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救济制度

损害救济制度（精选八篇）

损害救济制度 篇1

2001年12月20日中国法院网公布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索赔案《杨国新与徐月仙等人无因管理纠纷上诉案》, 依据无因管理 (民法通则第93条的规定) 处理;《法制世界》2002年11期《英雄离去之后》中的救助他人生命案, 依据民法通则109条规定处理。两案同样是救助了他人生命, 为何适用法律却不同?

见义勇为立法主要是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周全的民法救济和保护。但是, 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 对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无因管理之债的认定上存在分歧。

如何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或《民法通则》第109条?下文分析当事人面临选择。

二、见义勇为的性质与无因管理的关系辨析:

对三种主张的评述 (一) 无因管理之债说———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该说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属性上应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 但由于见义勇为通常在危难情况下做出, 且行为者一般要冒着一定的危险, 故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

(二) 制止侵害行为说———缩小了无因管理的适用范围

该说把见义勇为行为称为“制止侵害行为”, 认为其性质上属于无因管理, 但只是无因管理性质特殊的一种情形, 需要用专门的条文对其加以特别的规范和调整。该说表面上遵从了无因管理制度的内在机理, 但其意在无因管理制度之外寻求独立的理论空间, 致使其最终丧失了合理的解释力, 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把见义勇为排除在无因管理之外, 这也不符合《民法通则》第93条对无因管理构成要件的基本规定, 缩小了该法条的适用范围。

(三) 综合说———见义勇为可能产生无因管理之债

综合说认为, 见义勇为具有多面向的民法属性, 即在不同的主体或对象之间, 见义勇为的民法属性是多样化的。

三、损害救济规则:适用民法通则109条或93条对管理人 (见义勇为者) 的求偿范围有何不同?

司法实践, 法院适用93条无因管理的规定一般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如果适用109条则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可见, 适用民法通则109条或93条对管理人 (见义勇为者) 的求偿范围不同主要表现在: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实例如下:

第一, 反对精神损害赔偿。如:在全国首例见义勇为索赔案《杨国新与徐月仙等人无因管理纠纷上诉案》中,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将不属由管理而支付的作为精神慰抚金的死亡补偿费62800元……列入实际损失的范围, 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予以纠正。”

第二, 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如:峡江县人民法院在《谭亚辉见义勇为致伤残请求赔偿案》中判决受益人赔偿原告医疗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共七万元。

四、结论

如何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寻求对见义有为者 (管理人) 更大限度的救济是法律适用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法院依据无因管理, 则一般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适用109条则一般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所以, 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提出对自己更有利的请求, 选择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或第109条。即在无精神损害的时候依据《民法通则》第93条提起诉讼;在有精神损害的时候依据《民法通则》第109条等类似条款提起诉讼。

摘要：本文从我国几则案例着手, 分析见义勇为的性质与无因管理的相关性, 并通过比较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和109条对见义勇为者求偿范围的不同, 得出结论:法院依据无因管理, 则一般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适用109条则一般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故, 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提出对自己更有利的请求, 选择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或第109条。

关键词：见义勇为,无因管理,损害救济制度,选择适用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债权编》, 法律出版社2003版。

[2]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释义》, 法律出版社2004版。

[4]参见曾大鹏:《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以<民法通则>第109条为中心》, 《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

[5]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民商法学》, 2000第8期。

[6]自蔡松:《作为法律制度的无因管理》, 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人身损害救济之司法变化概论 篇2

目 录

一、司法变化的引起

二、司法变化的表现方面

1、救济项目、救济数额的困惑与解决 2、史无前例地出台地方司法制度 3、举证责任的倾斜 4、审判公开与判决书论证判决理由 5、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相互拉动与推动 6、初步形成人身损害救济法律制度的新模式

三、司法变化的特点

1、广泛性与普遍性 2、突破性与试探性 3、人本主义特点 4、与道德领域的融合性 5、以我为主的观念性与强大的趋势性 6、与体制改革的互动性 7、专家办案的特点 8、判例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司法变化对相关领域的推动

1、对卫生部门的推动 2、对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门的推动 3、对公安部门的推动 4、对餐饮、旅游、客运等服务行业的推动 5、将推动保险业的发展 6、推动基本法的完善 7、推动司法独立与整体排除外来干预 8、引起和推动人身平等权利在法律救济中的实现，完善法律思想体系 9、推动和完善社会评价体系

五、局部谨慎与困惑

(一)局部谨慎 1、刑事司法在人身损害救济上谨小慎微 2、行政赔偿中“间接损失”不赔偿的制度没有发展 3、交通事故损害的司法救济变化较少 4、人身损害司法鉴定程序缺乏应有的细化 5、残后护理费的.救济年限未全面发展

(二)困惑 1、医患关系是否消费关系 2、医疗事故与交通事故在救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3、企业职工受损害与个体雇员受损害在救济上有明显不同 4、对国内、涉外的救济仍有较大的差异

六、律师在司法变化中如何体现自身价值

人身损害的法律救济通常包括协商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三种方式。其中，司法救济由于国家强制效力最高、救济程序最具公正性、救济手段最全面、救济范围最广泛等特点，而对其他方式的救济具有指导和决定意义。

近些年来，尤其是近两年多来，人身损害救济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程度在中国大陆几千年的法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可以说，在中国，正在发生着人本主义的司法变化。这种司法变化适时地，也是自然而然地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又以人们多少感觉意外的速度推动着法律思想体系乃至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完善。这种速度在具有较大合理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试探性。但无论如何，这两方面的特性，在法律界看来，在相关服务行业以外的社会各界看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作为律师，基于法律学人和法律服务者的双重身份，没有任何理由对这种司法变化无动于衷。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本文的论述，概括性地发表实践体会和理论观点与大家交流，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法治建设。

