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限制保留

死刑的限制保留（精选四篇）

死刑的限制保留 篇1

一、我国目前保留死刑的必要性

我国现阶段之所以保留死刑, 而不是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废除死刑, 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1、政治原因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但国内外仍然存在敌视和意图破坏人民政权的反动分子, 他们时刻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 极大地威胁着国家安全。现阶段, 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改革的攻坚阶段, 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抢劫、强奸、杀人等暴力犯罪不断发生, 贪污、受贿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 经济领域的诈骗、食品安全犯罪也是层出不穷,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 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 必须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手段, 作为维护公民权益最后手段的刑法更是不可或缺的, 而死刑预防犯罪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更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最早倡导废除死刑的贝卡里亚也说道:“只有根据两个理由, 才可以把一个公民看作是必要的。第一个理由: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可见, 如果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贝卡里亚也是不反对适用死刑的。

2、伦理、正义的要求

自古我国就有“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的说法, 并一直流传至今, 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真理。这是人们心中的一种朴素的报应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本能的报复心理, 是基于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 是对一个人最彻底的否定和评价, 本身就含有一定的痛苦和报应意味。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也认为:“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怀有敌意的人。他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就像他可以杀死一只豺狼或狮子一样。”在严重的刑事案件中, 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物质损失和精神痛苦, 且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 给被害人亲属造成的心理和精神痛苦会更大。此时, 被害人及其亲属有着比普通人更为强烈的要求惩罚凶手的要求和愿望。司法机关如对罪犯不予追究、惩罚不够严厉或者惩罚不及时, 就会给人以司法不公之感, 对司法机关产生质疑和不满。公民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权利救济, 就会走上私力复仇的道路, 这会极大危害社会的稳定。因此, 对于一些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必须依法判处死刑。这样不仅能够抚慰受害人及其亲属内心的伤痛, 满足其报复的心理, 避免受害人或亲属私自“报仇雪恨”, 也能够平息民愤, 消除人人自危的恐惧心理。

3、经济原因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人均GDP的排名仍然很落后,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没有改变。如果我国效仿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废除死刑, 势必许多该判死刑的罪犯被改判无期徒刑, 监狱里面的无期徒刑罪犯数量就会骤增。据介绍, 目前在郑州市, 拘留所里被拘留人一年的花费大概为10000元。不难想象, 基础设施、警戒措施等其他方面要比拘留所好很多的监狱, 那里的在押犯的花费会更高。因而, “终身自由刑的增多, 必使监狱人满为患, 国家用于监狱管理的事业费用增加, 这也不符合刑罚经济性原则。”如果对罪犯适用死刑, 不但能够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犯罪人的再犯能力, 使罪犯彻底与社会隔绝, 实现永不再犯的特殊预防效果, 还能为国家节省出来一大笔的开支。这样就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将资金投往其他更亟待发展的方面。

二、死刑适用的限制

“保留死刑是我国目前的基本态度, 而坚持少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长期死刑政策。”死刑是一把双刃剑, 兼有利和弊两方面的特点。死刑固然具有一劳永逸的特殊预防效果, 但它同时也断送了罪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生路;固然可以满足人们朴素的报应心理, 但过多、过滥的死刑只会助长人们心灵的残忍与麻木, 一般预防的效果会越来越小, 直至最后消失。因此, 对死刑的适用进行相应限制, 扬长避短, 才是发挥死刑预防犯罪效果的明智之举。针对现行刑法对死刑的规定, 对死刑的适用限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废除绝大多数贪利性犯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中规定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有68个, 分布于除渎职罪以外的其他各章。对盗窃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贪污受贿罪等贪利性犯罪最高都可以判处死刑。其中, 鉴于中国人民对于毒品特有的憎恨感情, 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无可厚非。但对其他贪利性犯罪是否也适用死刑则是有待商榷的。“无论贪利性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多么重要, 都无法与人的生命相比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尚不健全, 各种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法和手段也比较落后, 这客观上也助长了经济性犯罪数量的增加。只要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 无论面临多大的风险、刑罚后果多么严重, 贪利性犯罪都是无法彻底杜绝的, 因而用死刑威慑经济犯罪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另外, 对贪利性犯罪适用死刑, 始终难以摆脱用金钱衡量人的生命的嫌疑, 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 也不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经济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不仅成为一些国家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口实, 也成为引渡外逃罪犯的障碍, 赖昌星至今仍无法引渡回国就是例证。可喜的是今年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 》取消了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走私文物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为以后彻底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奠定了基础。

