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神经

认知神经（精选十篇）

认知神经 篇1

1. 认知神经科学认为, 人类小脑的作用一直被忽视

技能的习得需要经历几个阶段:在“陈述性”阶段, 个体知道要做什么;在“程序性”阶段, 个体学会如何去做;到了“自动化”阶段, 个体不需要意识控制就能够熟练使用技能。认知神经科学揭示出人脑有两个重要的“环路”, 一个负责“陈述性”知识的学习 (脑额叶和海马神经元) , 另一个负责“程序性”知识的学习 (脑额叶、小脑以及运动区) 。小脑负责身体技能和心智技能, 对于语言学习、短时记忆等的作用也很大, 并与额叶认知区域有着明显的联系。

有专家在2001年提出了“小脑缺陷理论”, 该理论认为, 小脑发育不足导致技能学习的“自动化”阶段无法完成, 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机能障碍, 如读写困难、运动障碍以及多动症等。这一观点饱受争议, 但我们仍然要努力帮助弱势学生发展小脑的功能, 同时加强对大脑的训练。而这种以练习为基础的外部介入方法对于那些毫无学习障碍的学生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

2. 认知神经科学认为, “分散式”的大脑机能运行模式更具效率

相对于“集中式”的大脑机能运行模式而言, “分散式”的运行模式更具效率。譬如:如果我们要学习一项技能, 那么与其投入一个小时不间断地学习, 有可能还不如将其有条理地分成几段来学习更有效。技能的习得往往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以波动的脑电图形式存储在大脑中, 过几小时后图式相对固定 (但易受影响) , 然后演变为更为稳固的图式 (与睡眠同时进行) 。再过一段时间, 脑神经的路径会变得更加牢固。在这一系列过程中, 睡眠的作用不可小觑, 这是因为大脑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消化”技能形成所产生的刺激。而且, 大脑需要某一技能相关信息的持续刺激才能避免冗杂信息干扰这一过程。

然而, 传统的教育方式仍以“集中式”学习为主。学生们常常要连续上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课, 这就意味着先前获得的信息会被之后冗长的课程内容所干扰, 使大脑非但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 反而要不断处理各种信息相互干扰而产生的错误, 并产生大量冗杂信息。

3. 认知神经科学认为, 适当的膳食与能量补充可以促进大脑发育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英国人的饮食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 人均水产品消费大约下降了2/3。有专家认为, 通过有意识地改变膳食结构, 我们可以人为地提高脑神经的联结水平。适当补充饮用水也被认为与学业成就的提高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4. 认知神经科学关注睡眠对大脑神经发育的影响

认知神经心理学 篇2

定义

认知神经心理学属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以有特定认知过程受损或未能正常获得某些认知能力的病人为研究对象，来推知人类正常的认知结构和加工方式的学科，是揭示认知过程及其脑机制的核心研究手段之一。

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目的是探讨当人们执行认知活动的时候，心理信息加工过程是怎样的，所采用的手段是研究这些认知功能受损的病人。研究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发展性认知障碍，如阅读障碍，或者特殊的语言损伤，这就是发展性认知神经心理学。这些方法还可以用于高级认知发面的研究，如信念形成和心理理论。这些高级认知方面的障碍是精神病学的范畴，因此这类研究错觉、幻想或虚构等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叫做认知神经精神病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的典型特征有：(1)研究症状，而不是并发症;(2)采用个案研究，而不是群体研究;(3)主要数据来源是症状间的双分离;(4)致力于模块化认知模型的建立。

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思路是：通过脑损伤造成的选择性认知功能的障碍和保留的认知环节，推测正常人大脑的认知机制，

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认知功能障碍的病人为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特定认知功能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对象。

认知神经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区别

认知神经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之间的区别在于：认知神经心理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心理过程(Mind)规律;认知神经科学是神经科学的分支，主要研究的是大脑本身(Brain)(特别是关注与认知有关的大脑机制)，两者是不同的但都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大部分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会同时涉及这两个问题。

认知神经心理学的其它分支

1、发展的认知神经心理学

发展的认知神经心理学(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是以发展性认知障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发展的认知障碍的研究，更全面地考察儿童如何正常获得某种特定的认知能力的学科。发展的认知神经心理学是发展心理学与发育神经科学的交叉学科。

2、认知神经精神医学

认知神经精神医学(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它是用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观点研究精神病学状况，包括妄想症(Delusion)、幻觉症(Hallucination)和虚谈症(Confabulation)等，因此它也属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宇宙和灵魂对话

自我认知

推荐测试：

汉语深层失读症的认知神经个案研究 篇3

关键词：汉语；深层失读症；规则性效应

深层失读是一类特殊的阅读障碍类型， 其重要特征是这类患者会在阅读过程中犯大量的语义性错误[1-3]。对这些失读患者的神经心理机制的研究，在理论上可用来推知人类大脑正常的认知结构和加工方式，阐明人类认知活动的大脑机制及其阅读机制；在实践上可用于指导对患者的定位诊断、鉴别诊断、治疗乃至制定患者个体化的、有针对性的康复治疗程序和康复措施，提高疗效，改善预后。

然而许多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文字的结构影响阅读，不同的文字类型其语言加工机制是有差异的。我国学者张积家认为，不同文字的正字法深度不同，这会影响阅读者词汇通达时所采用的码的种类[4]。陈宝国提出，针对不同文字类型的词义通达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5]。周晓林等人也认为，文字的信息加工可能存在语言间的差异[6]。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它属于典型的表意文字，用形旁表意是汉字的显著特征。就字形与字音的对应程度而言，它又属于深度正字法文字，所以对于失读症的研究也存在这种不同语言文字上的差异。研究发现汉语的深层失读症与拼音文字的深层失语症的表现比较相似， 但在表现形式和发病率方面有所不同[7]。这些都说明汉字阅读过程中的通路使用情况可能与拼音文字有明显的差异。本研究采用认知神经心理测验的方法对一例汉语深层失读症患者进行深入研究，以便确定其损伤环节，进而推知正常人类的阅读加工方式。

一、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患者KDH（患者姓名拼音的缩写），男，68岁，个体经营者，初中文化，右利手（经标准中文版利手评价表[8]评定）。在人格方面，其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得分均病前高于病后，神经质得分病后略高于病前。发病过程：家中突然跌倒，急送医院，进行 CT（图1、图2）检查，结果显示：左颞枕部不规则形态高密度灶（出血灶），出血灶约60ml，且影响到颞上回后分、角回处。

图1.CT示：左颞枕部出血

图2.CT示：不同层面的左颞枕部出血

（二）方法

1.失语症筛查

采用北京医科大学高素荣主编的“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法”（WAB）[9]对患者进行语言功能初步筛查，判断患者有无阅读障碍，包括自发谈话、听理解、复述、命名、书写测验。

自发谈话主要是判断其信息量：语量多少，说话是否费力，有无构音障碍、文法错误，语音语调是否正常，有无语音语义错语，有无新语及找词困难等。听理解主要判断患者有无听觉理解障碍。复述主要判断患者有无复述能力受损。命名主要判断患者的命名能力有无受损，包括词命名、颜色命名、反应命名。书写主要判断患者的自发书写、听写及抄写能力是否正常。

2.失读症筛查

参考中科院心理所神经语言学研究工作者编制的一套临床汉语言语测评方法，测试项目包括阅读和视知觉能力检查。其中阅读包括单字朗读、听字辨认、视字/句—图匹配、朗读并执行文字指令、读句选答案。视知觉能力检查的目的是考察患者的视知觉系统是否正常，以排除视觉认知系统的障碍，包括视觉匹配任务、拼合图形辨认、脸孔识别。

（三）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1.5进行统计学分析，对失语症和失读症的各项检查的计数数据主要通过χ2检验进行分析。

二、结果

（一）失语症检查结果

个案KDH，病灶累及范围较大，累及左侧颞枕部，且出血密度大，失语检查结果为：除阅读障碍外不存在明显的语言表达障碍，但合并其他语言障碍，如听理解、复述、反应命名、书写障碍。其具体表现如下。

图3.失语症检查结果

KDH在自发谈话中语音语调正常，属较流利型，语量、语调、发音均正常，无构音障碍，说话不费力，有一些强迫言语，有文法结构，无错语，谈话较流利，能自述当时自己的发病过程。

听理解有一定障碍，是否题、听辨认、口头指令完成率分别为66%、100%、80%，口头指令中主要是左右空间方位分不清楚，常常分不清左右手，但上下可以分清。

复述功能检查发现KDH在词复述上无论是动词还是名词均无任何障碍，而在复述句子时出现漏字、添字、换字等现象，有时只说出中心词，表达出大意。如将“去市场买菜”只复述成“买菜”，将“一个小球滚到了水里”复述为“一个球掉到了水里”，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人”复述为“当我回去人多得很”。

命名能力检查中，词命名均为较常见的实物和图片，正确率为90%；颜色命名中包括六个基本的颜色，正确率亦为100%；而在反应命名中正确率相对较差，仅为60%。如“你用什么来切菜”，患者能拿出菜刀，却无法正确命名，说是“铁锹”。

书写能力检查中，患者KDH总体完成率较低，仅为30%。书写1～20的数字不能按顺序书写，出现漏写、跳写等现象；自发书写能够写出自己的名字、家庭住址、一些常用字及与自己联系较为紧密的字词，如“春”“马”“有”“眷”“东北大学”（儿子所在的学校）等，但进一步追问下患者既不能读出也不明白其意思；听写偏旁、词、句子及造句时均存在单字的书写障碍，如“辶”“活”等均无法写出，听写数字只能写出20以内的数字，成百上千的就无法写出；抄写完成率为100%，有些复杂、笔画多的字书写较缓慢，但还是能全部完成。

（二）失读症检查结果

在阅读方面，患者自述病后无法进行正常阅读，“以前认识的好多字现在不认识了”。因此在阅读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患者KDH在120个单字阅读中完成率较低，仅为46.7%（56/120）。汉字频率效应影响检查：分为高频、中频、低频汉字各40个， 患者KDH在低频动、名词汉字朗读正确率最低，仅为15%。汉字形音关系影响检查：选择动词、名词各频率上的规则字、不规则字各10个，患者KDH阅读低频不规则名词读错9个，不规则动词全部读错，而患者在阅读低频规则名词时读错6个，低频规则动词读错9个（见表1），可见不规则低频字的错误率明显高于规则低频字。χ2检验结果为：χ2（1）=13.33，p<0.01，说明该患者在阅读低频规则汉字与低频不规则汉字的正确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统计分析，在不规则名词、动词中出现的规则化错读（即将不规则字词按照规则字词读音）比率为15%（3/20）。结果表明，KDH在低频汉字朗读中确实出现一定比例的规则性效应。对该失读症患者动、名词特异性损伤进行检验，表2为KDH患者动名词特异性损伤检验结果。