一、司法变化的引起

在人身损害救济方面，我国原有的法律制度集中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民法通则》第119条列举了人身损害救济的基本范围，其他条款规定了一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和补偿责任的情形。除此之外，《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适应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社会上首先产生了进一步立法的需要。自1987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以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立法机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消费者权益损害救济方式逐步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法规①。1991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推出现场直播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②，以后每年主办该专题晚会③。199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5月颁布，同年7月1日实施。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人身损害救济范围除常规的医护费外，有收入损失、出院后护理费、安抚费等费用，规定最高赔偿额80万元。但仅限于涉外。1992年北京出现全国首例消费者诉商场并经协议获赔精神损失的诉讼④。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人身损害救济上实现了赔偿项目的重大突破，规定了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与残疾赔偿金并用、死亡赔偿金制度。其中，《

疫苗不良反应损害的救济方法 篇3

不良反应损害指由于受种者身体本身殊异性而导致的绝大多数逐级种者身上不会发生的异常反应, 这些异常反应会产生疾病、残疾、死亡及财产损失等后果。如一男孩因口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之后, 不久便出现了四肢软瘫症状, 经权威部门鉴定为疫苗型, 后专家组为患儿出具诊断为:因免疫低下造成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对此, 患儿家长认为, 患儿肢体残疾, 完全是因口服疫苗引起, 要求疫苗生产企业、卫生防疫部门共同赔偿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 患儿虽因口服疫苗导致肢体残疾, 但造成这种损害, 疫苗生产企业和卫生防疫部门均不存在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法院最终判决两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人民币6万元和4万元。就目前情况看, 解决此类纠纷,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突出的量裁不一现象, 表明现有法规已经明显滞后了。所以, 明确疫苗不良反应救济方法, 迅速补偿受种人的损害, 降低无过错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和风险已势在必行。

二、疫苗不良反应损害的救济方法

1. 政府和企业分别补偿。

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受种者为未成年人, 其监护人必须配合有关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等, 保证受种者及时接种, 因此, 受种者及其监护人对于是否接种疫苗并无选择权, 每个受种者都有可能为了履行社会的义务而使自己处于潜在的损害风险之中。所以, 若出现问题, 受接种人不存在过错, 损失不应由受接种人承担。而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传染病防治的责任者, 虽然其没有过错, 但应当作为损害赔偿的承担者。另外, 根据《产品质量法》和《药品管理法》的规定, 疫苗的生产经营系企业的自身行为, 因企业的自身行为致使疫苗质量不合格, 从而造成损害, 企业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所以, 当受种人发生疫苗反应不良时, 由政府和企业分别补偿受种人的损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2. 基金赔偿救济。

基金赔偿是疫苗不良反应损害救济的重要方法之一。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政府拨款, 二是疫苗生产企业根据营业额缴付的基金份额, 三是社会捐赠。上面已经陈述, 受接种人不存在过错, 损失不应由受接种人承担, 但是, 接种疫苗是一种强制诊疗关系, 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 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 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进行的赔偿, 而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不存在上述违法问题。同时, 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多因产品缺陷引起, 按照法律无过错责任原则, 应由药品生产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这样做会严重影响企业新药创新的积极性。所以, 在疫苗不良反应损害不应由政府和企业赔偿的情况下, 基金赔偿救济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才能对受害人得到便利的、有效的救济, 也唯有此才能保证疫苗接种的积极性、疫苗供应的稳定性和国家免疫制度的权威性与连续性。

3. 商业保险救济。

所谓商业保险的赔偿方式是指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疫苗不良反应损害的风险。根据风险经济学的原理, 避免疫苗不良反应的方法只有减少行为的数量或转移风险。但无论疾控部门, 还是医疗机构, 都不能为减少风险而不承担接种任务。所以, 转移风险是疫苗不良反应损害的唯一合理途径, 应该尽快建立一种相应的补偿救济机制, 以减少疫苗不良反应带来的损失。商业保险救济是疫苗不良反应损害转嫁风险的一种途径, 其转嫁方式有:一是受种人购买健康险或人寿保险, 这些保险涵盖疫苗预防接种不良反应, 或者购买单独的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保险;二是疫苗生产企业对疫苗的质量承担责任, 疫苗生产企业通过购买产品责任保险来转嫁风险;三是疫苗接种单位通过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来转嫁其违反接种程序而应承担损害赔偿风险。结合我国国情, 建议借鉴世界先进做法, 建立"疫苗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 保护受种人群的合法权益, 同时促进疫苗新产品的研发。

三、我国疫苗不良反应损害救济的方法的设想

虽然政府与企业直接补偿、基金赔偿、商业保险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受种者损害救济问题, 但这些方法不能完全解决疫苗不良反应损害, 更不能完全解决受种人的各种困难。为此, 我们可以设想制定如下制度:

1. 将疫苗不良反应的医疗纳入社会医疗保险的范围。

目前, 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分三种, 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疫苗不良反应的医疗纳入社会医疗保险更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有利于防止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 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最终减少社会医疗保险的支出。

2. 建立统一疫苗不良反应损害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论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的社会化 篇4

一、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概述

(一) 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的概念

环境侵权救济社会化有的学者将之称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填补责任的社会化”, 也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就是将环境侵权事件中因无法查清侵权行为人或者无法落实的环境侵权责任, 转由其他特定的社会组织承担的一种救济制度。

(二)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的原因分析

1、环境侵权损害的特殊性。环境侵权区别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具有间接性、继续性、反复性、广阔性、累积性等特点。从近年来各大环境事件来看, 因环境侵权所引发的损害呈现出受害地域广泛、受害人众多、加害人难以确定、因果关系难以判断、影响时间长等特点。这使得受害人和生态环境在环境侵权事件发生后, 损害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弥补和修复。在环境损害表现出社会化的背景下, 为妥善解决损害赔偿的问题, 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途径就必须考虑社会化。