2、提高不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不满18周岁的人正处在成长发育时期, 生理心理发育尚未成熟, 易受外界的不良影响, 可塑性大, 偶尔犯罪, 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死刑是彻底断绝人的生命的刑罚, 对一时失足的未成年人适用, 不仅过于残酷, 也是不人道的。因而对于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早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这点也为国人所赞同。随着近年来高校持续扩招, 更多的孩子进入大学校园。孩子受教育时间的延长, 意味着进入社会的时间的推迟。大学校园虽是一个半社会化的, 但终究不是完全的社会, 和真正的社会现实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毕业以后, 社会生活经验不足, 心理并没有真正成熟。因此, 建议将不使用死刑的最高年龄限制设置为21或22岁, 这正好是大学毕业时的年龄, 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需求。

3、下调不适用死刑的年龄下限

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在我国古代刑法中源远流长。唐朝时规定90岁以上的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负刑事责任, 以后的各朝都沿袭了这一传统。古代之所以对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 其原因正如汉宣帝刘询所说:“夫老耄之人, 发齿堕落、血气既衰, 亦无景逆之心。”但由于古代低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 所以“七十古来稀”。因而古代能够达到90岁免死的人是微乎其微的, 这表明封建法律虚伪性与欺骗性。今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对我国古代矜长恤幼传统的继承,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据《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2005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3岁, 达不到75周岁不适用死刑的条件, 这样刑法修改所企望恤老的目的就难以全部实现。为了使刑法修改的成果能够普惠到大多数人, 将不适用死刑的年龄下限由75周岁调整为73周岁或70周岁就是必要的了。

4、对正在哺乳婴儿的妇女不得使用死刑

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对孕妇不适用死刑, 是现代各国普遍的作法, 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因为即使孕妇罪该万死, 但其腹中未出生的婴儿则是无辜的, 不应成为母亲犯罪的牺牲品。但是, 这并不是说分娩以后正在哺乳婴儿的妇女不可以判处和执行死刑。对孕妇执行死刑是残忍和不人道的, 难道对正在哺乳婴儿的妇女适用死刑就正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让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离开母亲的哺乳并永远分别, 让他一生都成长在没有母爱的单亲家庭的环境中, 造成一生的不幸和孤独, 这种结果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 对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从心理感情上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哺乳婴儿的年龄, “《越南刑法典》规定36个月以下的婴儿, 《罗马尼亚刑法典》则规定为3岁以下的幼儿。”参考这两个国家这方面的规定, 可以在我国第49条的规定后面增加一句:“正在哺乳36个月以下婴儿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

5、对夫妻间的人命案件其子女为未成年人的, 对犯罪一方不适用死刑

2007年河南许昌乡村医生王军豹因家庭琐事怒杀其妻, 留下年仅8岁的女儿。许昌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军豹死刑。他年仅八岁的女儿向最高人民法院写信求爸爸不死。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死刑判决, 发回重审。且不论该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如何,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感受到小女孩不愿成为孤儿的强烈愿望。此种情形下, 让已经失母亲的孩子再失爸爸, 就彻底变成孤儿。她注定要孤独生活下去。也许有其他亲人的照顾, 但这和父母的关爱是有本质区别的, 父母和儿女之间天然亲情是其他任何感情都无法取代的。况且夫妻间因激愤杀人案件, 其主观恶性明显较一般故意杀人的轻。因此, 对于可能使未成年人成为孤儿的家庭刑事命案尽量不判处死刑, 这是人道主义的要求, 也是人性的呼唤。