表2数据显示，该患者名词朗读的正确率明显高于动词。进一步χ2检验结果为：χ2（1）=5.604，p<0.05，这说明该患者在朗读动、名词的正确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即该患者在动、名词朗读上出现了分离，名词的朗读明显好于动词，表现出名词优势，出现动词特异性损伤。

患者KDH在阅读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语义错读，即在阅读中经常不能正确地读出所要读的字，却读出其他有语义关联的字。该患者在名词阅读中的语义错读占13.3%（8/60），如将“江”读成“水”，将“森”读成“树”，将“稻”读成“米”，将“舰”读成“桨”等。在动词中也存在语义错读，但相对名词错读量较少，仅为5%（3/60），如将“忙”读成“急”，将“赶”读成“人走”，将“闯”读成“大王来”。其次，该患者在阅读中还出现较大量近形字混淆的错误，如将“抱”读成“跑”，将“挑”读成“桃”，将“刃”读作“刀”等，但在之后的视知觉能力检查中该患者是正常的。患者KDH阅读中还出现一例选择错读，即产生目标字组成的双字词中的另外一个，如将目标字“季”读作“节”。规则化错读也出现在该患者身上，即将不规则字按照规则字的发音朗读，例如将“娘”和“狼”都读作“良”，将“猫”读作“苗”。在朗读低频的抽象名词、动词时这种错误更为显著，并且可以看出声旁和整字读音相同的规则形声字比二者不同的不规则字朗读所需的时间短，被试能很快地读出。这种规则性效应主要发生在低频字水平上，规则字比不规则字朗读时的错误率更低。

患者KDH听字辨认的完成率为50%。字—图匹配完成率为78.9%，读对目标字词68.4%。句—图匹配中，KDH的完成率为80%，说明KDH保留了较多的形—音联结，形—义联结中断。

读句选答案和文字指令都是考察患者的理解能力，这两项任务都要求患者自己进行阅读并选择正确答案和作出相应的反应。结果表明，患者存在一些字词的识别困难。由主试读出，患者进行选择时，KDH的完成率仅为40%，说明其存在较严重的听觉理解能力障碍，这可能与其颞叶病变有关。

由此可知，该患者为典型的“深层失读”，即出现大量的语义错读、视觉错读及选择错读，其受损环节不仅发生在“词汇通路”，而且具有“非词汇通路”的障碍。

（三）视知觉系统检查结果

患者KDH视觉匹配完成率为100%（12/12）；对家属、邻居或者以前认识的人均无脸孔识别障碍；在拼合图形辨认中患者也能很快速地辨认出所出示的物体是单个物体还是两个物体的拼合图形，并能够说出拼合图形是哪两个物体的组合，所以该患者无视觉忽视症。这说明患者的视知觉系统正常。

三、讨论

采用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检测手段，对该失读症患者的阅读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系统的观察和实验研究。以下将从认知神经心理学角度来定位其损伤环节。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角度讲，脑损伤可能造成语义系统、语音输入系统、语音输出系统、字形输入系统与字形输出系统中某一部分的选择性损伤，而其他部分的表征完好。人们在完成不同的语言加工任务时，通常需要不同的词典成分参与，如图形命名和复述，虽然两项任务都要求语音输出，但其加工过程并不相同。不同的环节受损，在各种任务上的表现会相应地有所不同。通过一系列失语、失读的检查结果表明，患者KDH不存在明显的语言表达障碍，但合并其他语言障碍，如听理解、复述、反应命名、书写障碍等。阅读方面，患者出现大量的语义错读、视觉错读及选择错读。这说明该患者为典型的“深层失读”，并说明其受损环节不仅发生在“词汇通路”，而且具有“非词汇通路”的障碍。之后的语义系统完整性测试（视字—图匹配和句—图匹配）也进一步说明该患者语义系统受损。

听理解障碍者的脑部病变影响到听觉语音输入—语义系统之间的通路。患者复述困难，复述中只表达中心词或大意。复述时患者通过听到的语音激活了语音输入词典，并进一步达到语义系统，这可以从患者最终的复述结果看出。如将“一个小球滚到了水里”复述为“一个球掉到了水里”，可见患者的确是进入了语义系统而不是绕过心理词典从词典后输出语音的。只不过输入的语音信息在该患者的语义系统中进行了再次编码，所以出现了一些漏词、添词甚至换词的现象。而较复杂句子的复述更困难，只能说出大意或者出现语义曲解，如患者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人”复述为“当我回去人多得很”，可见该患者的语义系统是不完整的。患者实物命名和图形命名较好，反应命名困难突出。如回答“您用什么切菜”时，患者反应时较长，后自己默默地拿出菜刀，却说是“铁锹”，可见该患者明确物体的用途，却在语义系统—语音输出之间联系中断。书写中很多字词不能写出（包括自发书写和听写），只保留了很少的几个与自己关系较为密切的字的书写，说明患者存在字形提取困难。

该患者在阅读中出现大量的语义错读，即读出与目标字联系较为紧密的汉字音。如将“稻”读作“米”，可见该患者形—义联系中断，即视觉字形输入—语义系统联系中断。听字辨认任务表明，KDH保留了较多的形—音联结，形—义联结中断。从视字—图匹配的检查结果看，其完成率仅为78.9%，一些常见的日用品，如杯子—水壶等不能正确匹配，而且设置的几幅语义干扰图，如沙发—书桌等，患者也不能正确匹配。这也说明该患者的语义系统是不完整的。有些字词患者无法读出，如“山羊”和“桃”等却能正确匹配。这提示患者由字形到语义的直接通路应该是存在的（复述也证实了这点），即患者可以不通达语音（未朗读出）而直接通达语义，而有研究已经证实汉语阅读形义联系强于形音联系，所以不易受损，在有些字不能朗读的情况下尚能正确理解其义，从而正确匹配。视觉错读即近形错读，如将“挑”读作“桃”，将“刃”读作“刀”等。关于近形错读，一般认为正常阅读是人们对一个字词的阅读，经历形、音、义三方面在一定的聚合系统中进行选择，区别众多的相似词汇的过程。大脑损伤致失读时，这种正常的聚合选择功能衰退，分别表现在三方面，即呈现上述三种类型：近形、近音和词义的错读[7]。可以说，这种选择障碍导致某一字词在某一“形态”场、“语音”场、“语义”场内偏移，即近形错读是某一字词在某一“形态”场内偏移。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选择错读和会意式失读，这源于汉字独特的二维图形结构。会意式失读指的是对会意字的组成成分（独体字）可以正确认读，但是唤不出整个会意字的音来。如患者将“岩”字的组成部分“山”和“石”都能读出，却读不出整个字来。由于汉字可分为独体和合体两大构型，且合体字由独体字组合而成，故在汉字的失读中存在着可分离性，即当整个汉字的音义出现障碍时，其组成部分的认读可以保持相对完整[10]。于是，就出现了会意式失读。由于汉字是以语素为表达单位，字与词不等价，且汉语词由单字复合而成，因而在复合词水平上，亦有一个认读的可分离性，出现选择失读。本文中患者存在明显的规则效应，说明声旁的语音被自动激活了，而且影响到整字的语音激活，因此可以间接地说明整字和声旁的语音得到了激活。所以可以说，汉语中存在一定的类似于拼音文字中的GPC：字形—拼读规则—语音，其“见字知音”的形声字恰好就反映了这一规则，一些实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结论

本研究对一例汉语深层失读症患者进行认知神经心理测验，最终确定其损伤的环节：字形输入—语义系统之间的通路、语音输入—语义系统之间的通路、语义系统—语音输出之间的通路、字形输出心理词典。其中，字形输入—语义系统之间的通路中断导致语义性阅读障碍；语音输入—语义系统之间的通路中断导致听理解障碍；语义系统—语音输出之间的通路中断导致阅读、命名障碍等；字形输出心理词典受损导致书写障碍。患者在单字朗读中存在“规则性效应”，说明汉语认知加工中存在部分形—音直接通路的非词汇通路，对不规则字可能会发生词汇通路与非词汇通路的相互竞争。当然，汉语失读症还有其他的类型，它们的认知神经的心理机制是否相同？每一种失读症的认知神经心理机制能否作为其对应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的理论依据？从这些失读症患者身上能否推知正常人类的阅读心理机制？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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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秀丽，尹文刚.深层失读及其认知神经心理康复[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1）：32-35.

[3]俞厚明.拼音文字深层失读症研究进展[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11，26（1）：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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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宝国，彭聃龄.词义通达的三种理论模型及研究简介[J].心理学探新，2000，20（1）：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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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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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 篇4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神经外科护士22名, 其中男5名, 女17名;年龄20～46岁, 其中<35岁18名, >35岁4名;学历:中专3名 (13.6%) 、大专12名 (54.5%) 、本科7名 (31.8%) ;职称:主管护师4名 (18.2%) , 护师7名 (31.8%) , 护士11名 (50.0%) ;工作年限:1～16) 年, 其中<5年9名 (40.9%) , 5～10年7名 (31.8%) , >10年6名 (27.3%) 。

1.2 方法

结合神经外科护理实际及科室既往护理危机实例自制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为护士对神经外科护理危机成因的认知。调查问卷共分为医疗费用、护理质量、护患关系、理论知识及业务技能、患者因素、病房管理制度6个版块。每个版块下设10个相关问题, 其中回答正确数≥6个视为对该项目认知正确。本次问卷均有效回收。

2结果

6版块的认知率分别为:医疗费用45.5%, 护理质量81.8%, 护患关系54.5%, 理论知识及业务技能59.1%, 患者因素40.9%, 病房管理制度50.0%。见表1。

3护理危机成因及对策

3.1 医疗费用

神经外科疾病多为危重症, 病程长, 致残率高, 多需长期住院治疗并产生高额治疗费用[1]。高额费用常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沉重精神及经济压力, 尤其是在遇到护理风险时, 患者或其家属常易情绪失控, 对风险不理解、不承担, 对护理工作多产生误解, 因此易导致护理纠纷。对此, 我科室强调在日常护理中注意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健康宣教和心理疏导, (1) 通过宣传册、访谈、集中讲座等方式耐心、细致的向其介绍疾病的诊疗及预期效果。 (2) 多主动与患者及家属沟通, 了解其情绪动态并及时进行疏导, 此外还可告知患者医疗费用的报销或相关社会救助渠道, 缓解患者经济压力。

