区分开来。

债权人受益人与债权人(或其他人)之间原来就有对价关系,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设立其实并没有取消第三人对债权人(或其他人)所享有的债权,因此,第三人还可以继续向债权人(或其他人)要求清偿。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只是为第三人债权的实现提供了附加的保证。

而受赠受益人与债权人之间并无对价关系,当债务人拒绝履行时,其无权请求债权人履行。因为债权人使第三人受益的动机不是让其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的理由。

(二)代位权与撤销权

有人认为,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主要限于给付请求权,不包括代位权、撤销权。但是本文认为,当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因为不当减少而致使第三人的债权受到不当损害时,如果不赋予其代位权和撤销权,债权人的债权最终可能就无法实现。因此,应当允许第三人以债权人的身份干涉债务人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第三人应当享有代位权与撤销权。同时,赋予第三人代位权与撤销权也能促使债务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增强自己对第三人的清偿能力。

(三)债权处分权——转让、抵销、免除、放弃

第三人对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所享有的权利,与其自己作为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相比,应当对两者拥有同样的权力。因此,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第三人可以对自己所享有的债权进行自由的处分。

第三人可以将债权转让,这是第三人作为债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表现。因为债权具有财产性,基于债权转让自由原则,第三人可以像处分动产或不动产那样,将债权作为一项财产通过转让而进行处分。

第三人还可主张抵销,行使抵销权也属处分债权的行为。抵销因抵销人单方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因而属于单独行为。当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互负债务而适于抵销时,第三人可以作为抵销人向对方作出抵销的意思表示。

第三人作为债权人还可以抛弃债权而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免除作为债务消灭的原因,已得到各国民法所承认,因此,免除是债权人消灭债权的处分行为。

第三人作为债权人不仅可以积极地抛弃自己的权利,而且可以消极地不行使自己的债权,所以第三人可以放弃债权,这是债权人的自由和权利,法律当然不能强制第三人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四)诉权

在英美法系国家,对权利进行法律救济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权利本身的确定。英国1999年合同(第三人权利)法第1(5)条规定: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任何如果他是合同当事人时会享有的法律救济权,如果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的话。因此,当债务人违约时,第三人不仅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强制继续履行责任、违约金责任,而且有关损害的远隔性规则和减损规则也适用于第三人。所以第三人权利应当得到有效的救济,第三人应享有诉权。

当债务人违约时,第三人可以直接起诉追究其违约责任。对于债权人受益人来说,他还可以对债权人(或其他人)提起诉讼。当然,第三人的权利大小应当受制于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约定。如果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只能以仲裁方式进行救济,那么第三人就只能以仲裁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债权人受益人作为第三人对债权人(或其他人)另行提起诉讼。

三、对第三人权利的限制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为了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在赋予第三人权利的同时,也都对第三人权利作了必要的限制。如美国1981年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在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上,对第三人的权利作了明确的限制:承认附条件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债务人基于合同所生抗辩均可对抗第三人;合同当事人享有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除非第三人因为信赖而实质地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或者已就这一合同提起了诉讼或者已向合同当事人表示接受该利益等等。因此,对第三人权利的保护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

(一)第三人不享有变更、撤销及解除合同的权

利

虽然第三人对第三人利益合同所赋予的权利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变更、撤销及解除合同的权利,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国家都得到认可。因为第三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合同是否变更、撤销及解除并没有利害关系,并且如果允许第三人轻易地变更、撤销或解除他人合同,有可能违反合同当事人的意愿。

(二)第三人的权利受到债务人抗辩事由的对抗

第三人的权利为合同债权,因而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可以用来对抗第三人的权利。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债务人对由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所产生的一切可以对抗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可以用来对抗第三人的请求权。如第三人的请求权取决于创设这种权利的合同的有效性,如果合同无效、可撤销、被解除或不可强制执行,那么,第三人的权利将受到对抗。第三人的权利还受到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先履行之抗辩等的影响。

二是债务人还可主张针对第三人直接发生的抗辩事由。诸如第三人己免除其债务,第三人的请求权己过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己经撤销第三人的权利,以及对第三人的债务己抵销等。

但是,债务人不得以非基于合同而产生的抗辩来对抗第三人。例如,债务人主动针对债权人为履行,此时其无法针对第三人主张合同已经履行,但是其可以针对债权人要求不当得利的返还。再如,债务人不能因为其将代位或通过转让而取得第三人对债权人的权利而提出抗辩。

同时,债务人也不得以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抗辩事由来对抗第三人,因为债权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债务人无关。例如,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对价关系有无效力,对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给付义务也没有影响,债务人不可以之抗辩。只有债权人可因对价关系的无效或被撤销,请求第三人返还不当的利益。

(三)第三人的权利受到先决条件的限制

按照合同自由的原则,当事人有权利通过第三人利益合同来对第三人的权利进行控制。因此,合同当事人可以明确规定第三人的权利受到先决条件的限制。

如果当事人约定保留对第三人权利变更或撤销的权利,那么在合同约定的条件具备时,当事人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有利于第三人的条款。合同中对变更或撤销权发生条件的设定,就是对第三人权利的一项限制。当然如果因此而给第三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或其它损失,当事人应当进行赔偿。

当事人解除合同将会导致第三人权利被撤销,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能通过协商解除合同,除非经过第三人同意。但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约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当解除条件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种约定实际上也是对第三人权利的限制。

(四)第三人的权利受到法定的变更、撤销及解除权的影响

第三人的权利还受到法定的变更、撤销、解除事由的影响。在法律规定的变更、撤销、解除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可依法行使这三种权利。这是合同当事人应有的基本权利,法律也不可能仅仅为保护第三人的权利而对其进行限制,否则就剥夺了合同当事人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权益。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当第三人表示接受合同所赋予的利益后,债权人是否行使法定解除权,应取得债权人受益人的同意。因为其与债权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合同是否解除对其利益的实现影响甚大,因此应兼顾到第三人的利益。按照此种观点,债权人受益人是否同意直接就决定了债权人是否能够解除合同,为保护债权人受益人的利益直接就造成了对债权人法定权益的剥夺,这样做显然无法达到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本文认为,第三人毕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合同关系的发展方向应当由合同当事人来决定。合同即使解除了,债权人受益人与债权人之间对价关系仍然存在,如果因此给债权人受益人造成损失,也完全可以通过损害赔偿而得到补偿。

参考文献

[1]佟桂玲．论第三人利益合同[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43-46．

[2]智图．论利他合同受益第三人之给付请求权[J]．理论界，2005，(2)：89．

[3]汪跃平．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38-41．

[4]张民安．论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9-64．

[5]邹莉．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权利[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49-51．