2、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存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环境侵权损害显示出的社会化是采取社会化救济手段的重要原因, 但环境侵权损害救济自身社会化不足的问题是也是不容忽视的。目前,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社会化不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损害救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为环境侵权行为人逃避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空间。这主要表现为:首先,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免责事由, 为环境侵权行为人提供了逃避处罚的理由, 当侵权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构成免责事由时, 受害人将无法获得救济。其次, 环保法的诉讼时效期限仅规定为三年, 即使采用民法通则中的最长时效20年的规定, 由于环境侵权损害的潜伏性特点, 很可能使得超过诉讼时效而呈现出的环境侵权损害得不到救济。再次, 我国相关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立法将其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等同化, 忽视环境侵权损害的的特殊性, 不利于环境侵权损害的认定, 这也将导致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救济。相关的救济立法无法达到救济的目的。

其次,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途径不完善。因环境损害引起的损害纠纷, 根据环境保法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进行行政调解或者民诉诉讼。然而, 侵权行为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企业与普通的民众, 侵害行为人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足以应付高昂的诉讼成本, 但受害者很可能因为无力承担该成本而使自己不能获得应有的损害赔偿;再者, 侵害行为人一般以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而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 这使得受害者通过行政调解或诉讼获得救济困难重重。最后,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途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救济是建立在侵权人确定和责任个别化、具体化的基础之上的。环境侵权行为人的不确定性, 使得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呈现出滞后性。

再次, 加害人赔偿能力的局限性。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是影响受害人能否实现损害救济的重要因素。即使我国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在法律制度和途径上都不存在问题, 但是因为环境损害的责任最终会落到加害人身上。因此, 加害人的赔偿能力至关重要。但由于环境侵权行为影响的广泛性, 使得环境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呈现出受害主体广泛的特点, 损害赔偿的范围广就增加了企业的赔偿负担, 而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是有限的, 这就很可能会导致了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如在印度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和美国三里岛核污染事件中, 加害人因无力担负巨额赔偿而破产, 致使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

二、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机制

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范围在扩大, 而当事人得到救济的水平却没有提高。面对损害日益的社会化, 为了弥补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救济的不足, 从而达到平衡加害人、受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机制为我国的环境损害救济提供了解决思路。该机制不仅可以完善传统民事侵权责任体系, 缓解受害人救济与加害人赔偿危机之间的矛盾, 还有利于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严重的大规模环境侵权事件, 促进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发展。

目前, 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的救济方式主要有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财务保证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等。

(一)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又被称为“绿色保险”制度, 是传统的责任保险在环境领域的新应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是, 由侵权行为人事先向保险人投保环境责任险, 当发生环境侵权事件时,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人, 由保险人承担向受害人补偿或环境治理的责任。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具有分散赔偿责任的功能, 通过将环境侵权引发的损害社会化, 从而达到避免因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受害人不能获得充分赔偿的问题;同时分散环境污染损害带来的风险, 可以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且比较完整的体系。但该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立法方面主要集中在相关的石油立法中, 也曾在大连、沈阳、长春等地进行过试点, 由于承保范围窄, 保险规模小等原因, 投保呈下降的趋势。我国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设上尚缺科学合理性。

(二)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可分为政府补偿基金、企业赔偿基金, 其中企业赔偿基金又包括提存金制度和企业互助基金制度。由于污染企业通常是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 政府是企业排污最重要的间接受益者, 因此, 政府有责任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帮助建立基金。政府补偿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征收的环境税和环境费等项目。该基金具有行政补偿的性质, 体现了“福利国家”的思想。

企业赔偿基金是指由企业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 自己筹资组成的基金模式。其中的提存金制度是指企业事先预存一定资金作为担保金, 以保证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损害的赔偿;提存金制度体现为企业的单独救济, 没有社会化的性质, 其实质是一种财务的保证制度。企业互助基金则是由危险相近的企业筹资设立的基金, 当损害发生时由该基金进行赔付, 损害的风险转由行业中的成员共同承担。我国可借鉴的外国经验有日本1973年《公共健康受害补偿法》中规定的公害健康补偿基金、法国设立的机场噪声损害补偿基金和美国的超级基金等。

三、我国的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方式评析及完善

(一)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维护民众权益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虽然在《海洋保护法》中规定了船舶油污责任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规定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环境责任保险和《道路运输条例》中的危险物品运输责任风险等立法中有涉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但其仍然存在承保范围有限以及适用上的局限性等不容忽视的问题。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承保范围仅限于因偶然的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等经济性损失, 这使得具有潜伏性的环境侵权事件的受害人无法得到补偿, 并且因为其仅限于对受害人的补偿, 生态环境的损害也将得不到修复。由于中国的环境责任险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加上我国环保管理水平较低和企业环保意识的薄弱, 企业自主投保的积极性相对较差, 因此, 在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的前提下, 环境责任保险在具体的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困境。

在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中, 首先, 应当明确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 将累积性的环境事件纳入到承保范围。并根据我国的环保运动和保险制度的发展, 逐渐地扩大对环境损害赔偿的承保范围。其次, 要科学的划分环境责任保险的类型, 将其划分为强制责任险和任意责任险。基于我国的环保意识、环保管理水平较低的现状, 我国应当采取以任意责任险为主, 以强制责任险为辅的保险制度。再次, 要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 并根据环境污染事故的特点, 规定较长的环境责任保险索赔时效, 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保护受害者, 促进环境责任保险的健康发展。

