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视角

农民视角（精选十篇）

农民视角 篇1

1 失地农民福利改进理论分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民和土地是农业的主要构成因素, 二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土体流转发生以后, 土地和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农民不再享有有关土地的所有经济功能, 农民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农民不得不接受城镇生活, 其经济方面的福利也受到了影响。

帕累托标准是重要的福利标准之一。它是指变革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福利的改善, 换句话说在该标准看来, 变革发生以后只要其他人的福利情况没有恶化, 那么即为好的变革。但是实际上多数政策在实行过程中都未能达到该标准的要求, 很多人的福利状况在逐渐变坏。在帕累托标准基础上“帕累托改进”思想被提出, 利用改变现有资源配置的方式提高福利, 但是现实生活中必然有得有失,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该思想也面临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补偿准则”, 在完全弥补受益者之后其情况得到了改善, 因此被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

农地流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 其中并不存在“帕累托标准”, 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但是按照补偿原则, 政府可以利用科学的制度弥补农民的损失, 使其福利水平得到提升, 这里就体现了“帕累托改进”的思想。但是实际上这些并未基于农民福利考虑问题, 政府及社会都对失地农民引起了重视。

2 失地农民福利变化实证研究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是城市、农村结合的特殊单元, 也是城市扩张的重点区域所在, 同时受到了城市与农村的双重影响。对于农民来说, 土地的主要功能就是产生经济效益、提供就业等, 通过对土地的利用, 农民可以充分享用这些功能, 并通过土地获得福利。相关调查研究发现, 一旦发生了农地城市流转, 土地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 农地福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2.1 农民经济福利的影响

农民和土地之间存在生死相依的关系, 一旦土地所有权与用途发生了改变, 这时农民便不再享有土地的所有经济功能, 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些农民失去土地后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从原来自给自足转变为被迫的接受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 同时其经济福利也发生了彻底改变。发生农地城市流转以后, 农民的土地会部分或全部失去, 越来越多农民开始从事其他行业, 这部分收入为非农业收入。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征地前后农民的收入类型发生了巨大改变, 从有关农户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变化数据中可以发现, 农地城市流转以后, 农民的农业收入逐渐降低, 非农业收入明显提高, 可见, 农民就业潜力非常大。

2.2 失地补偿政策满意度

失去土地以后农民支出结构也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土地流转之前农民自己在土地上种植蔬菜和粮食, 家禽、牲畜自己喂养, 基本的生活资料不需要购买, 土地流转以后, 农民用于购买粮食、蔬菜等生活支出大幅增加, 同时由于受到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 大量农村房屋面临拆迁, 农村房屋拆迁后农民生活据点也随之发生改变, 他们教育成本、看病成本、交通成本等都相应增加。通过大量调查实践结果发现, 虽然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了补偿, 但是多数政府补偿都是一次性经济补偿, 多数农民对这样的征地政策存在不满情绪, 对于农民来说, 失去土地后农民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就丧失了。

2.3 对农民非经济福利的影响

农地资源不仅包括为农民提供粮食、蔬菜及水果等生产功能, 同时还有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及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 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随着土地被征用, 农民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均发生了改变, 由于受到工作、生活等方面因素的制约, 失地农民面对失去土地, 往往会产生一种失望和孤独。相关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大部分农民很满足失地前的生活环境, 只有少部分农民对失地后的生活抱有美好的憧憬。所以, 相关部门应该试图为农民提升福利, 制定相关政策弥补农民的损失, 为其提供心理上的弥补, 并为其创造全新的环境, 保证其生活质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发生农地城市流转以后, 农民整体福利水平会略有上升, 但是上升程度差异明显, 其中改善幅度最大的是经商兼农类, 然后是半工半农类, 最后是纯农业生产者。因为农民群体中纯农业生产者所占比重非常大, 因此如何提升该群体的福利水平成为改善农民福利状况的关键所在。首先, 应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改善农民的经济情况, 其次, 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改善农民在社会中的保障情况, 再次, 可以在城市流转过程中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 为农民赋予知晓相关程序的知情权, 有效维护农民的权益, 提升其心理满意度, 有效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提高农民生活的舒适度。

参考文献

[1]朱珊, 黄朝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变化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 2014, (6) :215-220.

[2]雷志刚, 沈彦.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5, (1) :50-54.

农民视角 篇2

【论文摘要】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 可以发现, 农民工收入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而缺乏异质性社会资本，缺乏对城市社会规范的认同，以及个人的小富即安的价值观等因素阻碍了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增长，需要通过培育异质性社会资本等方式促进农民工收入提高。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增收措施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流动模式转换形成了重大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得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自主经营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显著提高，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的制度壁垒日渐松动，国家逐渐放松农民进程务工的限制，农民开始由农业转入非农业，由农村流入城市，由全职农民变成兼业农民，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

但由于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所从事的工作也主要是体力活（如建筑业)，难免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城市对农民工流动呈现出“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特征，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连工资水平也偏低，不得不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

据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虽然增长幅度较大，但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辛勤劳动后为何得到的薪酬并不理想，这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它是指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的来源取决于其拥有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往、互动以及非正式的规范等。对于个体或群体而言，一旦拥有社会资本便可获得社会支持，便获得了上层流动的机会。社会资本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支持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任何个体或群体都是通过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以个体或群体自身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关系圈，从而通过这个关系圈获得支持和帮助。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不仅影响其人际协调能力，更影响其劳技素质。