第三方审核员的公正性和利益冲突 篇2

发布时间： 2007-01-23 来源： 访问次数：

602

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认可论坛

日期：2005年7月30日 ISO9001审核实践指南

第三方审核员的公正性和利益冲突

审核员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是审核有效一致的基本先决条件。

本文件旨在向审核员和负责评定审核员行为的机构如认证/注册机构（CRBs）和认可机构阐述良好的行为实践（也可见ISO/PAS17001）

1、范围

1.1第三方认证的总体目标是对依赖认证的各方给予信心。提升信心的主要原则是在行动和外在表现上的独立性、公正性和能力。1.2本文件仅关注与对审核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构成威胁或给予保障措施相关的事宜。

2、认证/注册机构的公正性承诺

2.1认证/注册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聘用审核员的程序应能够证明有关公正性的基本要求如何得到满足。

2.2认证机构应通过方针、程序和培训来证实如何妥善处置所有可能或能够合理预期地损害审核员公正性的压力或其他因素。这些压力或其他因素可能来自于由于涉及面广泛的活动、关系和其他情况，以及可能导致审核员产生偏见的个人品质和个性因素。

3、对审核员公正性的威胁

3.1 对审核员公正性的威胁是潜在偏见的根源，这种潜在偏见可以或可合理预期地损害审核员进行公正审核观察并做出结论的能力。因为这些威胁可以或可合理预期地损害审核员公正观察和得出结论的能力，认证/注册机构应识别和分析可导致潜在偏见的威胁所产生的后果。

3.2威胁是由各种活动、关系和其他环境引起的。为理解这些威胁的本质和对审核员公正性的潜在影响，认证机构应识别由特定活动、关系或其他情况所导致威胁的类型。下列清单给出了各类威胁的例子，这些威胁产生了压力或其他因素，从而导致了不公正的审核行为。

虽然下列清单的内容不是唯一的或详尽的，但它说明了认证机构在分析审核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方面的问题时所需考虑的多种类型的威胁。

-个人利益威胁－由于审核员从其个人利益出发的行为所导致的威胁。个人利益包括审核员的情感、经济或其他个人利益。审核员可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想将其个人利益凌驾于其实施质量体系审核的利益之上。例如，认证/注册机构由于客户向其付费而与客户间产生了经济利益。如果审核员在某个受审核方有股份，他也会有个人的经济利益；如果在审核员的家庭成员与受审核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审核员还会有情感上的或经济上的个人利益。

-自我评审威胁－源于审核员评审他们自己或同事的工作。无偏见地评价自己所在组织的工作比评价其他人的工作或其他组织的工作要困难。因此，当审核员评审自己或同一组织的其他成员所作的判断或决策时会产生自我评审威胁。

-亲密关系（或信任）威胁－源于审核员受到与受审核方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如果审核员不对受审核方的主张抱有充分怀疑的态度，并由于对受审核方的熟悉与信任而过于容易接受受审核方的观点，就会出现信任威胁。例如，当审核员与受审核方有特别亲密的或长期的个人或职业关系，信任威胁便会产生。

-胁迫威胁－源于审核员公开地或秘密地被受审核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胁迫。例如，当审核员或认证机构就作为审核准则的标准文件的某一特定条款的应用与受审核方产生不同意见时，如果受到受审核方换人或换证机构的威胁，就构成了胁迫威胁。

-辩护威胁－（例如，认证机构或认证人员对受审核方及其顾客在争论或诉讼过程中起到支持或反对的作用。）

-竞争威胁（例如，在受审核方和一个签约的技术审核员之间）。

4、审核员公正性的保障措施

4.1 认证/注册机构应采取减轻或消除威胁审核员公正性的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可包括禁止、限制、披露、方针、程序、惯例，标准、规定、制度和环境条件。这些保障措施应得到定期评审以确保其持续适用性。

注1保障措施存在于实施审核的环境中，或可由独立决策者针对不同活动、关系和其他情况的威胁而强制实施。对保障措施的一种描述方式是根据其所处的环境。

4.2存在于实施审核环境中的保障措施例子包括：认证/注册机构的委员会和管理机构（例如，董事会）对于公正性准则的符合性的全面监督

-其他的公司管理因素（公司管理的其它方面），包括支持认证过程和审核员公正性的认证/注册机构的文化认证/注册机构面对的法律责任

4.3作为认证/注册机构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认证机构内的保障措施的例子：

-在认证/注册机构内保持一种文化，强调期望审核员能够从更广泛的利益出发，强调良好的审核行为和审核员公正性的重要性包括关于审核员公正性的方针、程序和惯例的管理体系

-其他方针、程序和惯例（规范），如关于员工轮岗，内部审核，对技术事宜的内部协商的规定，以及

-人员聘用，培训，晋升，留用和奖励的方针，程序和惯例应强调审核员公正性的重要性，认证/注册机构的审核员可能面临的不同情况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以及在考虑现有的用来减轻或消除威胁的保障措施后，由审核员对其与特定客户相关的公正性进行评估的必要性

另一个描述保障措施的方法是根据其特性。例如：

-预防性的安全措施－例如，为新聘用审核员安排的上岗培训计划，用来强调公正性的重要性；

-与特殊情况引发的威胁相关的安全措施－例如，针对审核员家庭成员与认证/注册机构客户间某种雇佣关系的禁令，以及；减轻或消除这些压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的控制措施－在此描述为对审核员公正性的保障措施；理解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建立并使用方法以确定每个过程的效率和有效性

-识别各层次组织和个人的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识别方法和解决方法建立和实施持续改进上述过程的过程

注：本指南的关注重点是认证/注册机构的审核员，而类似的要求也可以适用于认可机构的评审员（在适当改动以后）。

想进一步了解ISO9001审核实践小组，请参照：ISO9001审核实践小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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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要件 篇3

有让第三人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

第三人利益合同须使第三人直接取得债权,第三人因当事人之契约,无须其承诺直接取得债权,如约定依第三人之承诺使取得债权,则第三人依其与契约当事人或其一方之契约而取得债权,则非为第三人之契约,或有学者称为不纯正的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所谓直接取得,是指第三人取得的权利是直接由合同发生的,第三人无须参与当事人之间的缔约过程,无须向当事人任何一方为承诺,也无须在合同中签名,甚至无须知晓当事人的缔约。第三人的意思表示即便影响到债权人的缔约目的,也不影响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其依合同本身便直接取得请求给付的权利,否则就不是第三人利益合同。

债权人和债务人间须有有效成立的基本合同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有有效成立的基本合同,是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的绝对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基本合同和利益第三人约款构成的,合同当事人的基本合同又是原因合同。第三人利益是基于合同当事人订立的第三人约款而取得,基础关系的无效必然导致权利无以为根据。基本合同行为存在瑕疵时,在理论上虽不必然导致第三人利益约款的无效,但是债务人据此可提出权利不发生、权利消灭的抗辩,最后的效果仍然是第三人利益落空。有效成立的基本合同的要件,各国法律对其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大陆法系的要件主要包括一是须有两个以上的合同当事人,且当事人须有缔约能力。二是合同的内容应为确定,可能,适法及具有社会妥当性三是合同当事人达成合意,且合同各方意思表示应有效并一致。一般来说,英美法系要求五项基本要求、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有对价、合同当事人必须在法律上具有缔结合同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合同达成的一致必须是出于当事人的内心和自由的真正一致、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必须合法,既不违反制定法、普通法、衡平法规则,也不违反公共政策。