(二) 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不足与完善

目前, 我国的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中的政府补偿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排污费和现有税种中的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收费, 资金来源范围窄。企业损害赔偿基金中的提存金制度只是将单位提存的保证金用于其日后将会发生的损害赔偿上, 还是体现为一种一对一的责任, 并没有将环境损害的风险转嫁由社会承担的功能;在企业赔偿基金中, 应为互助基金是由某一行业的组成的共同体提供,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化的效果。但互助基金制度因为是由企业联合体在一个相对较封闭的范围内对损害进行分担, 所以资金来源也较为单一。

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基金, 应当拓宽其资金来源。政府补偿基金应当在原先排污费的基础上, 将环境税收和政府财政拨款纳入资金来源范围。于此同时, 可以接受社会的捐赠、发行环境福利彩票、环境债权等多种方式筹集基金;由于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属于公益性基金, 对基金可以获得的利息收益和其他收益也可以作为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来源。

四、结语

鉴于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的社会化对当事人的损害弥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国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构建一个完整的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的救济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124.

[2]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336.

[3]谢文, 王育红, 王杰敏.刍议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机制[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11) .

[4]喻磊, 周莹.论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03. (03) .

[5]宋宗宇.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5:235.

损害救济制度 篇5

面对食品安全危机, 面对因缺陷食品身体遭受损害的众多消费者, 笔者尝试对此类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机制的探索, 为维护公众的权益, 改善食品行业的现状, 救济受害者的利益提供更可行、更有效的路径。

二、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的特殊性

(一) 缺陷食品的界定

认定缺陷的标准分为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一般标准即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 是一个诚信善意之人在正常情况下所应具备的安全性的期望。而法定标准则是指国家和行业制定的保障安全、人体健康的专门标准。 (1)

笔者认为, 不安全食品的认定一般由法律规定, 缺陷食品的范围较之更为宽泛, 更多的采用一般标准认定。法定标准大多参照国家对食品规定的标准和行业标准;一般标准主要以“不合理的危险”为依据。所以, 将本文的讨论对象确定为缺陷食品。

(二) 大规模侵权的界定

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属于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 以往学者在此类中重点探讨药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 因为与食品相比, 药品的损害后果更严重, 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更为迫切。但食品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 涉及的范围更大, 同时,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尖锐, 对由缺陷食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的探讨也实为必要。笔者认为, 大规模侵权的特定主要有:1.受害人的广泛性。2.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和潜伏性。3.受害人举证困难。4.损害赔偿的复杂性。

三、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机制

(一) 责任保险制度

美国的责任保险主要分为个人和商业两大类, 个人保险的保险标的主要有个人房屋及住宅、个人汽车及其责任;商业保险主要是针对企业投保的险种, 及以商业为目的的有关商业责任保险, 如企业投保的综合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董事及管理人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建造商投保的建造工程责任保险、石油公司投保的第三者综合责任保险等。 (2) 德国也用责任保险的形式对社会化责任进行承担。

(二) 赔偿基金救济机制

企业赔偿基金制度是指, 各个有缺陷食品侵权可能的企业从年利润中扣除适当部分, 作为企业赔偿基金储存起来, 当企业出现缺陷食品侵权时用于支付赔偿款项。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是指, 由各个有缺陷食品侵权可能的企业按照约定分别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 从而建立企业互助补偿基金。一旦某一企业因缺陷食品侵权案件而被要求赔付时由基金支付, 然后再由该企业分批支付偿还基金的钱款。

(三) 诉讼程序救济机制

在美国, 解决大规模侵权最典型的方式就是适用集团诉讼。《哥伦比亚法律词典》则将集团诉讼定义为:“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 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英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及集团诉讼制度是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在诉讼程序上的途径。在德国团体诉讼广泛运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中。日本《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选定当事人”制度。

四、我国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救济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一) 行政指导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一对一、一对多的侵权行为给予规制, 但涉及到一对大规模人的,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侵权问题, 无法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笔者提倡政府指导下的赔偿模式, 在行政权力量强大的境况下, 由政府出面干涉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 有利于问题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确立的费用大致应该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政府主导下进行调解, 达成一个和解协议, 或者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赔偿协议, 这个框架性赔偿协议就是意味着首先初步确定了的受害人, 按照一个固定的数额进行赔偿。第二部分是政府出面, 组织企业给予赔偿。笔者还认为, 类似事件的发生, 与政府的监管不力有很大的联系, 在日本判例中, 也有政府监管失职国家要进行赔偿。但国家并不是全额赔偿, 更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 政府可拨出一笔资金, 对受害人给予赔偿。站在政府的角度讲, 更偏向于称其为突发事件应急资金。在此之后, 相关的内部责任追究也应该启动。

(二) 赔偿基金

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的赔偿基金主要用来解决后续的问题, 或者不确定的人身损害的医治费用。张新宝教授提出诉讼替代性救济 (赔偿) 基金与诉讼结果性救济 (赔偿) 基金。从筹集上, 诉讼替代性救济 (赔偿) 基金的筹集主要有3个渠道: (1) 侵权人的捐助; (2) 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紧急拨款; (3) 社会捐助。借鉴史尚宽先生的“赔偿社会化”理论, 赔偿基金的建立有助于建立一个长效的社会化赔偿机制。这种方式在国外有实践和可行性, 在国内的环境下, 资金却难以得到保障。

摘要：不断被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使公众“谈食色变”, 然而随着市场不断扩大, 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快, 缺陷食品的侵害范围更广。《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 没有对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这种特殊复杂的情况作明确的规定, 其救济方法也相当有限。国外一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方式解决此类问题, 国内应采用以行政指导为主要手段的救济机制。

关键词：缺陷食品,大规模侵权,救济机制

参考文献

①张新宝:侵权行为法[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334.