3.2 护理质量

护理质量是6个版块中认知率最高, 但离优质护理还存在差距。主要问题集中在护士的责任心、情绪、工作态度、对相关制度的严格执行情况及安全意识。对此, 我科室将应对重心放在强调注意护理细节、提供服务意识上。主张护理中加强体位护理、饮食护理、病情监测护理、并发症护理等基础护理, 并采用抽查或访谈法检查护士护理工作的执行情况, 结合检查结果进行相应奖惩, 以充分调动并激发护士护理的主动性, 提高其服务意识。

3.3 护患关系

影响护患关系的因素多且复杂, 其中最主要原因为护士工作经验不足, 缺乏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交流技巧, 在面对患者或家属的提问、质疑时, 解释不到位或态度、语气生硬甚至置之不理, 常易导致患者反感, 从而产生护患矛盾[2]。针对此种现象, 科室请工作>10年、经验丰富的护士对新护士进行集中培训, 传授沟通交流技巧, 并指导患者进行自我心理调节, 保持情绪稳定, 鼓励患者及家属积极参与、配合护理, 从而加强护患互动, 促进双方加强了解, 减少纠纷的发生。

3.4 理论知识及业务技能

神经外科疾病种类繁多且治疗方法较为复杂, 这对护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如果知识储备不足或操作失误常易产生各种风险。因此, 科室应强化对护士的规范化、专业化培训工作, 主要培训内容为: (1) 护士必须具备的判断病情、抢救等能力; (2) 专科疾病知识及护理要点, 专科仪器的操作方法 (如吸痰机、监护仪、呼吸机、气管插管等) , 常见不良反应及应对等; (3) 安全知识、规章制度、安全隐患及应对、相关法律法规等专项讲座; (4) 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 交际礼仪、口才交流等技巧。

3.5 患者因素

患者因素突出表现在坠床、跌倒、压疮、误吸、感染等事件上。对此应从2个方面加强干预, (1) 护理方面加强病房巡视, 新增紧急事件预警, 以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处理; (2) 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指导和教育工作, 告知家属遇到紧急情况时及时通知护士或先进行简单、有效的处理。

3.6 病房管理制度

病房管理制度的松懈执行是导致护理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常用药品准备不到位、病房环境不佳、不严格消毒或不按时查房等均是护理危机隐患[3]。对此, 科室应从现状出发, 建立和完善神经外科护理工作制度和安全措施, 如强调药品定位放置, 新增查房签到制度, 新设备或仪器进行专人管理, 病房环境随机检查等, 以便通过严格的病房管理来防范护理危机的发生。

总之, 提高护士对神经外科护理危机的认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结合护理危机潜在诱因, 完善神经外科相关制度, 强化业务培训, 加强护患沟通等, 能从根本上减少护理危机的发生率, 切实保证护理安全, 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

参考文献

[1]贾金秀.神经外科护理危机成因分析与防范策略[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1, 12 (17) :213-215.

[2]王守芳.通过优质护理服务活动改进神经外科基础护理质量[J].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10, 8 (6) :706-707.

认知神经 篇5

重度抑郁症显著影响了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发展轨迹，抑郁症的认知受损模型有助于我们了解抑郁症的发病，持续和复发。目前为止，大量的研究聚焦在三个主要理论上：1贝克抑郁认知模型2抑郁症的无望理论3反应类型理论。尽管这些病理学模型为抑郁症是如何和为什么发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对于认知损伤因素之下的行为和神经机制了解甚少。本篇研究中提供了有关神经机制的综述以供批评，以及选择性的提到了青少年和成人抑郁症涉及的认知损伤因素。并且，对未来病理学和治疗的研究提出来一些建议。关键词 抑郁症 贝克认知理论 无望理论 反应类型理论 神经生物学 认知损伤

重度抑郁症是五岁及以上个体损伤的主要原因，是疾病负担来源的第二大源头。青少年中的抑郁症时段患病率是3-8%，众生患病率是14%，在成人中是17%。除了抑郁症症状表现出的一些痛苦之外，抑郁症的发病会给青少年（如 学业困难，人际失调，药物滥用），和成年人（如低收入水平，更大的婚姻冲突，药物滥用和药物依赖的更高发病率）带来大量消极后果，准确的说，40-70%的青少年在成年期会有病情的复发。为了回答这些与重度抑郁症有关的警示性的病例数据和消极后果，抑郁症的认知理论描绘出了认知适应不良和信息加工偏差在形成抑郁症症状和病情重起到的作用。潜在的认知损伤因素被认为是在时间上是相对稳定的，准确的说，研究表明认知过程，这个被假设为很大程度上是早期生活经验形成的结果，可能在抑郁症状的发病，持续和复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多数认识受损研究集中关注贝克抑郁认知模型，无望理论和反应类型理论上。这些突出的病理学理论帮助我们了解认知损伤是如何有损伤导致抑郁的，并且这些理论都有在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研究上的实证支持。总之，这些模型为预测抑郁症的发病，复发和严重程度提供了概念路线，然而，现在，人们迫切的需要了解认知受损核心因素基础上的行为和神经生物机制。确定行为指标和生物指标可以显著的提升我们对抑郁症的病理学理解，而且重要的是，对干预这种令人衰弱的病症可能有更有效力的重要启发。

当前文章的主要目标是讨论在青少年群体上的BCM,HTD,RST抑郁模型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们对抑郁症的认知损上的了解有了显著的进展，但是，抑郁认知损伤潜在的行为和神经机制的大部分内容我们都还不清楚，尤其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在认知损伤因素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目前的讨论选择性的集中在BDM,HTD,RST模型研究，而不是研究得出一个详尽的抑郁相关的神经生物学结果的综述。据作者了解到的，这种回顾讨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尝试过，将会成为这个研究领域总结的第一步。当回顾文献时，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首先，大部分的认知损伤研究都建立在自我报告发的测量上的。尽管许多这种测量方法中有不断增加的个体支持了他们的信度和效度，自我报告评估仍然有严重的局限性，包括，被试是基于抑郁症上的评估和报告，这时参与者至少部分是处于意识觉知之外的。第二，研究者经常采用很多方法论的方法（行为范式）去检验相同的认知结构，这些任务指向了一系列的脑区，这使得整合特定行为与神经生物加工过程，来形成认知受损因素的更一致性的观点变得困难。最后，许多研究回顾都没有搞清楚到底特定神经生物的异常时原因，结果还是仅仅与认知受损因素相关。为了更好地描述这个关键问题，检验功能性神经机制，认知受损和MDD的多波段设计变得非常重要。

检验基于抑郁认知受损模型的神经生物加工过程的研究是这个研究领域的萌芽。除了本身具有的挑战外，现在迫切的需要整合临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这样有助于准确的确定MDD发病和治疗中的行为指标和生物指标。所以之后的每个部分都给之前提到的三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总结，也就是基于认知受损假设的关键行为和神经结果。更多的是，在已有相对少量的青少年研究的情况下，现有成人研究结果为理解和报告有关青少年抑郁神经生物基础的研究提供了框架结构。贝克抑郁认知模型

抑郁认知模型最初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贝克基于临床观察和实证研究的结果上提出的。广泛的说，认知模型强调了抑郁认知内容的重要作用，病理学的偏差信息加工和抑郁在临床的维持。重要的是，这个模型还为认知治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认知治疗在减轻抑郁症状和减少抑郁复发上有显著地效果。

认知模型指的是认知结构的部分重叠和交互作用，包括负面认知三元组，负面自动加工思维，认知错误，态度功能失调，图式，核心信念和注意适应不良或偏差，信息加工和记忆。自从这些概念初次形成，就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是认知模型的神经生物基础变得清晰。与贝克认知模型有关的大量神经研究都聚焦于模型的“低”水平成分，包括注意偏差，信息加工，和记忆。这些成分可能与更高顺序的成分有相反的关系，如图式和核心信念。举个例子，认知模型假设抑郁基因图式的激活驱动了负面注意偏差，图式一致信息的加工偏好，而且促使了抑郁基因信息的召回。还有就是，注意，信息加工和对图式一致材料的召回偏差可能促进和巩固了抑郁基因图式。考虑到BCM的适用范围和检验模型的困难，研究者们试图通过检验理论中的独特成分的方法来更好的抑郁受损基础上的机制。

研究们认为相比于健康对照组，抑郁的个体表现出了对负面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差，并且对积极情绪刺激的注意时间更少。同时，在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中发现，对负面情绪刺激的反应中抑郁个体比健康对照组表现出更多的杏仁核激活。有趣的是，SHELINE等人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组队恐惧表情的面孔表现出更多地杏仁核激活，甚至当刺激呈现时参与者们都处在了意识知觉之外。而且，甚至于当负面情绪刺激不再呈现的时候抑郁个体的杏仁核过度反应仍在持续。把这些总结在一起，我们发现抑郁个体会对他们生活环境中的抑郁因素的刺激倾注更多的注意，同时也会对负面刺激做出意识之外的反应，这种过程可能会使负面情绪的影响恶化并使抑郁症状延续。这种注意和信息加工的偏差是抑郁认知模型的主要成分，可能会促进模型中的其他高顺序成分。

与抑郁认知模型相关的是，与未来相关的负性认知与杏仁核的反应有关。尤其是，相比于控制组抑郁患者对对厌恶刺激的期望可能会引发近双凸延长背侧杏仁核的更多的激活。这个发现可以呈现出了神经基础上的一个基于抑郁认知模型对未来描述的描绘的消极认知。事实上，与早期的致力于“抑郁实在论”假说的研究相反，最近的研究都发现抑郁个体对未来生活事件显示出尤其突出的悲观预期，这一点是与抑郁认知模型相符合的。