合同有为第三人利益的意图

第三人利益合同赋予合同第三人请求给付的权利,并使其成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履行在通常情况下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但作为合同当事人之间自由订立的合意,当事人在缔约时,有权就合同的具体问题作出约定,包括谁将成为合同的最终受益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不仅应意识到受益第三人将获得利益的事实,而且应该有让第三人受利益的意图,即有为第三人利益是合同的目的。

第三人利益合同题中应有之意是使第三人享受到合同利益,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从理论上讲,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就为第三人利益形成合意。判断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否有效地在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利益的理想标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向第三人给付是出于为第三人利益的意图,第三人也认为合同的给付会给自己带来利益,即缔约人与第三人都形成合同利益归属第三人的价值判断。但如用此标准来衡量为第三人利益意图,合同当事人认定的利益就第三人看来却未必对己有利,同样如果将第三人对利益的认定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利益的衡量标准,也与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构造初衷相违背,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有效成立并不依赖于第三人的意思。第三人利益的衡量合理的标准可以引入社会通常标准作为判断尺度。因为不同立场的个体对利益的认定标准有主观上的不同,但社会在一定时期对利益会有一个通常较为稳定的价值衡量,当合同中约定的为第三人给付符合这一标准时,即使第三人并不认可这一给付会为自己带来利益,债权人与债务人也有权认可合同为第三人带来的积极效果。

第三人的确定

第三人是合同外不参与合同订立但享有合同利益的非合同当事人,对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自然人或法人均可作为合同中受益的第三人,第三人作为享有权利的法律主体,应具有权利能力。但第三人不必在缔约时就已经存在,未出生的胎儿或设立中的法人,甚至尚未存在的人或未成立的法人,都可以作为受益第三人,因此第三人无须具备相应的缔约能力。美国法规定在合同成立时受益人可以是没有列名的,或没有确定的,只要合同履行时,他可以被确定即可。如果他在合同变更或撤销时仍未被确定,一般来说,不认为他的权利己经确定。同时,第三人的确定并不要求一定要写清姓名或名称,只需通过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能够确定具体的受益第三人即可,即在签订合同时,缔约人只需指出使受益的第三人确定的方法即可,但不确定或无法确定的第三人不能作为受益第三人。

第三人是否应当具有与权利取得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则需要依据具体合同情形加以判定。如在具有生计抚养照顾性质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情况下,对第三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不作要求对于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有对价关系,为消灭两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中,或是当受益第三人接受利益需要承担一定义务的情形时,要求受益的第三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是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此点在各国民法大都是相同的规定。但在此种情形下,第三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在第三人接受利益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不是指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需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浅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 篇4

恶意串通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相互勾结, 共同订立某种给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的合同, 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和串通行为是该类合同的两大特点。在此类合同中, 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违法性, 我国民法将其作为无效合同对待。此类合同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个:首先, 合同双方当事人主观上均存在恶意, 即明知或应知其所订立的合同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仍选择订立该合同。其次, 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客观上的通谋行为, 即双方当事人都清楚彼此的意图, 且存在意思联络并互相配合实施了该违法行为;再次, 恶意串通合同履行的结果将会损害他人的利益, 这里的损害是一种客观上的可能性, 在合同履行之前并非现实的损害。

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性质分析

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四项规定,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52条进一步规定,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规定这类合同无效的理论根源在于其目的的违法性, 然而将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合同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法律效力混为一谈不免有失公允。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合同由于其存在严重的违法性而当然无效, 体现了立法者注重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将绝对无效的法律效力适用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却有将立法者意志强加于当事人之嫌。

首先, 合同作为一种利益交换的手段, 只有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前提下, 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效果。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一般也不主张直接认定合同无效, 而是将存在意思瑕疵的合同是否生效的决定权交给该合同的利害关系人。立法上强行规定该类合同无效, 直接剥夺合同利害关系人的选择权有失妥当。

其次, 从无效合同制度的保护功能来看, 法律设定无效合同制度的目的在于强令那些严重违法的合同自始失去效力, 以避免其可能带来的损害。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合同无效制度的法律后果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等责任, 但却不能将该法律后果所带来的利益归于受损害的第三人, 此时受损害的第三人还必须选择其他方式使自己的权利以得到救济, 其维权成本往往较高。

再次, 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存在可补正性。在该类合同中, 法律要保护的是公共利益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 此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确认合同无效或者通过补正对该合同进行挽救。《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在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思, 在市民社会的背景下, 每个人被假定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若有权做出选择的利害关系人经理性判断后认为补正该合同对自己更有利时, 法律就不应该强行剥夺他的选择权。

故此, 笔者认为, 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规定可撤销合同更为科学, 可以避免上述弊端的存在。在法国合同法的发展历史上, 根据无效情形的严重程度将无效合同分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两种情形, 法国现代通行理论对此确定了这样的标准:在法律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中, 某些规定是基于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 当合同违反法律的这些禁止性规定时, 为绝对无效;而另一些规定是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 当合同违反这些规定时, 为相对无效。法国合同法中的相对无效合同相当于我国的可撤销合同, 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建议

1、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之撤销权归属

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论述过应将该类合同归属为可撤销合同, 但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 将这类合同的撤销权赋予谁才是最好的选择?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参考可撤销合同制度的相关理论。各国民法几乎都规定将合同的撤销权赋予法律规定的意在保护的特定当事人, 即承受该合同被撤销原因的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笔者认为, 既然我国现行的法律将此类合同规定无效合同, 其法律价值就在于保护受损害的第三人的利益, 那么, 若将其规定为可撤销合同也不应该偏离该目的。据此, 我们可以借鉴债的保全制度中的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 突破传统合同的相对性, 将撤销权赋予利益受到恶意串通行为损害的第三人, 从而维护其合法权益。

2、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问题

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规定为可撤销合同, 则在主张撤销权时效上应当适用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该知道该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然而, 此处的撤销事由是诸如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不当得利等传统撤销事由。与之不同的是, 恶意串通合同在订立时就存在违法性, 比传统撤销事由要严重的多,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举证也比较困难。因此, 应该通过立法规定该第三人行使撤销权适用较长的期间。具体规定多长时间为宜, 有待于综合考量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形决定。

3、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后果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6条、第58条和第59条的规定可知, 该类合同的法律后果有两种:其一, 第三人行使撤销权, 则该类合同自始无效, 合同当事人之间处分财产的行为无效, 同时应将该合同涉及的本应归属于第三人的财产返还给第三人;其二, 该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撤销权, 表明其愿意承受该恶意串通合同带来的后果, 那么法律应当尊重他的选择权, 恶意串通合同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仍可发生效力, 这也符合私法自治的原则。