损害救济制度 篇6

随着志愿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 志愿者服务的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覆盖了各个方面, 如应急救援、大型赛事、大型会议、服务西部、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支教团、海外服务、扶贫接力等等, 而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也易受到人身损害, 为了让志愿者服务事业在建设美好社会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对志愿者的人身损害赔偿救济有其深远的意义。对志愿者人身损害赔偿救济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一) 有利于保障志愿服务事业的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华志愿者协会副会长黄晴宜在2011年12月5日介绍, “我国各省区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 (市) 和部分县以及高校、企事业单位等成立了志愿者协会, 全国已建立了43万多个志愿者组织, 志愿者已超过6000万人, 其中注册的志愿者将近2000万人。”而现如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如此庞大的志愿服务队伍, 相应的对志愿者人身权益损害的救济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有效的对志愿者人身损害进行赔偿救济有助于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 激发公民参与志愿服务事业的热情

对于人身的保护是最基本的、最迫切的保障, 志愿者对人身保障没有后顾之忧时才能更加积极、更加热情的参与到志愿服务之中。

(三) 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志愿者服务事业作为一项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 不管是志愿者组织还是志愿者本人都是不要求回报, 只要求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的行为, 对国民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 能够体现并弘扬民法中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

对志愿者在受到人身损害时进行民事法律救济, 从法理层面上来讲是同法律的正义价值吻合的。

(五) 完善的志愿者人身损害赔偿救济机制有利于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人权的保障

现如今对人权保障的呼声越来越高, 志愿者当然享有其基本的人权, 对志愿者人身的保护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二、志愿者人身损害出现的根源

志愿者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同时, 造成志愿者人身损害的根源也越来越广。出现损害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情况:

(一) 志愿者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 未对志愿者开展必要的培训、咨询、宣传等活动, 志愿者的知情权没有完全实现, 未获得志愿服务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有关部门对志愿者组织监管不严, 有的志愿者组织没有进行登记注册。由于志愿者服务事业缺少经费, 有些志愿者组织未给志愿者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及安全、卫生条件。

(二) 志愿者本身缺乏专业技能, 有些志愿服务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才能胜任服务工作, 而存在一些志愿者有服务精神, 但自身不具备专业技能的情况。

(三) 不可抗力, 意外事件。比如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 又如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出现车祸等。

(四) 志愿服务时间长, 强度大, 存在对志愿者的不尊重的情况, 有些服务对象或者服务组织把志愿者当成免费劳动力而随意差遣, 也是造成志愿者人身损害的原因。

(五) 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受到第三者的侵权。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服务对象或者第三人的侵权, 包括故意和过失的情况。

(六) 本人的过失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当然本人故意造成自身伤害不在讨论范围内。比如违背志愿者组织的管理规定擅自进行活动或者没有按照安全规则去进行操作而发生意外。

三、志愿者人身损害赔偿救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在志愿者出现损害过后出现推卸责任, 互相扯皮的情况。笔者分析对志愿者人身损害赔偿救济存在以下的问题:

(一) 缺乏全国性的立法保障

志愿者组织的健康发展, 必须在健全的法制轨道上进行。[1]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我们会发现我国没有对志愿服务事业进行全国统一立法, 立法级别低, 导致志愿者发生人身损害的时候无统一的法律可依, 志愿事业发展的同时关于志愿者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突出, 而目前的立法现状并不能与此相适应, 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适用范围不一, 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还极易导致司法裁判的不一致, 从而损害司法的威严。[2]

(二) 志愿者人身权益保护缺乏资金

志愿者事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做后盾, 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赔偿救济必须需要资金支持。目前我国志愿者权益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部门的拨款、企业的捐赠社会募捐, 有的组织还收取少量的会费, [3]但是资金的状况一直不容乐观, 虽然政府支持志愿服务, 每年在财政支出方面有一定的数额, 但毕竟只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

(三) 监督体系不完善, 缺乏对志愿者服务事业的有效监管

对志愿服务组织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监督, 尤其在资金运作及防止志愿服务组织违法操作方面进行监管至关重要。

(四) 保险机制不完善

众所周知提供保险的重要性, 保险具有风险保障、风险防范和社会管理的功能, 能够分散国家财政负担, 且能及时方便的对志愿者进行救济,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强制志愿者组织对志愿者提供保险。

四、完善志愿者人身损害赔偿途径的思考

(一) 制定全国性立法, 把志愿服务事业纳入统一的法制的轨道, 在志愿着发生人身损害时有统一的法律可依。

(二) 设立专项保障基金及完善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

目前中国有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但是没有一个对人身损害赔偿的专项基金, 各地志愿者基金缺口严重, 真正从基金会中得到补偿的不多, 使志愿者基金的社会效果不明显, 此外建立一个完整的对基金的监督体系也十分必要。加大对志愿者事业基金的投入, 将志愿者基金列入财政预算, 辅助由企业及个人赞助, 使其作用最大化。

(三) 为志愿者提供商业保险。

志愿者服务是一项让人敬佩的事业, 志愿者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组织, 并没有在志愿者提供的志愿服务中获取经济利益, 自身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 很难对志愿者受到人身损害后进行赔偿, 志愿者组织为志愿者购买专门的意外伤害保险能较好的分散风险, 当志愿者参加的志愿服务活动具有高危险时应该强制志愿者组织为志愿者提供意外伤害保险, 由保险公司那获得相应的赔偿, 对志愿者遭遇意外伤害是非常有效的救助及保障手段。[4]

(四) 把志愿者服务而遭受损害的补偿纳入社会保障范畴。

在无法及时由侵害人或受益人进行补偿的情况下, 对于对志愿者的补偿, 全社会应该达成共识, 允许将其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提倡志愿者受到人身损害后按照工伤处理, 这方面可以借鉴外国的做法, 如捷克共和国2002年制定的《志愿服务法 (修正案) 》规定, 当长期志愿服务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20小时时, 政府为志愿者支付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志愿服务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保障志愿者权益, 政府责无旁贷。