与杏仁核对负面情绪刺激反应增加的相关研究得出，抑郁个体对积极刺激的反应表现出腹侧纹状体的激活降低。相似的，使用EEG研究的结果得出，减少积极性相关反馈——种前额叶的波形被假设为来自背侧前扣带回和纹状体区域——是对奖励的反应。之后的结果发现反应了对积极情绪刺激的兴趣缺乏过程和钝性反应，这也是BCM描述的抑郁的基本特征。总的来说，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为临床观察提供了支持，也就是发现抑郁个体不仅对负面刺激更加敏感而且对积极刺激的反应也更弱。前额叶皮质层（PFC）的活动减退，包括前额叶外侧裂，也与抑郁症状相关。考虑到他们的注意控制的功能，PFC区域的不足可能反应了抑郁症中对抑郁基因刺激的注意偏差的神经基础。也就是，抑郁个体努力回避或脱离部分来源于PFC不足的负面情绪刺激。此外，PFC的活动减退有助于解释相关的抑郁个体在执行功能性任务时的较差的表现。PFC区域的不足导致了促进执行管理和情绪管理中，抑郁个体可能在对边缘情绪反应应用自上而下的认知管理时遇到困难。PFC活动的增强和杏仁核反应的抑制，可能代表了一种通过它治疗抑郁能使抑郁症状得到改善的机制。尽管许多对抑郁的治疗可能最终都会影响PFC和杏仁核的功能，他们作用的相邻机制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在认知理论中强调的认知技能，可能提高病人对自动负性情绪反应的抑制控制的能力。然而认知理论认为前额叶对自动边缘情绪反应的抑制控制，抗抑郁剂可能会更直接的抑制边缘反应（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前额叶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的部分都关注于贝克的抑郁认知模型，贝克同样提出了抑郁的人格素质假说，包括社会依赖性和自主性。这两个结构与心理动力学理论中详细描绘的依赖和自我批评的人格特质是重叠的。尽管在概念构成上有所区别，但是认知行为和心理动力学观点都关注人际（社会依赖性或依赖性）和成就（自主性或自我批评）问题。研究者们发现了这些人格变量对抑郁症状的作用和其与主要一致性负性时间的相互作用的范围。就我们所知，研究没有检验神经与这些人格素质的相关。无论如何，考虑到一个未来研究的正在形成的框架描述了神经与抑郁认知损伤的相关性，研究正在研究脑功能和关键人格素质的关系可能会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抑郁无望理论

抑郁无望理论htd假定，一个有把负性事件归因于总体稳定性原因趋势的个体，对消极事件有一个预期。对于自受损伤的个体来说，这个理论强调了消极认知风格与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无望感的产生，这种思想的运作有两种形式，1一种认为消极事件会发生而积极事件不会产生的预期2个体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这就导致了无望被认为是一个近似充足的易受损伤的因素。因此，一旦无望感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抑郁。迄今为止，htd在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研究上收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大多数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都是采用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尽管这些研究使我们对htd在儿童和青少年上的适用性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无望感的机制或者更广泛的说抑郁无望感，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

通过早期研究动物的习得性无助，一种htd变形形式的前身，研究者们确认了无望基础上的希望性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如，等人认为npy基因表达的管理迫使易受损性发展为习得性无助。其他一些研究者强调血清素路径的功能障碍，尤其是边缘下丘脑回路的不足。尽管这些结果很有研究前景，但这些早期的研究没有扩展到htd中。并且，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仍然缺少对行为和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检验。

最近许多的研究开始尝试着把HTD与趋避模型整合到一起，吸收认知与动机成分形成一个统一的抑郁理论。然而HTD提出在压力生活事件发生之后复兴认知风格导致了抑郁症状的产生，D的模型研究了与动机趋势和规避系统有关的潜在的神经回路。尤其是，D指出左侧PFC与动机趋势有关右侧PFC支持规避过程。研究表明相比于不抑郁的个体抑郁的个体表现出左侧额叶激活的相对降低。重要的是，左侧额叶的不对称性是MDD的一个潜在特征标志，也就是左侧额叶不对性的相对较少会损伤趋近系统，有可能会最终导致MDD。根据动机趋势和无望感在概念上的重叠，研究者们想要确定到底抑郁是否有共同的或独立的危险因素。研究这个病因学模型的重叠的第一步，H和他的同事用一种前瞻性研究检验了这些理论的整合性，研究持续五个星期，被试来自于未经选择的大学生。研究结果发现，抑郁因素的认知风格与压力产生交互作用后，可以对无望感的增加以及随后的目标指向行为的降低有预测作用。严格的说，目标指向行为的增加同样预示着抑郁症状的水平增高。对这些发现进行扩展，N和他的同事们试图用休眠状态下的EEG活动评估额叶不对性来更好的研究这些模型的整合性。四十个大学生要完成抑郁因素认知风格的自我报告测评，还要收集他们EEG记录的基线水平，之后在整个过程中持续三年的追踪。在追踪研究的阶段，参与者每四个月要完成一次诊断性面试评估。结果显示，在基线水平上无望感的增加与左侧额叶活动的降低有关，这意味着趋近行为的损伤。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无望感和左额叶相关不对称性都可以预测未来抑郁症状的发作，但是与MDD独立风险因素相反的是这些机制表现出了一种共同的损伤性。总的来说，这些结果第一次描述了行为和神经机制可能巩固无望感或随后的抑郁损伤。

在我们的观点中，我们之关注了两个有与HTD确定功能性和结构性相关的研究。尤其是Z和他的同事完成了一个成就研究，其中包括MDD样本29个，从没有抑郁认知损伤（认知风格问卷中高水平无望感CV），健康成人HV样本31。所有的参与者在完成一个情绪面孔范式中接受FMRI扫描。值得注意的是，与CV组的被试相比，MDD组的被试在对负性情绪面孔反应时表现出更高的右侧杏仁核的激活；而相比于HC组，CV和MDD表现出更高的杏仁核激活和更低的DLPFC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即使不考虑MDD，自我报告的无望感与常规控制的降低和情绪反应的增加有关。对这些研究进行扩充，Z和他的同事们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法同时对照MDD,CV,HC组来评估脑的结构差异。有趣的是，相比于HC组，CV组的中央前回的灰质体积相对较少。严格的说，CV和MDD组的左侧中央前回显著小于HC组。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的面积与负性认知风格成负相关。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他们也发现中央前回与负性归因偏差之间的联系，并且描述了运动区域功能障碍与消极认知风格之间可能的联系。正前面所说的，这些先驱性研究采用了创新的设计并发现了HTD基础上的行为与神经生物学机制有关的一些吸引人的结果。这些研究将会改善我们队MDD的病因学理解，并且在适当的时间可能会有效地影响针对减轻和预防抑郁症状的干预措施的发展。反应类型理论

最开始，RST被定义为在成年女性中抑郁高发的一种解释。NH断言在特殊的抑郁症状中，女性对消极影响做出反应时更倾向于反复思考而男人则可能很快的投入到分心活动中。总的来说，反复思考包含被动重复的关注抑郁症状，原因和结果，这样会阻碍一个人主动管理的能力或是一个人被抑郁症状困扰。排除其加强自我理解的意图，反复思考最终会使抑郁症候群恶化。迄今为止，RST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成年人身上实施的，但同时反复思考在青年人身上也是一个显著地预测性指标。尽管目前有很多RST的研究，但是仍然只有相对较少的研究在调查反复思考加工过程基础上的行为和神经因素，并在青少年群体中尤其较少。在青少年中的RST探索研究

2009年的一个变化分析中，R和他的同事们报告说，非临床青少年样本的跨区域和前瞻性研究中，反思与抑郁症状有显著的关联，其中跨区域高平均效力的大小得到了缓和纵向研究的平均效力出现了减弱。除了自我报告法得到了有力的结果外，在青少年中有关反思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在一组健康青少年的样本中，WG发现特质反思与建立在反思假设基础上的注意转移行为任务的表现之间有关联性。最近，R和她的同事们采用了一种通过引导健康青少年反思近期的压力事件带来的想法和感受从而引入反思的设计范式。随后，会给与参与者特定的指导语告诉他们“如何”思考过去的事件，这是会出现四种条件：反思，远距离思考，积极重新评估，接纳。反思条件中的结果与最初被试报告的上升的负性影响有关。而在实验设计的最后两个阶段，负性影响出现急剧的显著下降。与这些研究相反，DGT采用了另一种范式，引导抑郁和非抑郁的青少年都关注能够引起有关自我思考和中性外部刺激的一种提示。准确的说，引入的反思是健康和抑郁的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分数都增高了，同时，抑郁青少年回忆的自传式记忆比健康个体引入分心事物后回忆的内容要更消极更过度概括化。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虽然很有前途，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RST基础上的儿童和青少年行为与神经机制。所以下面的部分会研究健康，焦虑和抑郁成人中的这些机制。采用行为范式的基于成人样本的RST研究

相比于青少年来说，更多的有关RST的研究都是在成人群体上实施的。如，BM发现在一组大学生样本中，个体报告相比于中性词语沉思水平的相对上升会使他们更多的关注消极情绪。研究也探究了情绪或引入反思范式中对任务执行的影响。值得提出的是，焦虑的大学生在完成不同的任务（如 阅读有难度的文章，观看学术视频，校正文章）前会被提示到要花8分钟的时间思考情绪-，症状-和自我关注的提示（反思引导），或者是中兴外部刺激和条件（分心引导）。相比于分心条件，随机被分配到反思引导的参与者完成任务的速度更慢，并更多地报告难以集中注意力，而且任务执行很差。与之类似的，一个研究在反思引导之后对比健康和焦虑的参与者，焦虑的个体在自由和提示回忆中都会回忆起更多的负性偏差的自传式记忆。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抑郁和健康个体被随机分配给分析或反思指示后，指示他们列出尽可能多的他们认为在未来十年内会发生的积极和消极事件，反思组的抑郁个体比分心引导组列出了更多的未来消极事件。归纳后发现，这些结果都强有力的证明了反思倾向会损伤认知加工和行为执行能力。还有就是，结果表明反思是通过引导引发的自下而上的加工，随后这个过程会中和注意与行为。

RST成人神经研究发现：情绪，反思，和压力引导任务

为了研究反思基础上的神经机制，研究者们采用了多种不同方法。如L何他的同事们把被试随机分配到悲伤或是中性情绪引导组，然后完成一个注意转移任务，同时要采集EEG数据。结果表明具有高反思特质的个体在悲伤情绪引导下会使用更多的神经资源把注意力从情绪刺激中转移出来，就是在头皮处采集额叶中央回的最近的正性电阻。相似的，D等人在一个比较健康与抑郁个体的EEG研究中，特质反思与额叶的指令后负变化成正相关，并且，他们认为抑郁参与者中反思基础上的这种神经定位可能对信息加工偏差有影响作用。在情绪引导范式中使用FMRI，研究者们发现前额叶区域的中部可能与消极自我参照进程有紧密的关联，并且这种功能障碍可能会加强使负性情绪恶化的反思加工进程。把EEG和FMRI得出的结果总结在一起，结论有力的说明了神经生物学机制与自主功能，情绪和关于自我的注意偏差，并且内部陈述可能会巩固反思进程。