死刑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对于满足民众的报应观念、平息民众复仇心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企图在短时内彻底废除死刑是不可能的。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不一定能够立即消失。因此, 在无法彻底废除死刑的前提下, 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 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益处, 尽可能地减少其负面作用就成为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2]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死刑保留的意义探讨 篇2

1.1 死刑的内涵

死刑是一种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作为手段, 废除与否都是可以采用的, “在实行死刑的国家和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 或实行死刑的州和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案发率新兴横向比较以及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率进行纵向比较, 得出结论, 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力”。

死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废除, 这并不意味这废除死刑就是必然的, 只能证明废除死刑是可以的。但废除死刑所带来的效果是否比保留死刑并适用的效果好, 这还是需要进行探讨, 就算在某一地区废除死刑确实利大于弊, 也不能证明在所有其他地区同样产生这种效果。由于对于死的观念的不同, 东方人对死亡有忌讳, 甚至死了都不说“死”, 墓地只有特定中国传统节日才会祭奠先人。但是, 西方人没有这种忌讳, 他们在一般时候也会去墓地。

死刑是国家的主权, 对待死刑存废的权利属于国家, 而并非个人, 任何外国或者组织都无权干涉他国内政, 包括对待死刑的问题上。

1.2 中国死刑现状

中国的确是一个多死刑的国家, 这是事实。世界死刑研究权威罗吉尔·胡德说, 世界上70%-80%的死刑执行在中国。就不完全统计, 1996年的严打, 被执行死刑人数高达4000人, 2001年4月的严打, 被执行死刑的至少有2468例, 占特赫国际所知道的被执行死刑人数 (3048) 的81%。2001年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比其他国家在过去的半年里执行死刑的人数还要多。2004年3月, 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说, 中国每年差不多有1万人被执行死刑。

事实就是事实, 但事实未必就是真相。事实的内涵是人去解读的, 认识上的偏差是必然的, 据此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人权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人权是存在标准的, 不同的标准结论迥然。

1.3 对中国死刑范围的评述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为, 中国没有人权的一个理由是, 中国的死刑扩大了应当适用死刑的范围, 尤其是中国不公布死刑的数字。中国死刑范围主要在严重人身损害案件、个别经济类犯罪案件以及危害国家安全达到法定程度的案件。

死刑范围的现状, 并不能影响到死刑本身的社会评价。死刑就是死刑, 不会因为其结构变化就改变了死刑的性质。死刑的范围和死刑的方式一样, 是在死刑这种刑罚存在为前提。而本文仅讨论, 死刑的存废的现实意义以及死刑保留的中国意义。总之, 死刑的范围不是死刑存废的理由。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 死刑数字作为政府信息的一部分也是必须要公开的, 但是必须逐步进行,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2 死刑废除理由及评析

自1764年贝卡利亚首次提出废除死刑论之后, 学术界并未达成实质性的统一, 我国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废除死刑, 他们的理由依然是贝的理由。时代变迁, 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理由。

2.1 不能达到最佳效果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延续性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 而非强烈性。但是, 从人的心理角度讲, 终身苦役虽然会给人带来痛苦, 但在人的心中会随时间流逝而产生麻木。死刑是否达到最佳效果, 不仅仅取决于死刑犯的感受, 还包括受害者和社会感受。

2.2 树立残酷的榜样

刑法的本质是暴力, 但暴力不等同于残酷, 而是给人该来的是恐惧。同暴力一样, 恐惧是人道的。中国是礼仪之邦, 礼仪是人们交往的行为准则, 而礼的来源就是恐惧。人们的感觉是多样的, 这导致对死刑片面理解, 这是正常的。因此, 政府的教化作用是必须的。

榜样的目的不在于树立了残酷, 而是在于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

2.3 使人对死刑犯产生怜悯

死刑的最佳效果会导致人们对于死刑犯的怜悯。死刑结果及于犯罪者本身, 但并不是惩罚犯罪者本身, 而是犯罪行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 是其拥有理性。理性, 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人必须为其犯罪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法律的公平在于, 犯罪行为带来的他人损害, 必须要用对惩罚犯罪者来使犯罪者感受这种等同的痛苦, 了解自己行为的非法性。