(五) 志愿者在受到人身损害时由服务对象给予适当补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 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志愿者服务虽然不完全与见义勇为相同, 但相类似, 如都是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伤害。在志愿者服务过程中志愿者受到了第三人的人身侵权, 在第三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 根据志愿者的请求, 由受益人适当补偿很有必要, 由直接的受益人承担适当补偿无疑是最直接, 最及时、最高效的一种对志愿者人身损害救济的方式, 当然适当补偿不同于赔偿, 赔偿一般是恢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 而补偿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时候志愿者专项基金、商业保险, 社会保障等就发挥了作用。

五、总结

志愿者服务本身是一种高尚的服务事业, 对志愿者发生人身损害救济的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实际的社会效果。本文推崇一种以保险为主, 没有办理保险的由被服务对象给与适当补偿、被服务对象没有赔偿能力的则由志愿者专项基金垫付以及社会保障财务等垫付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黎慈.构建志愿者服务应急救援体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抗震救灾中志愿者服务引发的思考[J].南都学坛, 2008 (05) .

[2]钟毓.论志愿者人身伤害风险及其防范[J].法制与社会, 2012 (35) .

[3]高喜天.我国志愿者权益保障研究[D].内蒙古大学, 2010.

工伤救济制度改革初探 篇7

一、我国现行的工伤救济法律制度

所谓工伤救济制度, 是对职工因工伤造成的人身损害予以物质或精神上的补给以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而设立的制度安排。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一旦职工发生工伤事故, 首先就要确定事故的性质是否属于工伤, 即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 对认定结论不服的还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手段, 在被确定为工伤事故后, 如劳动者存在残疾, 影响到劳动能力的, 还需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 最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工伤认定以及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依照法定项目与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给付。简单来说, 工伤社会保险的救济程序即为工伤认定 (包含劳动关系确认) ———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的确认与支付。

工伤保险待遇有医疗待遇、伤残待遇、死亡待遇。其中医疗待遇包括工伤医疗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福利、护理费等等;伤残待遇赔偿项目按照级别不同享受包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 退休后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享受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死亡待遇则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

二、现行工伤救济制度之弊端

由于我国工伤救济制度起步较晚, 在制定有关规定时又受多方因素的影响, 故难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

(一) 时间冗长, 程序繁琐

工伤救济程序包括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的确认与支付等基本环节, 而这些环节包含相当多的繁杂的程序。

1. 工伤认定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 职工因公伤亡, 职工或其近亲属, 用工单位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亡) 认定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审查, 若职工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 做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 若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 则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受理申请后, 经审查, 根据事实做出工伤认定决定或不予工伤认定决定。职工或其近亲属、用人单位不服上述决定的, 均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2. 劳动能力鉴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 职工在工伤认定决定生效后, 才可以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对鉴定结论不服的, 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在15日内向上一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3. 工伤保险待遇的确认与支付

工伤认定决定生效后, 职工或其近亲属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工伤补偿待遇。若职工或其近亲属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就工伤保险待遇发生争议, 可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解决该争议;若职工或其近亲属与用工单位就工伤保险待遇发生争议, 则可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争议。最后, 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未能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向职工或其近亲属支付工伤待遇, 职工或其近亲属还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由此可见, 工伤认定可能经历以下程序:申请工伤行政认定 (有时申请劳动仲裁确定劳动关系) , 不服上述认定导致工伤行政复议, 对复议结果不服导致工伤行政诉讼一审, 对一审结果不服导致二审;工伤待遇上又将经历如下程序:劳动仲裁程序, 不服仲裁导致工伤民事诉讼一审, 不服一审导致二审, 最后申请强制执行。虽然程序的设置为职工和用人单位提供足够的救济机会, 但多个轮回的行政认定、复议、诉讼程序导致工伤救济程序少则耗时半年一年, 多则三五年, 程序繁杂, 时间冗长, 谈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二) 现行工伤救济程序设置导致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冲突

我国法律把工伤认定定性为行政确认行为, 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 对工伤认定提起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督促。 (2) 但是, 现行工伤认定标准不明确、制度设定上缺乏可操作性, 造成法院和行政机关在工伤认定标准上的不一致, 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体现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体现尤为明显。“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2款对举证责任做出如是规定, 由此可见, 我国在司法实务中对工伤认定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 即劳动者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不承担举证责任, 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而在工伤认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则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 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必须为达不到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因此行政机关因举证不能而承担极大的败诉风险。制度如此设定大大加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从而免除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工伤认定的性质的认识, 而工伤认定性质是工伤救济程序设计的逻辑基础。“工伤认定是指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确定职工残废或者患职业病是因工造成的, 还是非因工造成的事实。工伤认定也可称为认定工伤。” (3) 虽然这个定义有欠准确, 但从定义的文义来看工伤认定实质的是行政行为。我国法律既然规定工伤认定是一种依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 故对工伤认定救济程序的设计必然是行政救济的路径。所以工伤认定程序必然经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 程序繁琐、耗时长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三) 救济对象范围过窄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企业聘用未满16周岁、已达退休年龄或已领取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因工伤亡时,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将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而不能进行工伤认定, 也不能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最终不能享有工伤待遇。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该类情况纳入人身损害赔偿的范畴, 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范畴,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 而本文所指的工伤赔偿则适用无过错责任, 归责原则的差异, 将最弱小、最需要保护的劳动者排除在工伤救济之外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大缺陷。