成人神经研究结果：没有情绪或反思指导的实验范式

研究者们探究反思与没有使用情绪或范式引导的神经激活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同样指示了前额叶中部区域。如，在一个是否情绪任务中，反思的个体声明当受到不能禁止对悲伤表情反应的这种引导。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参与者被要求从消极信息中脱离时高水平反思与右侧DLPFC的激活增加有关，对于反思的个体来说，有效的情绪管理要求认知控制相关区域补充的增加。反思也与没有MDD的成人对情绪刺激反应的不同神经生物激活模式相关。尤其是，这些个体的反思分数与以下活动有正相关：1对悲伤表情反应的右侧脑岛和中部扣带回2对恐惧反应的双边额下回。有趣的是，对健康的成人来说，反思分数与神经生物激活没有相关性。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反思的倾向与情绪反应的增加和认知管理的降低有关，这反应了前额叶中部区域的功能障碍。RST ：休息和功能性连通

更多的早期研究开始试着描述特质反思和休息、功能性连通之间的关系，并且初步研究结果强调了前额叶中部区域的重要性。在一组医院就诊的抑郁病人的样本中，发现更多的反思与在休息状态下扫描EEG双侧PFC阿尔法信号的降低有关。除此之外，在抑郁的成人中，一个与情绪陈述有紧密相关的区域——膝下扣带回和臀部扣带回之间的功能性连通与反思分数有关，并且膝下扣带回的标志连通与陈思有正相关。与健康成人相比，抑郁参与者在前中皮质区域同样显示出了功能性连通的增加，在抑郁组内部发现，连通性的增加与反思分数呈正相关。同样，抑郁个体中，更高的抑郁反思分数和更低的反应分数分别与更高的默认模型网络支配和任务积极网络支配相互关联。尽管研究者们并没有在青少年群体上研究这些结果，C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抑郁青少年在膝下ACC神经网络中表现出功能性连通的降低，这意味着在成人群体上得出结果非常有可能被扩展到更年轻的个体上。未来指导

抑郁是一个有深远的发展性影响的令人衰弱的疾病。有关认知损伤的研究改善了我们对引发和维持抑郁症状的进程的理解。进来更多的研究开始跨过临床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之间的界限，这种研究方法与心理健康战略计划国际协会的观念一致，这个协会强调了研究脑与行为进程的迫切需要性，从而给我们研究心理障碍提供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顺着这些思路，我们相信有三个潜在的发展领域，这都会巩固当前已有的广阔又深刻的研究的体系。

第一，回顾前文中强调的，探索认知损伤因素的行为与神经相关的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成人样本。根据青少年与成人之间的显著的发展差异，使人们对儿童和青少年认知损伤基础上的对行为与神经理解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尽管只有相对较少的研究针对青少年实施，但是成人的认知损伤研究指明了PFC和杏仁核的关键性不足。更多的是，探究到底这些不足对青少年群体中的抑郁发作率的大量涌现和性别差异的出现是否有影响变得非常重要。这个关键性问题要考虑到青春期的重要转折和脑的发育。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功能上脑发育的轨迹是不同的，女孩总体脑容积发育顶峰在10.5岁左右而男孩在14.5岁左右。还有就是脑发育有同模式，男孩比女孩表现出更高的PFC皮质增长和前扣带回皮质增长，而女孩表现出更高的额叶灰质增长。根据关键性的发展差异，青春期是个很合适的时期，可以探索行为与神经生物机制是如何与影响性别差异出现的认知损伤相关联的。

第二，关于抑郁认知损伤的理论提到了认知疗法的最初发展，治疗结果研究发现认知疗法减轻了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但是我们对认知疗法改善抑郁症状的机制仍然不是很了解。换句话说，我们对抑郁病人在CBT和其他治疗中是如何和为什么得到改善的还了解较少，也不清楚上文中提到的，认知损伤因素在跨多样性治疗形式中对调节症状改善起到了怎样的做用。同时，最近更多的抑郁病理生理学研究指出神经系统可能在预测治疗反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这些前途光明的研究结果出发，研究可以更好的探究认知损伤基础上的行为与神经生物学的不足是否对调节症状的改善起到了作用，是否对抵抗病情的复发起到了作用。

最后，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是行为与神经研究结果提出了目标干预的发展。如，对抑郁神经与行为基础的更进一步的理解可能使我们了解能够增加认知控制或降低抑郁因素注意偏差的复杂的目标干预的发展。如认知偏差电算化修正或经颅磁刺激这些干预，可能会有选择的指向抑郁基础上的PFC区域，并最终导致抑郁症状的改善，同时也会比现有的一些治疗花费更划算耗时更少。今后的治疗

考虑到对认知损伤基础上的神经关联和MDD的更进一步的理解，思考抑郁治疗未来的方向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尤其是在临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之间建立联系，伴随着治疗反馈基础上的预测和理解机制，将会出现一个具有潜力的发展阶段，那就是把这些工具整合到日常临床实践中去。尽管在一切可实行之前仍有许多知识和技术发展的成本收益问题需要考虑，下文提到的个案仍可以作为强调转化型研究潜在范围的一种方法。个案

TR是一个16的青春期女孩，她患有显著性临床抑郁症状接近3.5个月了。他的病情被诊断为突出快乐缺乏症状，在典型能引起个体欢乐的活动中如足球，与朋友在一起或阅读都不能体验到兴趣或快乐。在TR最初的评估中，他完成了一个诊断性面谈，并收集了他在1休息状态下EEG，2完成探索快乐缺乏进程的可能性奖励任务时的事件相关电位。初步评估的结果表明TR的情况符合MDD的标准，表现出左侧额叶活动降低和反馈相关负性活动的增强（如erp 与dACC功能障碍相关）。并且休息状态下的数据显示了膝下ACC活动的降低，这表明与药理学干预相比TR更适合CBT。接受了16个星期的CBT之后，又给TR做了一个相同的评估（临床面谈和EEG）。研究表明除了抑郁症状的显著减缓，ERP数据也显现了负性事件相关反馈和DACC功能的改善，这也体现了低水平的复发可能性。严格的说，TR报告说他感受快乐的能力在改善，能够从之前感受到快乐的活动中获得愉悦感。

总的来说，临床和神经评估引导了个案的概念化（突出快乐缺乏症状和左侧额叶活动降低）治疗区域（CBT与药理学）。但是，这个个案案例想要证明在未来的某一天这种整合是可能的并且花费是相对划算的。此外，通过联系临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这两个分开的学科，最后通过把特定的治疗作为个体生物指标的功能，总会改善那些有需要的病人的治疗进程。总结

认知神经 篇6

关键词：神经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二语习得理论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1

一、神经认知语言学与语言习得

神经认知语言学与6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语言学流派之一。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前身是层次语法。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西德尼·兰姆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在兰姆看来，语言中不存在语法，语音等语言规则，语言只是一个涉及多方的关系系统。该理论注重语言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神经认知语言学使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学的确是门交叉学科——它不仅研究语言习得理论，更与习得者的心理认知、生理基础、社会因素息息相关。

二、二语习得代表理论的神经认知语言学分析

二语习得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未有语言学家提出二语习得的总的理论。各种学习理论只是不同角度的语言习得机制及过程的描写和阐释。总的看来，这些理论也不外乎三大派别：先天论，后天论以及介于二者的平衡点相互作用论。

（一）先天论

先天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认为在人的大脑中先天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所有语言的语言习得机制。当这种先天就具备的习得机制在环境的作用下激活，就会对二语习得产生促进作用。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的习得就是学习者在普遍语法的作用下，不断调整参数从而转换成个体语法。没有这种天赋，那么在外部语言数据输入欠缺的情况下，人类语言习得将很难发生。换句话说，语言习得是人类先天具备的语言习得机制的产物。然而，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语言的本质，理论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颇受争议的问题，比如他片面地将人类的天赋作用夸大，低估了环境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等。

（二）后天论

在美国著名语言学家B.F Skinner看来，语言是一套行为习惯——一种在不断刺激一反应—强化的模式中形成的习惯。习得一门语言就像是养成一种行为习惯，而第二语言的习得就是改变旧习惯，形成新习惯的过程。通过积极鼓励亦或是消极避免不断巩固这一新习惯，即是“强化”。根据采用的方法不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又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Skinner的“强化理论”在本质上同化了动物习惯的养成和人类的语言习得过程，忽视了语言学习者本身的认知水平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他对刺激——反应之间心理过程的研究也不足。

后天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John Schumann.根据对一个名叫Alberto的哥斯达黎加人移居美国后的英语学习情况的研究结果，他提出了语言文化适应模式：文化适应有两种类型：一是语言学习者在社会层面上融入目标语。这类学习者愿意与目标语群体交流，在心理上对目标语开放；另一种二语学习者具备第一种学习者所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这类学习者将目标语者作为参照，用以习得他们的价值观等。按照这种模式，如果学习者在心理上或在社会上远离目的语群体，将无法习得目标语内在。John Schtmaann理论欠缺之处在于他未能进一步研究语言学习者的社会和心理距离究竟如何影响二语习得；此外，影响语言习得的学习者自身因素也被忽略了。

（三）交互作用论

与先天论和后天论不同.交互作用论认为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它们是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人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的。因此，在他们看来，语言发展是人的先天基础和后天体验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先天和后天互相依赖，互为补充。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表明，染色体分子内的物质环境是相互作用着的，基因也表现出一定的变化，因此遗传的影响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了的。遗传所决定的只是一种倾向性和易感性，而个体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一方面语言习得受到学习者认知和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语言习得与会对学习者的认知和社会环境产生反作用。

交互作用论介于先天论和后天论之间，有其合理性，也吸引了许多现代语言学家投身其中。但是其仍存有大量“未解之谜”。

三、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前景

无论是神经语言学还是认知语言学近年来都吸引了广大语言学家的实现，作为二者结合的神经认知语言学必然享有广阔的前景。虽然这一分支未来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但只要它立足神经科学发展的事实，注重借鉴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善于建立自己与相关领域的联系，未来必然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Abutalebi J.Neural aspects of second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and language control [J]. Acta Psychologica，2008（ 128） ： 466-478.

[2]程琪龙. 认知语言学概论 2001.

[3]乐眉云. 二语习得研究的多学科前景[J].外语研究 2001（04）.