2.4 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

死刑是不可逆的或不可复制的一种刑罚。

死刑是有许多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从审理到复核, 从行为到结果, 从定性到量刑, 需要十分繁琐的程序。适用死刑的范围是有严格且有限的规定的, 都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犯罪, 不适用死刑不足以达到惩戒作用的情况下才适用。即便被判处了死刑, 还有死刑复核、减刑、假释、立功等等程序或制度。

尽管如此, 由于法院的操作终归是人来实行的, 同时鉴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 技术上未达到一定水平, 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冤案是不可避免的。死刑冤案是可以控制的, 不可以用个案不公正为由废除死刑, 带来社会不公正。

2.5 违反社会契约论

根据社会契约论, 公民将权利交付国家的时候, 就授予了国家根据契约目的和公民意愿, 就公民的特定法定行为剥夺其生命的权利。康德认为, 社会生活与死刑密不可分, 除非社会生活是不存在的, 否则不能废除死刑。黑格尔认为, 在社会契约论下, 公民的违背社会契约, 达到判处死刑的程度时, 就意味着其已经授权给国家剥夺其生命。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人具有社会属性, 人是社会的人,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不能脱离社会, 否则面对他的就是死亡。因此, 社会契约应当包括对于严重违反社会, 达到成员无法原谅的程度, 即法律程度时, 适用死刑的制度。社会成员之所以签订死刑约定, 是从对社会利益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的, 当其违反死刑约定时, 就意味着成员自身放弃了生命权。

综上所述, 贝卡利亚所提出的背景和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时代变迁, 当初废除死刑的理念不再适合现实社会。因此, 废除死刑的理由并不充分。

3 未来死刑的发展趋势

死刑理念从死刑崇拜、死刑质疑、死刑否定, 发展到了现在的死刑限制。但在死刑理念的进化过程中, 死刑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抛弃过, 即死刑作为一种刑罚, 至今依然存在。

在中国死刑存废上, 有学者指出死刑应当废除, 但必须逐渐进行, 必须先限制, 然后慢慢减少, 直至废除。目前, 我国死刑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理念与生产力错位发展造成的, 法律永远不可能超越生产力超前制定。因此, 死刑需要动态的调整, 但在特定时期内应当保持稳定, 这段时期大致可以规定在一百年。目前,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死刑是不会被废除的, 即死刑在相当长的阶段内会被保留。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死刑改革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罗伯斯庇尔, 赵涵舆译.革命法制与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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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正新.中国死缓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6]团藤重光, 林晨新译.死刑废止论[M].台湾: (台湾) 商鼎文化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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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9]宁汉林, 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10]陈华杰.论死刑适用的标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死刑的限制保留 篇3

1741年, 俄罗斯女皇叶丽萨维塔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废除死刑的诏令, 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社会反响。如今随着人类社会进步, 世界性废除死刑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据统计, 在1965年, 世界上完全废止死刑的国家数量只有11个, 占世界上国家总数的16% , 然而在2005年, 世界上完全废止死刑的国家数量已经飙升至86个, 占世界上国家总数的44% 。1鉴于此, 当今中国是应该追随世界潮流彻底废除死刑还是继续保留死刑的适用呢? 如果保留死刑,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完善现有的法律缺陷呢?