摘要：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该规定过于绝对。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与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合同等量齐观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从对恶意串通合同的界定为出发点, 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 并尝试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词：恶意串通,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意思自治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梁慧星:《民商法论丛》 (第37卷) , 法律出版社, 2007年。

第三人利益 篇5

“它们的统计数据误导了许多广告客户和广告代理公司，作用好比是指挥员，伹却让飞行师降落到了错误的跑道上!”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网(MLB.com)首席执行官鲍勃·鲍曼，日前怒气难抑地对某些市场调查机构进行了抨击。

2007年12月末，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尼尔森发布了当月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网的独立用户数约为620万，但该网站自己统计的数据却达到了1940万。如果把时间扩大至全年，双方数据差距更加惊人；2007年尼尔森的统计数据仅为该公司统计数据的四分之一。“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反映过尼尔森统计数据过低的情况，也曾要求它放弃对MLB.com的流量统计，但它似乎乐此不疲。”鲍勃·鲍曼无奈地说。

同样的问题也曾出现在新闻集团旗下社交网站MySpace的身上。据该网站前任运营副总裁Jason Feffer透露，2004年，流量增长迅速的MySpace并没有出现在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ComScore与尼尔森榜单的前几名。令JasonFeffer郁闷的是，很多广告商投放广告时也很喜欢选择Friendste等出现在ComScore或者尼尔森榜单中的网站，但实际上MySpace当时的流量已经是它的10倍。

如今，MySpace摆脱了这种厄运，高管们也不用太担心吸引广告客户的问题，伹那些不是很幸运的网站却还在忍受所谓的第三方统计数据的影响。而它们的营业收入往往与它们在统计报告中的排名紧密挂钩，并且即便是相连排名，它们广告收入的差距也很大。

分析人士指出，第三方统计数据应该比企业自身公布的数据更具可信性，也更客观，但种种案例却表明，它们正让越来越多的被调查企业怨声载道。甚至，针对同一企业的同一统计指标，不同的统计机构也能同时给出差别迥异的结果。

纷争不断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看到自己的实力被排在竞争对手的后面。最近几年，围绕着排名，网站流量调查显然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

2006年11月，ComScore公布当月的网站流量统计结果，MySpace 387亿次的访问量领先于雅虎的381亿次，首次将后者赶下“流量之王”的宝座。这使Myspace一举成为美国第一大网站，伹同时也使业界对市场调查机构所提供数据真实性的讨论达到南潮。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当时的预测。2010年互联网广告市场的总规模将由2006g的164亿美元增至252亿美元，但网站广告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其投放的广告量，广告客户是否决定投放广告又取决于网站的流量。所以，对于互联网企业和广告客户而言，确定谁的统计数字更准确远比表面地看哪家网站访问量第一更为重要。

针对ComScore的数据，瑞士银行的分析师本杰明。斯卡切特最先提出了质疑，他用以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恰恰是ComScore主要竞争对手尼尔森的统计数据：同样是在2006年11月，尼尔森确定雅虎334亿次的访问量远高于290亿次的MySpace新闻集团福克斯互动媒体其它网站总访问量。而雅虎随后也表示，其流量在ComScore的报告里出现下滑，主要是因为该调查机构的统计方法不科学所致。

这场交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以ComScore的退步得到平息。该公司CEO马吉德，亚伯拉罕表示，他们将开发一种计算用户停留时间的统计方法，取代传统的网站访问量统计。“在这点上，11月雅虎用户在其网站上的停留时间达到了427亿分钟，高于MySpace的138亿分钟。”

2007年，互联网业界关于流量的讨论在上半年获得暂时的平静，但到了8月30日，随着网站流量统计机构Alexa对其算法几次调整，致使国内大部分网站排名急剧下滑，一场更大规模的“口水战”从美国延伸到了中国。并且，这场互联阿风波由开始的质疑Alexa，很快演变成国内门户网站之间的角力(详见本刊2007年9月20日《门户网站流量争议调查》一文)。

“我们遗憾地发现，第三方统计机构在让企业惶惶不安上的作用，比它们对市场的引导还要明显。”多位国内外的行业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关系到客户对自己的印象，企业不可能与这些貌似“中立”的调查机构纠缠太久，因为你的竞争对手一般不会放弃落井下石的机会，发出致命一击!

唯一的解释

市场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沸腾，但相关企业争斗得再凶，调查机构作为事件始作俑者的事实也不可能被忽略掉。而必须提醒的是，当每一次数据公开并引起业界骚动的时候，这些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此归因于“统计方法的不同”。

2007年4月，针对此前ComScore和尼尔森在Myspace、雅虎流量报告上的差异，美国互动广告局(IAB)的行政长官罗森伯格直接批评它们使用paneL统计技术来测量实力强大的互联网公司流量太落后，简直就是70年前广播电信行业的统计水平，只会妨碍这些企业的发展。

为了避免调查机构之间同一调查再次出现数据误差过大的情况，罗森伯格当场表示，在ComScore和尼尔森下次公布统计结果的时候，将引导网络公司测量自己的流量，IAB也会在2008年第二季度出台相应的指导方针。

可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市场调查机构一再强调统计方法的差异性，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十全十美，它们都各有长短。当两大流量监测机构的统计数据与网络公司自己统计的数据相差较大时，广告客户又该相信哪一方呢?

据知情人士介绍，ComScore和尼尔森对数据的收集主要依靠那些在用户电脑上安装的监控软件，而网络公司则更相信自己服务器上的原始记录，它们指责ComScore与尼尔森的统计数据没有涵盖国际用户及苹果电脑的用户。此外，它们还认为panel技术很少统计那些含有Flash的页面访问量，没有准确地计算上班时进行网上冲浪活动的网民，也忽略了那些用手机冲浪的用户。

然而，面对以上指责，ComScore与尼尔森也一致认为网络公司服务器显示的原始数据不准确。他们指出，同一个人在家里和公司访问同一站点时，服务器都会将其视为两个人。“这就像某个人用两个浏览器访问同一个网站一样。”ComScore首席研究官Josh Chasin说，“服务器的原始数据只能说明某个网站的信息，但panel数据显示的是网站流量信息。”

同年6月，类似的争议在国内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咨询和易观国际相继发布“2007年第一季度国内搜索引擎市场份额统计数据”后再次爆发。

来自艾瑞咨询

的资料，2007年第一季度，百度、谷歌和雅虎中国分别以56.2％、21.2％、2.9％的市场份额排列前三名。但易观国际得到的数据却分别为57％、18.7％、13.6％。雅虎中国的份额相差居然超过了4倍16月25日，易观国际迫于舆论压力对此解释。自己是根据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当季的收入为统计口径，计算出各厂商的市场份额的，而艾瑞咨询计算时参照的是用户访问量。“两个统计口径属于不同的范畴，描述的自然也是不同的商业行为。”