认知神经 篇7

关键词：自我控制,认知神经机制,冲突理论指向,动机理论指向

0 引言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 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一种心理机能。它是人类个体能动性的主要表现。

由于自我控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它包括情绪、动机、认知和行为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而且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对自我控制进行不同的界定, 从而导致研究成果虽然多, 但却显得支离破碎, 不成体系。随着认知神经研究技术 (如ERP、f MRI) 的发展, 目前除了可以从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研究自我控制以外, 还可以从认知神经这一层面来加以研究。这是心理学领域的一大进步, 我们不但能够研究脑损伤病人来获得数据, 而且还可以研究正常人心理现象的脑神经发生机制, 为统一自我控制这种支离破碎的研究局面提供技术方法的支持。

目前关于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 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冲突理论指向和动机理论指向的指导下进行的。冲突理论指向认为自我控制是个体协调思想、感觉和行为冲突的努力, 并由大脑统一协调负责信息转换 (Krug&Carter, 2010) ;动机理论指向认为自我控制是认知和行为被用于完成内部目标的过程, 而动机指向影响目标行为。本文将主要介绍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的有关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方向。

1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认知神经机制

1.1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早期发现

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人指出当前的冲突通常会导致知觉性选择的补偿调节以减缓冲突, 从此引发了大量的研究。Schneideran和Detweiler (1988) 明确指出了冲突与控制的联系, 即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在一系列的加工模块中调节着信息的转换, 当冲突发生在要聚合成一个模块中的信息之间时, 控制将被纳入。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 确凿的证据证明冲突管理在人类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且冲突的发生会激发大脑的前扣带回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 ACC) 的活动。Posner和Pardo (1990) 等人通过神经成像的研究证明ACC脑区负责认知控制。

Carter等人 (1998) 做了大量的Stroop色词实验后推测, ACC检测冲突反应 (高冲突单元中的正确反应和错误反应的单元) 并通过发送更多需要的信号间接作用于认知控制, 以保持在将来不一致任务中的表现和避免进一步的错误。Botvinick (2001) 用ERP实验证明了以上的推论。无论是错误的反应还是高冲突单元中的正确反应, 都会产生高冲突的反应水平和背侧ACC的激活之间的联系。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 背侧ACC激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错误反应中, 激活的高峰是在反应作出以后, 而在正确反应的情况下, 激活的高峰是在反应之前。同样是用ERP来测量, Van Veen和Carter (2002) 在Eriksen Flanker Task中, 发现预测错误的ERN负波和预测正确反应的N2波都出现在相同的ACC区域。这就意味着冲突理论可以解释背侧ACC的激活与高冲突正确反应单元和错误反应单元之间的关系。

为了作进一步验证ACC是负责行为选择还是负责冲突管理或者两者兼备, Botvinick (1999) 用f MRI设计了一个Eriksen Flanker Task实验。实验的结果证明了ACC是负责冲突管理的脑区。随后Carter等人 (2000) 用Stroop色词实验再次证明ACC负责冲突管理。

ACC是负责管理冲突的脑区, 那么哪一个脑区是负责控制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Macdonald等人 (2000) 用事件相关的f MRI设计了一个将任务分为准备期和执行期的Stroop色词实验。实验证明:背外侧前额叶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的纳入会减轻ACC的激活强度, 并且个体会在随后的不一致任务中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作出反应。显然, 在Macdonald等人的实验和后来的研究都证明ACC要纳入DLPFC来进行自我控制。

以上是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发展脉络。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认知神经机制:ACC与其说是直接作用于控制不如说是负责调节冲突, 如果冲突水平很高而需要更多的控制, ACC就将DLPFC控制系统纳入进行控制以保持行为的表现, 达到个体的目标。

1.2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新近成果

冲突理论从形成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年, 得到越来越多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的支持, 而且被应用于更广泛和更高级的认知控制领域。

最近的研究 (Walsh等人, 2011) 表明, ACC的激活, 除了会引发DLPFC的激活以外, 还会预示着前额注意认知神经系统的激活, 从而使被试在实验任务中表现得更好, 即有更好的自我控制的表现。因此, 他们推论ACC与注意认知神经系统在自我控制中是相互作用的。

冲突理论和ACC所扮演的角色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情感和社会认知领域。在情感领域, 有的研究者认为认知和情感功能是由ACC的不同部位负责的, Spunt等人 (2012) 用f MRI实验证明背侧的ACC不但负责个体的认知控制而且还负责个体的负性情感控制。而在社会认知领域, 研究证明ACC的激活则预示着随后态度的改变。

2 动机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动机理论指向下的研究者认为自我控制是认知和行为被用于完成内部目标的过程, 包括目标的设定、策略的制定、具体措施的实施和行为的执行。动机涉及到权衡行为的利益和损耗, 决定哪种行为是最好的, 设定为了最终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 因此动机是自我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机不但对外显行为产生影响, 而且还对认知和认知控制过程产生影响 (Locke&Braver, 2010) 。

2.1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中的动机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家认为, 个体变量 (如目标、人格与情感等) 和任务变量都会通过影响奖惩对动机产生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Heggestad和Kanfer (2000) 认为个体完成他们的目标主要依靠“动机技术”, 动机技术包含了追求目标完成和任务坚持的资源, 同时这些技术是会随着时间而发展的。

人格心理学家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人格差异方面。如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人, 不但影响个体怎么看待自己和自我印象而且影响个体的动机。在自我差异 (理想自我、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 理论的基础上, Higgins’和Freitas (2001) 认为个体关注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 预示着其关注自我提升;而关注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则预示着其关注自我妨碍。关注自我提升的个体更倾向于获得奖赏, 因此他们会寻找更多的有利目标, 而关注自我妨碍的个体则会更倾向于避免消极结果, 因此他们会更多地寻找有害的目标。

2.2 神经科学中的动机与自我控制

早期的研究认为多巴胺是会引起人和动物兴奋的化学物质, 但是Salamone (2002) 经过试验研究后都认为, 多巴胺在动机中的奖赏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具体是什么角色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有的认为多巴胺引导奖赏行为, 有的认为作用于动机特点, 还有的认为作用于寻求奖赏。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测受多巴胺影响的大脑边缘系统 (如伏隔核NAcc、基底核等) 和内侧和外侧前额皮层 (medial and lateral frontal cortical regions) 都与动机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指出, 前额叶皮层 (prefrontal cortex, PFC) , 尤其是PFC中的前额皮质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是专门负责奖赏表征的。奖赏表征是指保持奖赏的种类和价值的信息, 它将指引个体在面临选择时直接比较并引导自身资源倾向于最佳的奖赏或选择。例如, 当一个人面临着一个冰淇淋和看一个小时的好书时, 他会考虑他的内部状态 (是否饥饿) , 对这两个奖赏的喜好的评估, 考虑这两个奖赏的价值等等。而这一系列的自我控制功能都是由OFC很好地完成 (Montague&Berns, 2002) 。

在有人认为PFC与奖赏的相关过程有关时, Leon和Shadlen (1999) 则进一步认为DLPFC (背外侧前额叶) 的激活与奖赏有关。他们在一个有关保持目标信息的短时工作记忆的认知实验里发现, 当刺激线索呈现出如果表象正确就有获得较大奖赏的可能性时, DLPFC的激活得到增强。

2.3 认知神经科学的动机与自我控制

在社会人格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很多认知神经的心理学家发现动机对于个体的控制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他们从动机的角度来考虑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2.3.1 认知控制过程的神经机制

米勒和库恩认为, 自我控制被应用于注意保持、设置任务、准备任务、干扰与阻碍等, 而这些都被证明了由PFC (前额皮层) , 特别是LPFC (侧前额皮层) 负责。他们认为最关键的是前额皮层能保持有关目标的信息, 并在尽量减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目标。

Taylor等人 (2004) 的研究证明, 无论是增加任务的要求还是奖赏, 都会增加DLPFC的激活程度。由此可以得出如果要保持或改进行为表现, 就需要增加更多的注意。

Sarter等人 (2006) 认为动机的关键在于保持注意, 特别是在干扰和双任务等条件下。他们认为ACC负责检测冲突, 然后要求增加注意的努力, 接着右侧前顶叶神经网络和前注意神经网络就会进行认知控制以减少冲突或干扰。

动机激励可以通过影响控制的功能来改进个体的行为表现。Locke and Braver (2008) 通过一个脑神经成像的行为实验观测到LPFC的激活可以保持与任务相关的目标 (与米勒和库恩的实验结果一致) , 而当在奖励条件下, 即如果表现好就有金钱奖励, 就会有几个脑区的激活来保持认知控制功能。它们分别是右侧LPFC, 右顶叶皮层 (parietal cortex) , 右下额叶皮层 (inferior frontal cortex, RIFC) 和左背侧的ACC。右侧LPFC和右顶叶皮层被认为是调节注意保持的核心脑区 (Posner&Petersen, 1990) , RIFC负责认知抑制或抑制无关刺激、记忆和反应的脑区 (Aron, Robbins, &Poldrack, 2004) , 最后, ACC被认为负责检测和解决干扰和冲突的脑区。综合以上各个脑区的功能, 就可以推论, 以上各脑区的活动增强就反映更强的认知控制, 即被试在动机激励的情况下, 争取行为表现以获得最大的报酬。

2.3.2 任务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研究者认为, 不同的认知实验任务会激活不同的脑区, 这是因为注意的分配引起的不同, 而奖赏会将这种效应放大。

在一项空间注意研究中, Small等人 (2005) 发现在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条件下, 后扣带皮层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在激励条件下出现了更强的激活, 由此推测这一区域是连接动机与空间注意控制的脑区。

Krawczyk等人 (2007) 在一项研究中, 将实验任务分成知觉场景和面孔两种, 同时给被试呈现场景和面孔两种刺激, 要求被试注意其中一种刺激而忽略另一种刺激。实验结果显示, 在相关脑区的活动强度会因为注意其中一种刺激而增强, 因为忽略其中一种刺激而减弱。

结合以上两种思路, Berkman等人 (2012) 考虑结合认知控制过程和任务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对目标追求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研究。他们首先将目标追求过程分为目标保持、行为管理和反应抑制三个过程, 然后设计能区分这三个过程的相关任务的f MRI实验来检测各自的认知神经机制和相互作用。他们认为这样的实验更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或许, 他们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3 小结与展望

通过比较两种认知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发现ACC和PFC是它们共同的脑神经区域。这与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关的。自我控制的实质就是管理和解决冲突, 而自我控制的过程又包括目标的设定、策略的制定、具体措施的实施和行为的执行, 在这四个过程中都包括了各种垂直性和水平性的冲突。因此, 自我控制既包括冲突的协调, 又包括动机的完成过程, 它们可能由某些相同的认知神经基础负责。

通过比较除了发现它们具有相同的认知神经机制以外, 还可以发现它们的研究范式是不一样的。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研究大都采用Stroop实验任务, 动机理论指向下研究者则大都采用认知信息加工的一些实验任务来研究自我控制。实验任务的不同, 导致两种理论指向下的认知神经机制产生差异的可能性增大。

因此, 未来对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有值得深入的地方。

首先应该整合两种理论指向。在研究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时, 不应单纯地从一种理论指向出发, 而是全面考虑两种理论指向, 形成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 以统一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在这基础上, 积极寻求一个全面包括冲突和动机的实验研究范式。在寻求这种全面的研究范式时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些生态因素。

其次, 关注个体差异。大多数的认知神经研究都只关注不同个体间的共同效应, 关注因实验操作而引起的变化, 而个体间差异引起的变化则常常被认为是错误的变异 (Thompson等人, 2005) 。在那些不需要的脑区的变化 (如果不是被个体引用就会消失的变化) , 可能会对完成实验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变化可能涉及到动机, 动机越强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去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而这种运用会因为个体的不同而不同 (Locke&Braver, 2008) 。因此, 结合冲突理论指向和动机理论指向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来研究稳定的人格特质怎么调节大脑的活动应该是未来研究自我控制的一个新的方向 (Vohs等人, 2012) 。

最后, 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可能会存在文化差异。在上世纪90年代杨忠芳就指出, 中国人的“自己”与西方的“自己”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倾性, 要求个体“克己复礼”, 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的外倾性, 要求个体表达、表现及实现“自己”。在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之间的差异的实证研究方面, 朱滢和张力 (2001) 通过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证明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是存在差异的。在实验中他们发现中国人的自我记忆与有关母亲的记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而西方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由此他们推断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的神经机制是不同的。因此, 中国人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可能会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参考文献

[1]杨忠芳, 高尚仁.中国人·中国心 (人格与社会篇) .台湾: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1.