一、中国死刑保留的现实原因

( 一) 废止死刑会破坏现行的刑罚体系

一个国家的刑法中存在着各种刑罚方法, 这些刑罚方法不是孤立的发生作用而是形成一个刑罚体系共同发挥作用的。由于我国刑罚体系经过若干年的适用、调适和沉淀, 已经形成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这样一种稳定的位阶, 作为刑法所依赖的并且被广泛接受的刑罚中的最高位阶, 死刑的废除意味着这种平衡将被打破, 这样势必会对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影响到刑法典的稳定。而且, 随着死刑的废除, 无期徒刑必将成为刑罚体系中的最高位阶, 那么原来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的许多罪种, 其最高刑就可能会随之降格为有期徒刑。但是,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仅为15年, 与欧美许多已废止死刑或很少适用死刑的国家相比,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有期徒刑刑期过短,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废除死刑, 那么整个刑法典的刑罚总量必将大幅降低, 要想很好的预防犯罪就必定要重构整个刑法典的刑罚设置, 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

( 二) 废止死刑违背中国的民意

根据来自互联网上的数据, 在那些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中, 绝大多数民众对于废除死刑是持支持态度的。在英国, 74% 以上的民众支持取缔死刑, 而在法国, 这一支持率也高达72% 。因此, 在这些国家推动废除死刑是符合国情民意的, 遭遇的阻力也相对较小。但是在中国,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1995年第一次对社会公众做了较大规模的死刑问题问卷调查, 参与调查的公众对死刑的态度是1太多3. 04% , 2不多42. 2% , 3合适31. 48 4太少22. 47% , 5对任何犯罪都可以处死刑0. 78% 。2由此可见, 中国的主流民意是反对废止死刑的,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如果废止死刑转而代之以无期徒刑势必不能为绝大多数老百姓所接受。西方国家深受宗教的影响以至于对于犯罪分子法院可以判处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人身监禁。但就中国而言, 我们不具备这种宗教基础。为了实现罪与刑相适应, 死刑无疑是惩罚那些十恶不赦的严重犯罪分子的最佳刑罚方式。如果我们不考虑自己的国情民意而盲目效仿西方国家废止死刑, 那么不仅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使民众丧失对于法律的信任, 更会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 三) 死刑在中国发挥着巨大的威慑作用

作为刑法中最严厉的刑罚方法, 死刑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当下的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社会矛盾导致犯罪率居高不下。同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为犯罪分子钻法律的漏洞提供了条件, 而这些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在笔者看来, 死刑是遏制和惩罚犯罪最严厉也是最有效的刑罚方法, 如果中国废除死刑, 那必然会引发社会的极度混乱和困惑。另一方面, 近些年来中国监狱系统的压力与日俱增, 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犯罪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我国已经花费了巨大的资金用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 这些资金在我们的财政预算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不得不反思是否真的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动用纳税人的钱用于对那些原本应该被处以死刑的严重犯罪分子的监禁上。从这个意义上说, 保留死刑不仅可以减轻监狱的负担, 而且可以把节省的资金用于对轻微犯罪分子的改造, 实乃一举两得之举。

二、死刑的完善建议

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 保留死刑毫无疑问是具有正当性的, 但是我们也有责任对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进行一些修正和改良, 使其更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 一) 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的审查核准的特别程序, 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一项重要制度。笔者建议, 对于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案件, 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死刑包括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 但是刑诉法只做了笼统规定, 这种不明确性必然给实务界带来极大混乱, 也不利于死刑的正确适用。基于此, 笔者建议将死刑复核的范围明确规定为死刑立即执行, 也即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都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二、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方式的规定是缺失的, 实践中, 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一种材料报送过程, 对死刑案件的复核是以书面阅卷为主的, 笔者认为, 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犯寻求司法救济的特殊手段, 应当采用开庭方式审理, 保证控辩双方的介入, 在最大限度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没有明确规定, 导致实践中对某些死刑案件的复核时间被人为拉长, 这种久拖不决的状况既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也不利于及时, 有效的打击犯罪, 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对死刑复核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 以正确处理公正和效率的关系。