但业内观点质疑，易观国际提出的“不同的商业行为”可能只是在玩弄概念。因为既然都是市场份额的统计，计算口径不同居然能让二者相差数倍，也太不可思议。

致命之伤

目前，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是非评判，但鉴于多次出现市场研究机构之间数据彼此矛盾，并且牵扯到的企业越来越多，去年4月的时候，美国IAB市场与公共关系部高级副总裁Doty就建议广告商在投放广告前，可将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和相关企业的原始数据进行综合比较。而尼尔森科研测量部门副总裁Mainak Mazumdar也表示，解决数据差别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被调查企业吃透流量统计机构的统计规则并适应它。

但这样就真的能让怨言销声匿迹吗?Doty自己也没有信心。他说：“IAB并不指望指导方针完全解决统计市场存在的问题，只是希望统计机构提供更透明的信息，方便广告客户和代理机构作出合适的选择。”

此话出来之前不久，IAB与所辖的300家网站才刚刚呼吁ComScore和尼尔森停止对它们的流量监测工作。并要求将该权利移交给非盈利组织媒体评级理事会。

这反映出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发生的关键——第三方统计机构没有洁身自爱。

按照一般理解，第三方主要调查行业的发展现状，提供给企业、研究机构和官方等参考。这种调查以调查机构为主导，不应受企业意志左右，否则就失去实际意义。但在目前的商业数据调查行业中，由于涉及到数据买卖问题，不少标榜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数据逐渐沦落为某些企业拓展市场的噱头。上榜排名如同作秀，数据的社会公信力大受损害。

自去年6月艾瑞咨询和易观国际发布国内三大搜索巨头的市场份额后，有业内分析师就曾爆料这些第三方机构与相关企业存在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他们指出，艾瑞咨询早于2006年与百度达成协议，百度搜索风云榜为其网络广告月报提供数据支持，而雅虎中国与易观国际、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INNIC)关系密切则是人所共知。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月，当国内市场分析机构正望咨询公布“中国搜索引擎质量盲测”的报告得出“除了娱乐之外，谷歌在其他7个项目中的满意度均高于百度，谷歌比百度更懂中文搜索”的结论时，业界几乎群起而攻之。

对于在中美两国发生的相同案例，Doty指出，人们很难知道那些数据有没有人为的弄虚作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它们还会继续影响着整个产业。而每一天，被调查企业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数据时，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这充斥着诸多的利益纠葛，一切现象也因此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他说。

第三人利益 篇6

一、问题的提出

从法律的角度看, 采取与股东人格分离之法律技术构造的公司, 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和拟制人。而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观察, 公司则是一个合同联结体, 即由股东、债权人、职工以及董事高管人员等公司参与者组成的交易网络。相比较而言, 合同联结体的概括虽不能明确传达公司之独立人格信息, 但是它却为剖析公司实体并直接研究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视角。有学者进一步概括指出, 尽管公司相关人员间的交易安排涉及的类型广泛、并且存在很大的不同, 但仍存有共同的、重要的基本要素:即期限、回报、损失风险、风险控制、利益冲突、以及用交易和明确的合同来处理重要的偶然事件等。可见, 作为相关利益主体进行经济活动和利益博弈平台的现代公司, 股东、债权人以及董事高管人员等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与失衡始终伴随着公司发展历史, 与此相应的, 为了实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制止某些主体以牺牲其他主体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自己不正当利益行为的发生、确保公司组织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对公司及公司中的利益各方提供法律保护, 则成为公司法制建设的根本任务所在。同时这也是公司法制发展与完善的现实动力和永恒追求。

与传统公司立法不同的是, 现代社会中的公司由于受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公司治理权限呈现出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的立法趋势。尽管我国公司法仍然将股东会确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 但是由于受公司商业经营决策的现实要求以及世界公司立法改革趋势的影响, 对作为公司经营机关的董事会和经理赋予了必要而广泛的经营职权, 缘此, 为实现公司参与人间新的利益平衡, 对行使公司经营职权的董事高管人员理应规定相应的制约机制。遗憾的是, 2005年我国公司法修改以前, 相关企业立法对董事高管人员的义务和责任的制度安排存在不到位的现象:一方面, 根据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43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的经营行为负责的规定, 企业法人的内部人员本身并不对其因职务行为造成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等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而只承担一些公法意义上的责任。例如《民法通则》第49条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行政责任的规定、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第212条关于“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以及198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 (试行) 》第42条关于“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破产负有主要责任的, 给予行政处分。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破产负有主要责任的, 对该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人, 给予行政处分。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人, 因玩忽职守造成企业破产, 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表面上看, 这些法律都规定了董事高管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将受到刑事责任追究。但实质上, 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体制的迅速转换,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企业绝大部分已经通过改制, 脱离了原来主管行政机关的内部隶属关系而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致使行政处分大部分无法作出, 因此, 行政 (处分) 责任规定就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环境下, 作为合同联结体的公司各相关参与方都具有独立的利益而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 真正保障利益受损的公司第三人最直接有效的补救办法, 就是规定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然而由于董事高管人员作为商人的角色定位不准, 致使我国在构建作为公司参与者间利益平衡之基础环节的公司制度安排上, 私法意义上的董事高管人员的义务与责任尤其是 (执行职务时) 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建设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承担责任机制的缺失, 致使对执掌公司经营资源的董事高管人员的制约机制疲软、进而导致公司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失衡。其结果直接造成了我国公司实践中董事高管人员以牺牲其他主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自己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大量发生, 如大肆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恶意拖欠公司职工工资及损害职工的社保权益、破产逃债、以及为追求高额薪酬回报而将公司推向高风险甚至破产的边缘。最终影响了我国公司组织运作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二、我国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完善

1. 完善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具体建议。

为了更加周全的保护我国公司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并健全对董事高管人员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机制, 进而实现对公司利益各方的均衡 (下转第38页) 发展永恒追求, 也是我国当前公司法完善的任务。因此, 在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对董事高管人员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董事高管人员对公司第三人责任制度, 包括明确责任性质、责任主体、第三人范围界定、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分配等具体内容, 拟作如下具体完善建议:

(1) 责任性质方面可以明确为法定责任。在理论上, 由于董事高管人员与公司第三人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同此, 该责任不属于违约责任性质当属无疑。然而, 就董事高管人员对公司第三人责任性质而言, 仍然存在法定责任说 (即此责任乃基于公司法的规定) 、侵权行为特别法说 (即此责任属侵权责任, 但是由特别法规定的) 及特别侵权行为说 (即此责任乃基于特别侵权行为而发生) 等主要不同见解。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董事高管人员只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对股东等第三人没有直接的义务。缘此如无法律特别规定则不会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同时由于造成损害的间接性、以及第三人的不特定性等特征, 使得该责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侵权责任。因此, 将其理解为法定责任较为妥当。