认知神经 篇8

关键词：脑卒中,康复护理,认知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了三所三级甲等医院的神经外科的护理人员,总计80人,其中女性护理人员74名,男性护理人员6名,平均年龄约为30岁。他们的学历分别为本科学历22名、大专学历30名、中专学历28名,职称为副主任护师2名、主管护师15名、护师20名以及护士43名,职务为护师72名、护士长8名,从事神经外科的护理工作均为2年以上,平均工龄19.5年,并且这80名被调查人员均未接受过脑卒中康复护理相关知识的培训课程。

1.2 研究的方法

(1)调查的工具。调查问卷是由2名教授、2名康复科护士以及4名康复治疗师在复习有关的脑卒中康复护理的知识以及相关的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所制定的,在正式调查之前先对40名护理人员进行预调查,并依据预调查的结果对问卷的内容进行完善,从而提高问卷的可信度。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了20个与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密相关的问题,每个问题分别设有3个答案,即知道、不知道和不清楚。(2)调查的方法。此次调查是由参与到指定问卷过程的2名护理人员共同完成的,在这三所医院神经外科的护士长的协作下,问卷当前发放,填写完问卷后立即收回,从而确保此次调查过程的顺利完成[1]。

2 结果

通过对所回收的20分调查问卷所进行的分析,神经外科护理人员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的认知情况见表1。

3 讨论

3.1 脑卒中康复护理的理念与一般临床护理的理念

康复护理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伤残者以及伤病者身体、心理以及康复护理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学科。而脑卒中康复护理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在病人病情允许的前提下,训练病人能够自行护理,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护理”[2]。因此其脑卒中康复护理的理念是自我护理,病人在康复的过程中起到主体性的作用,而护士则是尽可能的帮助患者逐步的实现自我照顾,并能够独立生活。对脑卒中偏瘫的病人及其家属应进行相关康复知识的宣传工作,帮助病人掌握自我护理的相关技能,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这样他们才能更快的重返社会。通过上述的调查结果笔者能够发现,81.2%的护理人员都没能清楚的认识到脑卒中康复护理的理念,也不知道康复护理的内容和治疗措施,无法判断脑卒中康复的标准,认为脑卒中康复护理是等同与一般的临床护理的。另外,约有82.5%的护士不明确什么是“自我护理”,都还停留在“帮带护理”的模式,这种护理模式无法让患者主动的参与到护理过程中来,对提高病人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的能力是极为不利的。

3.2 重视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工作

通常情况下,临床护士护理重症患者以及抢救治疗的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他们对早期重症康复护理的知识和技能也是比较匮乏的。此次调查问卷的结果也证明这一点,约为75%和67.5%的护理人员对脑卒中疾病分期以及痉挛等纯粹性的概念较为了解,但是对于、痉挛模式、抗痉挛模式、肩关节和头部保护、良肢位摆放的体位护理以及偏瘫常见的异常模式等概念就是没有足够的认识的,这也说明了护理人员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的知识和技能还是不够了解的,可以从以下方面去改善此问题:(1)强化康复护理的理念,明确脑卒中康复护理的内容,通过阅读报纸杂志等方式掌握脑卒中康复护理的最新动态;(2)为护理人员制定专门的外出进修和培训的计划;(3)医院的护理部或是护士长应制定康复护理质量的评价标准并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根据结果进行考核;(4)外聘康复治疗师或是康复科的教授进行讲座,促进护理人员具备脑卒中康复护理的技巧和方法。

3.3 脑卒中康复护理应尽早介入

在病人患病的早期就应进行康复护理,确定病人生命体征稳定后的28 h候就可以开始康复治疗了。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85%左右的护理人员是没有意识到脑卒中康复护理应尽早介入的,43.7%的护理人员也不明确脑卒中康复护理的介入时间,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为:(1)脑卒中是急症。在急性期见,病人的病情都是很严重,护理工作主要是要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并且对一些并发症进行预防;(2)护理力量的匮乏,护理人员数量不足,这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康复护理的早期介入。只有早期的介入了脑卒中的康复护理过程,才能降低肩手综合征的发病率,也能尽快的恢复病人的日常活动和生活的能力。

3.4 为脑卒中的康复护理构建合适的环境

对于脑卒中这种急症,对于诊断的要求十分严格,并且也要及时的治疗,因此早期的康复护理建议在医院进行,这也是护理人员所共知的。然而,对于脑卒中病人康复护理所需要的合适的环境,绝大部分的护理人员却还是无法清晰的认识的,只有18.8%的护理人员认识到了脑卒中病人是需要合适的护理环境的[3]。卒中单元是一种新型的脑卒中治疗的模式,在单元中不但配备了专门的诊疗师、医生和护士,同时在多元因素的干预下,也缩短了病人的平均住院日,减轻了社会的压力[4]。当病人的病情逐步稳定后,应将病人转移到以健康和学习为导向的环境中,在此环境中所选择的护理人员以及所设计的康复活动,都能够较好的满足病人的日常活动,对病人尽快康复是很有利的[5]。

综上所述,通过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神经外科80名康复护理人员进行了有关脑卒中康复护理认知状况的调查,发现了脑卒中康复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认知的误区,应更加的明确这些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挖掘学生们在各个方面的需求,这样才能完善护理人员的知识结构以及护理技巧,从而保证脑卒中康复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马维艳.运动意念对脑卒中患者康复的作用[J].中国临床康复,2002(7):100.

[2]白佳佳.医务人员对脑卒中康复知识知晓情况的调查[J].中国康复理论,2012(1):32-34.

[3]温淼.卒中单元的建立对脑卒中患者平均住院日的影响[J].中国医学杂志,2005(4):45-46.

[4]刑凤梅.护理人员对脑卒中康复知识认知的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02(7):83-84,88.

认知神经 篇9

1 MCI不同知觉/ 认知模式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特点

MCI者是转换为AD的高危险人群, 但不是所有的MCI都发展为AD。因此, 首先要明确诊断MCI, 其次是预测MCI的转归, 预测哪种患者将会发展为AD, 哪种不会发展为AD, 这是目前很受关注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问题。用不同处理需求———知觉/ 认知模式获得的脑ERPs已被广泛用来诊断MCI和预测MCI的转归。目前主要采用的刺激模式有听觉、视觉、嗅觉和计算等。

1.1 MCI听觉事件相关电位

1.1.1 MCI听觉事件相关电位各成分的特点

听觉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 即听觉事件相关电位 (audit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AERPs) 不同成分是目前MCI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事件相关电位。Oddball模式诱发出的听觉事件相关电位主要成分有P50、N100、P200、N200和P300。P50成分是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观察MCI的新指标, 可用来诊断MCI和预测其转归结果及观察疗效。GOLOB等[4]用P50来观察MCI的转归结果, 在基线时显示MCI的P50波幅较老年对照组明显增大。随访5年后转为AD的MCI者的P50波幅明显大于没有转为AD的MCI者。MCI的P50异常可能反应了早期AD联络皮层区调控听觉皮层的神经生理变化[5]。MCI的N100成分与老年对照组比较波幅增大已被证实[6], 有人认为N200的异常可能与MCI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注意力过程有关。P300成分是一个观察脑认知功能的指标, P300潜伏期延长可发生在MCI中, 也可发生在AD患者, 延长的P300潜伏期在区分AD与MCI及NC方面敏感性大于80%, 与神经心理学联合运用时特异性可达96%[7]。有人用认知能力筛检工具 (CASI) 和ERPs比较MCI和正常对照受试者, 结果显示MCI的P300潜伏期基线显著延长, 1年后测量潜伏期延长更加显著, 而CASI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P300潜伏期在MCI纵向观察中识别认知能力的下降比神经心理学测验更加敏感[8]。

1.1.2听觉事件相关电位与其他检查联合应用于诊断和预测MCI

在研究MCI和AD时, 很多学者将AERPs成分与其他检查指标一起观察, 发现AERPs和其他指标的结果有一定的关联性及一致性, 该结合不仅提高了诊断MCI的敏感性, 也提高了预测MCI转化为AD的价值。PAPALIAGKAS等[9]用脑脊液中淀粉样蛋白水平和11个月AERPs随访观察来研究MCI到AD的病情进展, 结果显示, 转化为AD的MCIP300的潜伏期比未转化为AD的MCI延长, 波幅降低, 与脑脊液中淀粉样蛋白水平变化一致。有学者[10]用AERPs观察载脂蛋白E (APOE) 基因对MCI认知功能的影响, 用N100、N200成分来观察认知的细微变化, 结果发现AERPs对细微的认知缺损很敏感, N100和N200波幅降低与APOE基因的多少有关。有人联合运用AERPs和磁共振波谱分析来观察MCI认知功能的改变, 发现P50成分和P300成分的变化与相应脑区的N-乙酰天冬氨酸/肌酸降低一致, 也与临床记忆评分的降低一致[11]。BRAVERMAN等[12]联合正电子发射地形图、神经心理学和P300观察MCI, 发现P300波幅降低、潜伏期延长、神经心理学评分低的MCI患者的脑代谢也降低。近年来[13]的研究也证实了功能MRI与事件相关电位联用可用于MCI和AD的评估[13]。METZGER等[14]发现迷走神经体感诱发电位能鉴别正常老人、MCI和AD。