三、现行工伤救济制度改革的原则与内容

(一) 需遵循的原则

1. 坚持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工伤救济制度本来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制度, 既然如此, 我们所设置的工伤救济制度, 在救济对象的范围上、救济方法上、救济程序以及救济的待遇上, 都应当最大程度向劳动者倾斜, 在基本法律许可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的照顾劳动者。

2. 坚持高效便捷、快速低廉的原则

工伤争议解决程序既不同于传统的私法程序 (如民诉程序) , 也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公法程序 (如行政诉讼) , 自从近现代司法尽可能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后, 诉讼成为纠纷解决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 其程序繁琐、成本高昂、诉讼延迟等弊端充分暴露 (4) 。世界范围内的多数国家都在进行行政以及司法体制改革, 以简化程序,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劳动者对此的要求更甚于其他案件的当事人, 因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相比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 工伤案件中的劳动者更是处于困境之中, 因此工伤救济制度是设置更应当遵循高效便捷、快速低廉的原则, 最大限度发挥劳动保障部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对受伤劳动者实施救济中的作用, 最大限度简化程序, 提高行政及司法效能, 而不应将劳动者陷入无休止的复议、诉讼等争议当中。

(二) 改革的具体内容

改革现行工伤救济制度, 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入手:

1. 建立工伤应急基金制度

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企业和职工, 发生工伤后, 一般来说其工伤可以得到较大保障, 医疗费、生活费基本不成问题。但是, 当那些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职工或农村打工人员发生工伤后, 其境况就大不一样了。因此建立“工伤应急基金”, 以应对工伤保险“安全网”外的重大、恶性工伤事故所造成的法律责任空白。当工伤保险“安全网”以外的人员发生工伤后, 尤其是重大、恶性工伤事故, 用人单位拒绝承担法律责任, 不支付工伤人员医疗费、生活费的, 劳动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可以做出先行部分裁决或判决, 并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 由“工伤应急基金”给予担保 (5) 。“工伤应急基金”可以从工伤事故发生率较高的行业和企业按工资总额的应对比例提取, 加上社会捐助形成。

2. 废除工伤认定为行政程序的制度, 将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所做认定作为工伤保险待遇的确认与支付的证据

我国立法却将工伤救济一开始就纳入了行政法律关系之中, 行政法是纯公法性质, 现行工伤救济首先就得申请行政认定工伤性质, 一方不服, 立即导致行政复议, 随之又导致行政诉讼, 随着这些程序的逐一启动, 不仅时间不断拖长, 而分歧冲突愈发增多。况且走到最后还难免出现不公正的结讼。故笔者建议工伤救济法律法规也应当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的规定, 规定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伤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的情况和相关单位或行政部门的结论 (如安全监督部门、消防部门的认定等) 及时制作工伤事故认定书, 作为处理事故的证据, 并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工伤事故认定应当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发生工伤事故的单位及负有责任的个人进行行政处理、处罚的根据。

3. 废除工伤事故认定中审查劳动关系的制度, 将劳动关系认定回归劳动争议处理的范畴

笔者认为, 工伤事故, 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 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所需要做的对工伤事故发生的客观事故做还原事实的认定, 因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需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另外, 工伤事故中, 无论什么用工形式、无论什么身份的劳动者, 只要是在该事故中伤亡, 均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认定, 不能此轻彼重, 即工伤应作广义的理解。在主体上, 既应包括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职工) , 也应包括其他用工形式的劳动者 (如雇佣) ;在工伤事实上, 只要是在工作时间, 因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的, 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所以, 笔者建议废除工伤事故认定前审查劳动关系的制度, 将审查劳动关系的职权回归到劳动争议的范畴, 既减少行政职能, 提高了行政效率, 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

4. 建立工伤事故即时申报制度, 扩大工伤认定申请的主体

工伤认定, 需经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才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本应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动履行的职责, 变成由相对人请求才为的职权。此外, 相对人在工伤认定申请往往是在事故发生之后, 使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往往存在取证困难的囧境。笔者建议, 建立工伤事故即时申报制度, 即一旦发生工伤事故, 用工单位、受伤职工、近亲属、其他职工、工会组织等, 可以及时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案,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到报案后, 应立即派员前往现场, 启动工伤事故认定程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的认定应当参照公安交管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认定, 不但对伤亡人员是否属于工伤 (亡) 做出认定, 而且应当对工伤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做出分析与认定, 为其后的工伤赔偿提供科学、合法、有效的依据。

注释

1兰近银.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究[J].法制与经济, 2011 (1) .

2卢祖新, 龚海南.对工伤救济程序的反思[J].人民司法应用, 2012 (1) .

3王全兴.劳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304.

4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5-29.

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刍议 篇8

一、建立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应松年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一书中写到: “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制度, 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赋予人们直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判断, 公开无视和抵抗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这一制度旨在保护公民权益, 约束行政权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始终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行政主体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处于主导地位, 行政机关运用强制力, 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情况时常发生。导致很多无效的行政行为也被强制执行, 给相对人造成损失, 但应缺乏完善的救济制度使得相对人在权益被侵害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方面, 从该制度的作用来看, 建立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既可以对行政权力进行更有效的监督, 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 又可以给予行政相对人更强劲、更有力的救济, 运用司法权力来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对于具有明显瑕疵的重大违法行政行为, 运用司法权力来否决无效行政行为的效力。这样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更自觉地遵守法律赋予的行政权限, 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则去行使权力, 以实现行政法治, 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

另一方面, 从救济制度建立的目的来说, 给予因无效行政行为而受到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完善、更有力的对于救济手段, 来保护其合法权益。现在的中国已进入一个权力本位的时代, 公民开始积极的关注并维护自身的权利,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由于法治的不健全, 通过现有制度内的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利成本高昂, 特别是对于行政行为, 官民纠纷之类, 现有制度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信访不信法、暴力抗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无效行政行为特别的救济制度, 赋予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的适当抵抗权, 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十分必要。