( 二) 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制度上的一个独创, 它为死刑适用留下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限制死刑的过滤层。为了积极运用死缓制度, 限制死刑的立即执行, 笔者认为应当从两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首先, 根据我国刑法第48条的规定, 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 但是对于如何理解“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实质性条件, 刑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司法实践中应该放宽“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条件, 具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1. 如果不立即执行死刑, 则无法控制重大犯罪对社会造成新的危害; 2. 如果不立即执行死刑, 则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之一的, 都应当适用死缓。其次, 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 在死缓执行期间, 如果没有故意犯罪, 二年期满后, 减为无期徒刑; 确有重大立功表现, 二年期满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 如果故意犯罪, 查证属实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但是对于如何理解死缓犯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即“故意犯罪”的涵义, 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在司法实践中从严把握“故意犯罪”的标准, 不是一旦发生故意犯罪不论轻重不论犯罪形态就要执行死刑, 应该有所区别, 这样必能更好的体现我国少杀甚杀的刑事政策。

总而言之, 死刑的废止是一项浩瀚巨大而又复杂的工程, 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充分的准备。时至今日, 我国还未做好全面废除死刑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 奢谈全面废除死刑不仅不符合我国国情, 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死刑制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该在中华大地被保留适用。而就目前而言, 面对来势汹汹的死刑废止大潮, 我们所迫切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 限制死刑的适用, 在保留死刑制度的大前提下, 使我国的刑罚制度更加适应世界潮流。

注释

11张远煌.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限制与废止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44.

死刑的限制保留 篇4

我国学者瞿同祖认为:“法律是社会产物, 是社会制度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 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因此, 我国现阶段保留死刑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符合民意和传统文化

死刑虽然本身是一种手段, 可以用来减少和消灭犯罪, 但也可以满足社会的“正义”和“公正”的要求。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 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 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我国自古便有“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传统观念, 刑罚报应观在国民心理结构中根深蒂固。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 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现阶段保留死刑符合我国广大民众的正义观, 符合我国的民意和传统文化。

2、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决定了死刑的保留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透露, 2009年1到10月, 中国公安机关共立案各类刑事犯罪案件444万多起, 比前一年同期上升14.8%, 其中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都有上升, 其中纵火案件上升26.4%, 杀人案上升11.4%, 盗窃和抢劫案件上升了16%。未来一两年, 中国刑事犯罪仍将处于高发期。对于如此众多的犯罪案件, 中国刑法还不得不要依靠死刑所可能产生的威慑力, 来承担保卫社会的任务。否则, 死刑废除后产生的只能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二、限制死刑的必然性

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 反对多杀、错杀, 是我国的基本态度, 也是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1、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

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法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死刑的限制突出了以人为本, 用人文的刑罚关怀来减少或预防犯罪, 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根源,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限制死刑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必然要求。

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 死刑不引渡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欧盟已经禁止将有判处死刑危险的犯罪分子引渡给管辖国, 其他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持类似态度, 致使一些依照我国刑法应当被判处死刑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能被引渡回国依法惩处。其典型就是赖昌星逃到加拿大后, 加拿大即以其有死刑危险为由拒绝引渡给我国。因此减少并限制死刑, 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顺应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

3、限制死刑是尊重生命的客观诉求。

生命的丧失具有不可恢复性, 必须严防错杀, 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聂树彬案件”就是要求限制死刑的最好注解。

三、限制死刑的建议

结合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限制死刑的适用:

1、死刑的立法限制

我国现行刑法典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 死刑罪名共计68种, 其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因此, 应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 除经济犯罪中极少数罪名保留外, 应大幅度削减经济犯罪死刑罪名。同时, 在刑事立法中应更加明确、具体死刑的司法适用标准。

2、死刑的司法限制

“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 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在刑事司法中, 死刑能否得到合理的限制, 关键取决于刑事法官。对刑事法官在死刑限制中的作用, 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教授认为:“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 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因此, 死刑的司法限制首先有赖于法官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 法官应严守刑法的基本原则, 努力排除外界干扰。此外, 还需努力提高法官的专业素养。

3、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功能

“死缓”制度, 是我国刑法独创的一项颇具特色的死刑制度, 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两年后如无犯罪等情况则减为无期徒刑。它对于限制和减少死刑的最终执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缓冲作用。因此, 应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正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虽然现阶段不能彻底废除死刑, 但合理限制死刑却是我国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刑事法杂志, 199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