(2) 责任主体范围界定上, 应把握“职权滥用”的内核, 对“董事高管人员”不应作过窄解释。鉴于“权力有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之普遍认识, 并基于对监督和制约公司经营者滥用职权行为之考虑, 对于执掌公司一定范围内的经营权限和资源的公司董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 均有必要对其形成制约。因此, 新《公司法》153条规定的“董事高管人员”、新《公司法》69条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新《企业破产法》第128条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较之此前《海南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的“董事”, 责任主体范围均有所拓宽。显然, 这是立法进步的表现。同时我们认为, 今后在对责任主体进行认定时, 应把握“职权滥用”的内核, 对“董事高管人员”、以及“执行职务行为”不应作过窄解释。

(3) 应在公司法上将股东、债权人和雇员明确界定为可以提起诉讼的公司第三人。尽管《企业破产法》第128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公司法第153条规定的不足, 明确规定了债权人对因董事高管人员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有权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之诉。但是囿于《企业破产法》自身调整范围的局限, 使得债权人对董事高管人员的赔偿请求权之行使将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 最典型的就是该权利的行使将受到“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的期限限制, 加上企业破产界限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非“资不抵债”标准、以及市场竞争的瞬息变化使得责任财产存在种种变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最终将使得该机制对公司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债权人和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保护功能稀释殆尽。因此, 作为构建公司参与人利益平衡之基础环节的公司法, 应就董事高管人员对债权人责任作出一般性的规定, 以便更好地发挥此项制度对董事高管人员行为的制约和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周延保护的功能。同理, 为了更周密的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 从根源上解决公司拖欠职工工资及损害职工社会保障利益的行为发生,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管窥以为, 就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机制中的“第三人”, 我国公司法中也应明确将雇员列入其中。

(4) 应将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明确为连带赔偿之加重责任。并且只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负责。由前所述日本《商法》第266条第三款、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3条等均明确规定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可知, 对董事高管人员对第三人责任乃为加重责任。遗憾的是, 从我国新《公司法》69条以及新《企业破产法》第128条过于模糊的规定看, 并不能得出董事高管人员对股东、债权人承担的是连带赔偿之加重责任。联系到《企业破产法 (2004年6月草案) 》第151条规定:“企业董事、经理或者其他负责人违反对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义务, 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 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人员, 在民事责任履行完毕之前不得进行高消费和投资活动;自破产案件终结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董事、经理或者其他经营管理职务。”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理解。因此, 鉴于对第三人损害的间接性、以及避免就第三人损害范围之具体界定的困难, 更重要的是, 更好的实现对董事高管人员滥用职权行为的制约和对第三人利益更周全的保护之制度价值, 我国公司立法或其司法解释中应将此责任明确规定为连带赔偿责任, 消除因过于模糊的规定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分歧和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2. 配套措施建设。

第三人利益 篇7

21世纪的市场竞争不再单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 早已转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必须相互合作, 而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 正是在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VMI打破了传统的各自为政的库存管理模式, 解决了其在供应链环境下的一些问题, 有效地整合了供应链的库存管理职能, 大大减少了牛鞭效应带来的影响, 同时降低了整个供应链的成本。然而由于供应商在整个VMI系统中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以及自身物流能力的制约, 凸显出VMI在应用中存在很多局限, 而第三方物流 (TPL) 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因为其有着明显的专业优势以及出色的物流能力。

自从Magee[1]在1958年提出了供应商管理库存这一供应链管理模型后迅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此后, 大量相关文献相继涌出。Gerber[2]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实施VMI比实施准时生产和零库存管理能取得更好的绩效。Cottrill[3]和Burke[4]认为VMI将逐步流行起来, 给分销渠道带来革命性的变革。马士华[5]对供应链中的库存管理问题结合VMI、联合库存管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张艳梅和高远洋[6]完善了基于EOQ策略的VMI模型, 通过引入第三方物流有效缓解了卖方短期成本增加的难题, 提高了卖方参与的积极性。王道平等[7]提出了第三方物流参与的VMI模型, 论证了该模型下供应商的库存和物流成本均下降, 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利润都有所提高。李晓晓[8]等用Shapley值法来分配引入第三方物流的VMI模式的供应链收益, 但在收益核算方面比较简单, 只是用简单的字母和数值直接带入模型和算例。

分配机制不合理, 很难带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 各个企业利润分配不均, 导致无法进行深度合作, 维持共赢的局面。因此, 本文在前人对供应链VMI模式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Shapley值法来建立引入第三方物流的VMI模式的收益分配机制。本文首先根据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来建立一个收益模型, 然后利用Shapley值法对模型进行变换并计算相关的参数, 最后通过现有的算例数据进行验证并得出结论。

2 模型构建

2.1 模型假设

假设供应链有且只有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实施VMI前, 供应商、零售商各自管理自己的订货, 库存等。实施VMI后, 供应商来管理零售商的订货及库存。第三方物流参与VMI后, 其负责从供应商订货, 对零售商补货以及管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库存。本文假定零售商的需求是确定型的, 安全库存量是确定的并且不会发生缺货, 订货提前期为零。

2.2 模型符号

2.3 模型描述

2.3.1 实施VMI模型之前

供应商和零售商各自管理自己的订货、库存等。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供应商的利润函数为:

2.3.2 实施传统的VMI模型

零售商不再承担订货成本和库存成本, 而是由供应商负责。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供应商的利润函数为:

2.3.3 实施引入第三方物流的VMI模型

供应商将订货, 库存等VMI中间作业活动外包给第三方物流, 需要支付给第三方物流一定的服务费用。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供应商的利润函数为:

2.4 收益分配模型

Shapley值法是解决n个成员合作对策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当n个成员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 他们之中某些成员的合作都会使收益发生变化, 当这种合作没有竞争性时, 成员数量的增加不会减少收益, 因此全体成员的合作将获取最大收益, Shapley值法就是用来分配这个最大收益的。本文中的各个节点企业都是互相独立的经济实体, 都渴望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 也愿意与他人合作来获取更多的收益, 因此, 本文的收益分配问题可以用Shapley值法来求解。

设多人集合I={1, 2, …, xi}, 如果I的任一子集s都对应一个特征函数v (s) , 若满足:

则称[I, v]为多人合作对策。用xi表示I的成员i从合作的最大收益v (I) 中所分配到的收益。当满足:

那么称x= (x1, x2, …, xn) 为多人合作对策下的一个分配。

表示在I的合作方式下成员i所分配到的收益, 那么在I的合作方式下各个成员所分配收益的Shapley值为:

其中, |s|表示s中元素的个数, w (|s|) 表示加权因子, v (s) 表示在s的合作方式下的收益, v (si) 表示s去除i后的收益。

下面建立本文的供应链Shapley值法收益分配模型。

(1) s={1}, s={2}, s={3}, 表示供应链中的各个成员相互独立, 没有合作, 因此供应链没有任何收益增加, 所以:

(2) s12={1, 2}, s23={2, 3}, s13={1, 3}, 表示供应链中任意两个成员的合作。v (s) 等于合作后较合作前增加的收益, 所以:

(3) s={1, 2, 3}, 表示供应链中三个成员的合作。v (s) 等于合作后较合作前增加的收益, 所以:

(4) 用Shapley值法分别计算供应商、第三方物流以及零售商的利益分配, 计算方法如下:

a.供应商利益分配

IS表示供应商参与合作的I的所有子集。

b.第三方物流利益分配。

It表示第三方物流参与合作的I的所有子集。

c.零售商利益分配。

Id表示零售商参与合作的I的所有子集。

3 算例分析

某供应链中, TPL参与VMI前后零售商年销售量不变, yb=y=1500万台;TPL参与VMI前后零售商单位商品售价也不变, p (yb) =p (y) =150-0.01y, 市场价格与需求量呈线性关系;TPL参与VMI前后零售商的采购价格分别为wb=100元, w=90元;供应商的生产总成本C (yb) =C (y) =60y+0.003y2;供应商的补货成本SM=600元;零售商的订货成本SR=300元;补货批量Qb=500万台;TPL参与VMI前后的安全库存分别为SSb=30万台, SS=20万台;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单位产品库存成本HM=HR=10元;第三方物流单位产品库存成本HT=7元;第三方物流从供应商的订货成本和对零售商的补货成本相等S1=S2=100元;TPL从供应商的订货批量和对零售商的补货批量分别为Q1=300万台, Q2=250万台;供应商每次运输的固定成本Tf=45000元;供应商运输的单位商品变动成本Tv=0.5元;TPL每次运输到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固定成本分别为T1=30000元, T2=2500元;TPL运输的单位产品变动成本T'v=0.5元。

将上述算例数据带入公式 (13) 、 (15) 、 (16) 分别可得:

v (I) =22721600元, v (s12) =8437500元, v (s13) =306250元

(1) 供应商可分得的利益元

(2) 第三方物流可分得的利益元

(3) 零售商可分得的利益元

用Shapley值法算出的总收益为9031200+8878000+4812400=22721600元, 而供应链的收益增加值为22721600元, 两者相等, 证明该收益分配方案具备可行性。

以上收益为供应链的3个成员最终应获得的净收益。而3个成员的成本变化值如下:

(1) 供应商成本变化为:

(2) 第三方物流成本变化为:元

(3) 零售商成本变化为:

因此, 零售商应支付给供应商订货及库存费用28000900-4812400=23188500元

供应商应支付给第三方物流服务费用35636800+23188500-9031200=49794100元

4 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探究供应链中各成员之间的合作对各成员自身利益的影响及对整个供应链利益的影响, 并针对第三方物流参与的VMI模型, 利用Shapley值法构建了一个利益分配模型, 来更好地解决供应链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得出一个令各成员都易于接受的分配方案, 促使供应商、第三方物流及零售商能进行长期稳定的合作, 从而使整个供应链的利益达到最优。

通过对利益分配模型的分析及算例的验证, 证实了该模型的可行性和正确性。但要注意的是, 本文研究的供应链中只有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 然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多家供应商和多家零售商之间的合作, 因此, 第三方物流参与的多家供应商和多家零售商的VMI模型的利益分配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摘要：将第三方物流 (TPL) 引入VMI模型中, 可以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利润。如何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使供应链中的各个成员更稳定地维持长期合作至关重要。文中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利用Shapley值法建立了在VMI&TPL模式基础上的利益分配模型, 然后通过现有数据论证了该模型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关键词：VMI,第三方物流,Shapley值法,利益分配

参考文献

[1]Magee J F.Production planning and inventory control[M].New York:Mc Graw-Hill Book Company, 1958:80-83.

[2]Gerbert N.Objective comparisons of consignment, just-intime, and stockles[J].Hospital Material Management Quarterly, 1991, 13 (1) :10-17.

[3]Cottrill K.Reforging the supply chain[J].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1997, 18 (6) :35-39.

[4]Burke M.It's time for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J].Industrial Distribution, 1996, 85 (2) :90.

[5]马士华, 林勇, 陈志祥.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6]张梅艳, 高远洋.引入第三方物流的VMI模型优化研究[J].管理学报, 2007 (4) :53-56.

[7]王道平, 赵耀, 王爱霞, 杨建华.第三方物流参与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型[J].工业工程, 2011 (05) :1-7.

第三人利益 篇8

关键词：剩余利益分享模型,第三方物流,激励机制

一、引言

第三方物流是指由供给方和需求方之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一种经济行为, 也称为合同物流。生产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将原本自己处理的物流活动以合同形式委托于第三方物流企业, 而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代理人, 生产企业物流需求的不断增加为其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 由于委托方无法真实了解物流服务商的实际情况, 即处于信息弱势, 而第三方物流企业处于信息优势地位, 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于是, 物流外包方设计以最低成本获得物流服务的合同, 是当前第三方物流合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 物流外包方不能盲目追求自身利益而设计合同, 应该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 促进物流合作效率。在这种环境下, 双方之间的激励机制就很有必要建立起来。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通过模型方法分析第三方物流激励机制。

二、变量设定

为构建第三方物流激励的剩余利益分享模型, 首先对主要的变量进行设定:

1. 努力程度A。

假定物流供应商可供选择的努力程度的集合为A, 且a∈A可表示为物流服务提供商所特有的努力水平。假设物流供应商的行为为a, 且a是一个二维的向量, 简记为a= (a1, a2) , 其中, a1表示代理人员在增加物流成本节省量上所做的努力, a2表示代理人员在提升物流服务质量上所做的努力。又设物流供应商在努力程度A的基础上决定了可以被观测的信息向量x= (x1, x2) , 其中, x1代表可以观测到的成本变化, x2表示可以观测到的物流服务质量的变化。这里有xi=ai+εi (i=1, 2) , 其中ε表示外生的随机误差项, 它服从均值为0, 协方差矩阵为H的正态分布。若x与a都属于一维的变量, 那么可转化为单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

2. 工资水平S (x) 。

为简便起见, 假设物流外包方的风险是中性的, 物流外包方是根据可观测信息向量x对代理人进行奖惩, 并且假定工资水平S (x) 是关于x的线性函数, 简写为S (x) =α+βixi, 其中i=1, 2, α表示代理人的固定收入, β表示剩余利益分享比例系数β= (β1, β2) , β1表示物流服务供应商通过努力降低物流成本而带来的剩余利益分享率, β2表示物流服务供应商通过努力提高物流服务质量而带来的剩余利益分享率。