1.2 MCI其他方式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

用于MCI研究的事件相关电位除了听觉刺激方式外, 还有成对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语义字词刺激任务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图片和文字任务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M空间筛选任务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计算任务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嗅觉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工作记忆任务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伴随负变化任务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听觉失匹配负波事件相关电位、面容鉴别任务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等, 这些事件相关电位对MCI的诊断和鉴别正常老人及AD都有重要价值。

2 MCI的诱发电位特点

各种诱发电位也被用来研究MCI, 探讨诊断MCI有价值的指标。体感诱发电位是刺激外周神经得到的大脑初级和次级体感区的反应。STEPHEN等[15]用刺激正中神经的初级和次级体感区皮层反应来观察正常老年对照组、AD和MCI的区别, 结果发现, MCI在整个前三峰的初级体感源 (SI) 反应波幅较正常老年对照组和AD组大, SI波幅与神经心理学测量有关联, 该结果表明体感皮层在AD进程的早期就受影响, 并可能影响行为和功能测量的结果。在另一研究中, IRIMAJIRI等[16]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观察MCI的皮层感觉电位变化, 结果却相反, MCI的体感皮层感觉电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但在观察MCI的疗效时发现, 用胆碱酯酶抑制剂治疗的MCI与未治疗的MCI比较, 后者的MCI体感电位波幅增大, 说明MCI的体感皮层电活动增强, 对胆碱酯酶抑制剂的调控敏感。

有学者通过脑干水平来研究MCI的电生理变化, POLAK等[17]用电刺激迷走神经外听道皮肤代表区, 测量迷走神经体感诱发电位, 观察脑干功能的变化, 结果显示MCI迷走神经体感诱发电位的特征性改变使潜伏期较对照组延长。IRIMAJIRI等[6]向MCI和对照组诱发听觉诱发电位, 测试在MCI的P50 波幅增大时是否伴随50 ms左右的脑干中潜伏期电位变化, 结果显示, 在MCI的P50 增大的同时, 中潜伏期成分的波幅没有差异, 但MCI在30~49 ms的一个慢波中潜伏期成分显著增大, 听觉诱发电位的V波潜伏期和波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认为MCI的长潜伏期P50 波幅的增大反映了中潜伏期慢波的变化, 但脑干水平没有组间差异。

3 MCI的脑电图特点

3.1 MCI普通脑电图的研究

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因为其无创, 操作相对简便, 用来研究MCI。有学者[18]通过记录自发脑电活动来鉴别MCI、可能的AD以及MCI、正常老年人, 以期得到正确的分类。LIDDELL等[19]用量化方法对AD、MCI和健康老人的脑功能和认知行为做横断面评估以及记忆功能与脑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发现AD的脑电图变化最大, 表现为慢波增多/ 快波减少, 工作记忆的P450 降低, MCI组显示与记忆相关的工作记忆N300 成分和脑电图的慢波有特殊的减少, 其结果表明了各组与症状严重程度相关的连续的衰退, EEG可作为区分MCI和AD脑功能整合测量的补充方法。

3.2 MCI脑电图频段振荡的研究

人类EEG高频 γ 频段振荡被认为反映知觉和认知过程, 参与了短时结合需要的皮质网络同步, 包括短时记忆和注意力的过程, 因此, 这些测量可用于认知障碍和痴呆的研究[20,21]。MISSONNIER等[20]利用这一特点来研究MCI γ 频段的时间动态, 他们分析MCI在基线时执行n-back任务过程中的 γ 频段, 随访1 年后显示进展为AD的MCI有进展性的认知减退, 在执行2-back任务中, γ 频段分析显示, 转为AD的MCI的 γ 值明显较未转化为AD的MCI低, γ 分维值明显较未转化为AD的MCI高。表明MCI的认知能力下降的进展与早期缺损的时空结合有关。DEURSEN等[21]用另外的方法来研究γ 频段振荡AD和MCI, 他们在4 种条件下测量 γ 频段功率, 1 周后用相似的方法评估, 测量再测信度, 结果显示所有的再测信度都较高, 说明在所有条件下用于观察AD和MCI及MCI和对照组认知功能缺损时, 评估 γ 频段振荡是一种具有重复性和敏感性的测量方法。

WOON等[22]报道了有关MCI、AD的脑电图振荡与工作记忆的关系, 采用小波转换的方法, 通过执行一个转换听觉言语记忆任务研究老年对照组、MCI和AD患者1~20 Hz频段EEG事件相关去同步 (ERD) 和同步 (ERS) , 结果显示对照组和MCI组在记忆设置编码上有显著差异, MCI在10~20 Hz频段显示出ERD, AD组在7~17 Hz频段ERD缺失, 认为较大患者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可建立具有诊断价值的MCI和ADERD/ERS模型。

3.3 MCI脑电功率的研究

SAKUMA等[23]用记忆激活中脑电功率的变化来研究MCI, 他们对MCI和对照进行两次常规条件下 (闭眼和睁眼) 和3 次记忆条件下 (字词记忆、图片记忆和动物名称流利性记忆) 脑电图记录, 结果发现在所有条件下与闭眼时比较, 作为百分位数变化脑电功率的 θ 波、低波频 α 波和高频 α 波频带表达出来;MCI在图片记忆激活时 α 波较对照组频率低。这项研究表明, 记忆激活时脑电图显示MCI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而常规条件下脑电图无差异。另一研究也用同样的方法[24]发现, MCI在所有条件下与闭眼时比较, 图片记忆激活时低 α 频段, 词汇记忆任务与对照组比较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认知神经 篇10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我院神经内科68名20~30岁年轻护士为调查对象。文化水平:中专9名, 大专43名, 本科16名;职称:护士58名, 护师10名;工作时间:<3年40名, ≥3年28名;其中亲友罹患脑卒中38名;已开展康复护理56名。

1.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横断面调查法, 课题组人员阅读近年来大量的文献资料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经过至少3名相关护理专家、2名康复治疗师共同讨论确定。随机选取30名神经内科护士的预实验, 再次调整完善问卷内容, 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 该问卷内容信度的CVI=0.09, Cronbachα=0.83。该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为神经内科护士的一般资料如年龄、学历、职称、工作时间以及专业工作年限等。第二部分为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 主要包括脑卒中疾病分期、偏瘫常见异常症状、脑卒中康复护理与基础护理、区别和联系、康复护理理念、脑卒中康复护理理念、脑卒中康复护理内容、脑卒中康复治疗措施、脑卒中康复标准、自我保护理论、脑卒中康复介入时间、脑卒中康复护理介入时间、痉挛概念、痉挛类型、抗痉挛模式、良肢位概念、良肢位护理方法、头部保护体位、肩关节保护方法、脑卒中康复护理环境要求共计22项, 每项分为完全了解、了解、一般了解、不了解4个等级, 从高到低评为4~1分, 总计88分, 0分为不了解、0~22分为一般了解、23~44分为了解、45~66分为了解、67~88分为完全了解。

1.3 统计学处理

本文采用SPSS18.0软件包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 χ2检验, 检验标准α=0.05, P<α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68份调查表, 回收68份, 有效问卷68份, 有效问卷率100.00%。

2.2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68名护理人员中完全了解12名 (17.65%) 、了解26名 (38.24%) 、一般了解30名 (44.12%) , 不了解0名 (0%) , 提示护理人员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度较低。神经内科年轻护士对康复护理知识得分和护士的文化程度、职称、有无亲友罹患脑卒中无明显差异 (P>0.05) , 专业年限长短和有无开展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差异显著 (P<0.05) , 详见表1。

3 讨论

据结果显示, 神经内科年轻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水平普遍较低, 68名护理人员中完全了解12名 (17.65%) , 了解26名 (38.24%) , 一般了解30名 (44.12%) , 不了解0名 (0%) 。目前, 我国大部分医院均存在患者多而护士少以及信息系统支持不完善等不足, 临床护士在工作中治疗、抢救患者和书写护理文书等占据绝大部分比重, 使得其在抢救和治疗急重症患者时的护理水平相对较高, 而康复护理知识技能相对缺乏[4]。另外, 虽然我国已经高度重视脑卒中康复护理, 但是在护理学院以及高等医学院护理专业中开设康复护理课程仍较少, 同时, 我国康复护理教室多为通过短期康复理论和技能短期培训和进修而来, 缺乏相应的临床康复护理经验, 再加之部分院校康复护理实验室建设不够完善, 甚至尚未起步, 无法保障教学质量, 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5]。因而, 刚刚进入临床工作的年轻护士对护理知识掌握不够全面系统, 同时面临新的角色、环境以及繁忙的工作, 导致年轻护士脑卒中康复知识认知水平普遍较低。表1数据显示,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称、有无亲友罹患脑卒中、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得分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年轻护士很少有机会接受正式的继续教育或培训, 只能通过自学和其他途径获取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够系统和全面;其次, 年轻护士虽可通过进修等方式获取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 但是对于年轻护士外出进修的机会极为有限, 根本不能满足临床工作中患者对康复护理的需求[6]。表1数据还提示, 专业年限≥3和<3年以及有无开展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差异显著 (P<0.05) , 提示工作或临床经验是获取脑卒中康复知识的另一途径。

综上所述, 年轻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水平较低, 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亟须探索加强年轻护士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水平的方法或途径, 提高年轻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的水平, 促进康复,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神经内科年轻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识水平, 为制定并实施更健全完善的康复护理提供参考。方法:以本院神经内科2030岁护理人员68名为调查对象, 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表横断面调查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识现状, 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措施提高护理人员康复护理认知水平。结果:68名护理人员中完全了解12名 (17.65%) 、了解26名 (38.24%) 、一般了解30名 (44.12%) ;神经内科年轻护士对康复护理知识得分和护士的文化程度、职称、有无亲友罹患脑卒中无明显差异 (P>0.05) , 专业年限长短和有无开展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差异显著 (P<0.05) 。结论:年轻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水平较低, 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亟须探索加强年轻护士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水平的方法或途径, 提高年轻护士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的水平, 促进康复,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神经内科,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水平,年轻护士

参考文献

[1]岳高杰, 黄娟, 等.神经内科年轻护士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认知水平的调查分析[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3, 29 (21) :27-29.

[2]刘小华, 李稷璋, 王慈香, 等.社区医护人员对脑卒中后康复护理知识认知度的调查[J].广东医学, 2012, 33 (7) :996-997.

[3]孙会.神经内科护士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现状调查[J].社区医学杂志, 2013, 11 (19) :80-81.

[4]张雪, 郭威, 黄芬, 等.神经内科护士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认知和活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护理管理, 2013, 13 (2) :38-42.

[5]何平.神经内科护士对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认知和活动现状分析[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2014, 7 (7) :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