二、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 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确立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 也明确赋予了相对人对于某些行政行为的抵抗权, 但是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在我国仍处于构建阶段, 许多问题仍旧为解决。

首先, 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 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救济的程序和期限并未做特别规定。只是适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这中常规的事后救济, 需要先有行政机关违法, 公民权益受损, 再进行救济的传统方式, 导致公民明知行政行为重大违法且无效还必须去执行, 给公民权益损害之后, 再去救济的模式严重浪费了行政资源也损害了公民利益。其次, 虽然“司法解释”第57 条有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 但我们也应看到之一规定的漏洞, 即把确认无效判决与确认违法判决并列, 无效行政行为概念不清, 行政行为无效与行政行为不成立、可撤销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之间一直被混用, 在诉讼程序上也没有差别。确认无效判决在实践中完全往往被撤销判决或确认违法判决所替代, 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确认无效判决形式的随意适用使行政相对人对权益大打折扣。

我国关于无效行政行为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的相关规定十分欠缺。从立法上来看, 我国相关法律并未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范围、适用情形等基本问题; 从实践来看, 因无效行政行为发生纠纷进入诉讼阶段, 原行政行为是否应当继续或是停止执行、无效行政行为的诉讼时效如何规定、在进行无效行政行为诉讼中, 举证责任该由谁来承担等一系列问题, 现行立法均未有明确规定, 使得该制度在实际适用中困难重重, 急需完善。

三、现行无效行政行为救济途径的利弊分析

( 一) 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权利人通过法定程序请求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对其权利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 它是国家公共权力渐趋发达, 法律日趋完备的必然产物。行政法作为公法领域, 公力救济最重要的一种救济方式。

具体到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以及申请国家赔偿是公力救济的有效途径。在我国, 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增加了确认无效之诉这一判决形式, 但该规定笼统的将无效行政行为等同于一般的瑕疵的可撤销行政行为, 但是却忽略了无效行为和可撤销行为在救济程序上重大区别, 因此建立无效行政行为特别确认程序十分必要。明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这两种判决形式的具体适用情形, 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实行专门的确认程序, 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 二) 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 指当事人的权利遭受侵害时, 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 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 来维护权利, 解决纠纷。私力救济一方面, 是一种落后、不文明、原始的纠纷解决方式, 是在人类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 物质经济生活不发达的时代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 带来的更多的争端、矛盾。但私力救济在某些时候比公力救济更方便直接、更具实效性, 并且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 因而人们更容易接受。

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 公力救济始终应当处于主要地位。然而, 公力救济是一种事后救济, 大都在行政行为发生效力之后, 相对人权利受损后才寻求补救的一种方式, 具有滞后性。然而行政程序的繁琐性必然导致“迟来的正义”, 这种正义往往会给相对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 私力救济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并严重侵犯自己权益的时候, 公民无法及时寻求公力救济防止损失扩大时, 依然强行规定相对人法定期限内去诉讼或复议才能维权, 必然导致不必要的扩大损失。法律赋予公民一定限度的消极抵抗权, 可以减少或避免公民权益遭受不必要的侵害。但是, 我们也应当看到私力救济也会给相对人也带来风险, 相对人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 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是无效行政行为并不能很好的判断, 由此也会导致行政行为权威和效率的缺失。因此, 法律在规定无效行政行为应明确其确定标准。

四、构建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的建议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主要是为了维护行政权威和效能的需要, 而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确立主要是为了维护行政法治, 保护相对人的正当权益。所以, 在构建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时, 应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正当权益。我国当前并没有完整的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 实践中对违法行政行为, 仍旧是“不成立”“无效”和“撤销”滥用的现象。因而完善我国无效行政救济机制,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 一) 建立专门的“无效确认之诉”

我国行政诉讼中应确立“请求宣告无效之诉”制度。即对某些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进行专门审理, 并且这种审理方式应当程序简单, 期限短且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并且立案门槛低。通过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确认并宣告无效来解决争议。

( 二) 明确举证责任划分

在行政关系中, 行政主体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显然长期位于优势地位, 公民作为被管理者, 处于弱势地位, 因而在分配举证责任时也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况, 对于举证责任的承担双方应有所不同。行政相对人需对该行政行为无效提出初步的理由, 行政主体则应就理由是否合法正当等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行政主体承担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责任, 相对人承担初步举证的责任。因为行政主体有义务证明其行为合法有效, 同时给予相对人一定的举证责任该既有助于规范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行使, 又能节约诉讼成本。

( 三) 确立“合理质疑必答复”制度

“合理质疑必答复”是指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机关赋予的行政义务是, 对于行政行为的效力提出合理的质疑时, 行政机关及时对该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评判, 并在法定期间内答复行政相对人。这是给予行政机关的义务, 促使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负责。一旦发现质疑合理便可以自行终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或是纠正错误的行为, 从而避免严重法律后果的发生, 实现合法合理的行政。但对行政相对人提出质疑也应加以必要的限制, 必须要有一定的证据和理由, 不能无故抵抗, 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 干扰行政行为。

( 四) 确立诉讼中止执行制度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 长期采取的是“诉讼不停止执原则, 停止执行为例外”的处理方式。诉讼中止执行制度是指当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或是复议时, 法院应裁定停止执行该行政行为, 在无效行政行为案件审理终结之后, 如果该行为被判定有效, 则恢复执行; 如果该行为被判定无效, 则应终止执行。因为一旦争讼中的行政行为继续被执行, 事后该行为又被做了无效的判定, 行政机关必须将已执行的财产返还给行政相对人, 对于无法返还原物的, 相对人则必须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要求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赔偿。这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也不利于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降级行政效率, 增加了“官民”矛盾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金伟峰.无效行政行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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