3. 努力成本C。

努力成本即为物流服务供应商提供物流服务所承担的成本总和, 可由物流供应商的行为a的函数来表示, 简写为C (a1, a2) 。这里假设努力成本符合边际成本递增规律, 即有C’ (a1, a2) >0, C’’ (a1, a2) >0。

4. 期望收益B。

期望收益即为物流服务供应商提供物流服务而产生的收益水平, 由物流外包方来承担。期望收益也可由物流供应商的行为a的函数来表示, 简写为B (a1, a2) 。由于物流供应商的努力成本符合边际成本递增规律, 因此假设期望收益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即有:B’ (a1, a2) >0, B’’ (a1, a2) <0。

三、第三方物流激励的剩余利益分享模型

1. 物流服务供应商的期望效用U。

首先, 物流服务供应商的收入水平可表示为物流服务供应商的工资扣除努力成本, 公式为:

根据Arnold (2000) 的思路, 物流服务供应商的风险成本可表示为以下模型:

这里家丁物流服务供应商是属于风险规避类型的, 且ρ表示代理人对风险规避程度的绝对值。βTHβ表示收入的方差。根据式 (2) , 可得到物流服务供应商的确定性收入即为实际收入的期望减去风险成本, 用公式表示为:

考虑到物流服务供应商的最大化期望效用即为最大化的实际量, 因此式 (3) 确定性收入可作为期望效用。

2. 物流外包方的期望效用。

为保持一致, 这里也假定物流外包方是属于风险规避类型的, 因此其期望收入也与期望效用等价。期望效用的公示表达如下:

对比式 (3) 和式 (4) 可知, 剩余利益分享的比例同第三方物流企业以及物流外包方的利益存在直接的关系, 因此该比例对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成功运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Arnold的观点, 该比例也可看作是第三方物流道德风险的防范强度。在第三方物流企业所涉及的多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β1可以被作为物流外包方对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物流成本的返还率, β2则可以解释为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对物流服务质量提升的索取率。若β1和β2都为0, 那么剩余利益的索取权完全掌握在物流外包方手中, 而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职能获取量为α的固定收入;β1和β2的值都为1, 则表明剩余利益的索取权完全掌握在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手中, 同时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也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这显然与物流外包方选择第三方物流服务的目的不相符合。因此, 最优的选择意味着物流服务供应商承担一定的风险, 即剩余分享比例β1和β2的取值都在0和1之间。

3. 参与性约束。

参与性约束是一个新型的概念, 它表示需求方的设计需要满足个人理性的约束。具体而言, 若一个绝对理性的代理人有任何一种动机去接受委托人所设计的相关机制 (即与委托方发生博弈) , 那么代理人在这个机制下所得到的期望效用就必然大于等于代理人在不接受这个机制的前提下得到的期望效用。设定w’表示物流服务供应商有保留的收入水平, 即为代理人接受物流外包的机会成本, 那么当确定性收入低于w’时, 就表明物流服务供应商将拒绝双方合同。因此, 在最优条件下, 物流服务供应商的参与性约束条件IR即为CEa≥w’。联系式 (3) , 可得到关于IR的以下约束模型:

4. 激励兼容性约束。

激励兼容性约束类似于单方完全透明的博弈情况, 即在委托人完全不清楚代理人类型的前提下, 代理人在自己设计的机制中必须含有能积极选择委托人希望代理人选择的行为。显而易见, 仅当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代理人所做的行为时, 代理人得到的期望效用不低于他选择其他行为时所得到的的期望效用时, 代理人才有意愿选择该行为。在这个前提下, 激励兼容性约束条件可表示如下:

其中, 式 (6) 表示当[βTα-C (a1, a2) ]取最大值时, (a1, a2) 的取值。

如果第三方物流的合同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 那么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就会接受合同并参与合作;反之, 如果第三方物流的合同部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 那么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就不会接受合同, 而寻找其他的物流外包方进行合作, 此时双方都得到各自的保留效用。另一方面, 如果第三方物流的合同满足激励兼容性约束条件, 那么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达到预期水平的服务能得到正常的效益, 物流外包方在合作中也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反之, 如果第三方物流的合同不满足激励兼容性约束条件, 那么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将不会提供预期水平的服务, 而从合作中获取暴利收入, 这样物流外包方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 物流合作的整体效用水平将会下降。由此可见, 激励兼容性约束对于第三方物流而言具有绝对的约束作用, 这个约束保证了物流外包方的利益, 对提高物流合作的整体效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因此这个约束条件是物流外包方的最优选择。

5. 剩余利益分享比例优化模型。

根据参与性约束和激励兼容性约束的分析, 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下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和物流外包方的均衡过程可表示为:首先, 物流外包方选择满足参与性约束的合同, 然后, 物流服务供应商接受该合同, 再次, 物流外包方使该合同满足激励兼容性约束, 最后, 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根据该合同, 向物流外包方提供预期水平的物流服务。这个模型的核心思想就是寻找平衡的剩余利益分享比例β1和β2, 从而使物流外包方的确定性收入达到最优。将这个思想表达为目标规划函数即为:

根据式 (7) 求一阶最优条件, 得到:

当合同满足激励兼容性约束条件时, 将式 (8) 对ai (i=1, 2) 求偏导数, 得到:

式 (9) 可以决定努力函数ai=ai (βT) , 于是求导数可得:

式 (10) 也表明了剩余利益分享比例的变化将影响努力水平a。根据式 (9) 和 (10) , 得到式 (8) 的一阶最优条件为:

解得:

以上采用剩余利益分享模型定量地分析了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激励机制, 从分析可以发现, 对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和物流外包方的合作存在重要影响的两个约束为参与性约束和激励兼容性约束, 而最终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量为剩余利益分享比例, 即物流服务供应商与物流外包方的剩余利益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双方的最终合作, 因此该比例是第三方物流合作的激励机制的决定性因素。在实际物流合作过程中,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地表示努力水平和收入模型等模型, 然后利用式 (7) 求解目标最大化, 最后得到剩余利益分配系数β。限于篇幅, 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四、结论及模型推广

本文基于剩余利益分享模型, 定量研究了第三方物流合作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 两个约束 (参与性约束和激励兼容性约束) 对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和物流外包方的合作具有重要影响, 而且剩余利益分享比例是决定第三方物流合作的最终因素。根据剩余利益分享模型, 可以抽象地对剩余利益分享比例进行求解, 最终得到满足第三方物流合作激励机制的主要条件。

当然, 为简便起见, 本文只考虑两方物流合作, 即只有一家物流供应商和一家物流外包企业, 实际上参与物流合作的往往有多家企业, 而且一对企业的合作会影响另一对企业的合作, 因此剩余利益分享比例将变成多个权重, 而且权重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这就需要综合分析多方企业合作的内部博弈机制, 构建多元剩余利益分享模型进行求解。这也是本文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雅克·拉丰, 大卫·马赫蒂摩.《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郭红梅, 汪贤裕, 王新辉.混合不对称信息下第三方物流激励契约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11, (14) :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