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关系为取向，在中国一个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获得社会资源的数量和途径，以及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社会资本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当一个人缺乏有效的社会资本的支持时，他的自我发展和经济收入也就受到了限制。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变化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依据社会资本的性质，社会资本分为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同质性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关系网络的构成以熟人为主体,把有共同的邻居、民族、宗教或家庭关系的人整合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将之细分为家族型社会资本、宗族型社会资本、亲族型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情感型社会资本等，具有一定的先赋性、封闭性和内聚性。异质性社会资本往往基于现代法理因素而建构，如基于业缘或趣缘关系建构的同事型社会资本、同学型社会资本、战友型社会资本、兴趣型社会资本，也有基于某一公益目的或行业利益目的而形成的，如现代公民型的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各类行业协会、社区共同体等法理型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各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重要阶层，其拥有的社会资本正由缓慢的由同质性转变为异质性。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有效的社会资本就是趋于稳定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逐渐扩大的异质性社会资本。

由于农民工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他们可能同时拥有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农民工的同质性社会资本是在血缘、姻亲和地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早已由封闭的、不流动的状态变为半封闭半开放的状态，也由传统的血缘等级（由先赋性因素决定的个人所在的等级和地位）逐渐转化为阶层分化（社会开始靠后致性因素趋于公平的分配资源），农村社会有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但在转变过程中，农民所能获取的信息资源依然有限，社会网络圈子狭小，他们往往在亲朋好友的带动下一起去城市打工，到了城市也只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圈子里交流。狭小的农村社会网络使得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段时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后也会拥有一定的异质性社会资本。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流动，他们往往会扩大原来在农村的依靠血缘、姻亲和地缘建立起来的封闭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不仅仅要依靠亲友，同乡维持自己的部分同质性社会资本（在家乡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尚无法维护），更要去了解城市的开放性，契约性和法制性特征，努力去通过互动、交往去培育组织，契约等异质性社会资本，这也促进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但实际上拥有良好的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只有少部分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仍然固守着同质性社会资本不愿改变，异质性社会资本很少甚至缺乏，也就失去了很多能提升自己收入水平的机会。

因此农民工有效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的因素之一。

其次，农民工缺乏对城市制度规范的认同。农民工以前长期生活在农村中，以伦理为本位的当代农村社会虽然已经渐渐像民主契约本位转变，但伦理本位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农民工在农村社会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而到了城市社会除了对以民主契约为本位的制度规范不了解外，更加不适应，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的工资与付出的劳动是否对等，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制度规范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工资水平，再加上老板的故意克扣，不公平待遇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偏低。

最后，农民工个人的价值观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具有生产的不可模仿性。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制度的沉淀，即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情感等；它是社会大众或绝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资源，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农民工在身份上仍然是农民，他们自小在农村生活，与土地打交道，本性温良，小富即安，向往确定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社会流动的机会，并相信种瓜得瓜（有努力一定有收获）。大部分农民工到了城市也只是安守本分，踏实工作，希望按时拿到工资，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应得工资是多少，也没有考虑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提升工资水平，这种略显机械的价值观使得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综上所述，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不高受到了有效社会资本的缺失，对城市社会规范的认同感缺失，以及个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对此，我们既要巩固和维护同质性社会资本，通过定期和季节性返乡来促进乡土社会资本和情感社会资本的发展，也要培育异质性社会资本，通过扩大自己的交往圈，与城市的居民进行实质性的交往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既要参与相关培训，增加对城市的了解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要保持对农村社会的认同感，为自己的就业等作出理性的选择。既要提升个人的价值观，也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如考取资格证等，使自己更有能力胜任工作，并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促进增收。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个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生存的群体，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促进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既有利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促进城镇一体化的发展。这就更需要我们大家去认同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努力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农民工的有效的社会资本的建立！

参考文献：

农民视角 篇3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商业保险

一、失地农民与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是我国近年来涉及弱势群体保护中被经常使用的词汇，其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丧失了在原集体土地上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等土地权利的农民。近年来，失地农民数量激增，但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却与地价的飞涨、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长不成比例，造成社会分配极不公平，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当农民失去了土地权利，就有必要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政府义不容辞地应承担起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的职责。

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困境

（一）“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制度限制了农民对集体土地进行流转的权利

在我国，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土地所有权在法律层面上是禁止流通的，法律所允许的土地营利行为是指对土地使用权的市场运作。虽然从法律上讲，农民是集体土地的主人，但农村集体土地要想流转，必须先由国家征收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行流转，而这时的流转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是由国家主导的，与农民没有什么关系了。农民仅在征收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征地补偿。随着愈演愈烈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向农民征地时采用低价手段，而通过一级市场出让土地时却用竞争性缔约方式高价出让，这“一低”、“一高”所形成的巨额利润使得地方政府沉迷于“倒地”之中不愿自拔。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强势政府，失地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证。

（二）农民在土地实体法上缺乏应有的保障

首先，农民对土地拥有的财产权是一种私权，而地方政府拥有的征收权是一种公权。虽然都是由宪法赋予的权利，但这两种权利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当征收权与农民的私人财产权产生冲突时，政府会借用“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而滥用权力。其次，农民在征收过程中所获得的征地補偿偏低。农民根本没有分享到农村土地变成建设用地出让后所形成的土地增值收益，农民群体的土地发展权被剥夺，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三）地方保障标准各异，保障力度差别很大

为了缓解城市化进程中因失地农民引发的社会矛盾，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满足失地农民需求的社会保障模式，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财力限制，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难以推广到全国。从目前各地的实施情况来看，最主要的保障方式是养老保障，但医疗保障等其他保障方式则鲜有涉及，为失地农民办理失业保险、提供就业指导与技能培训也只是在极个别地方实行。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满足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需求。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路径

（一）立法完善征地补偿，逐步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建立

1.以“公共利益”为界限约束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存在着“公益人”与“经济人”的角色冲突，如果作为政府及其官员把个人利益放在了公共利益之前，这无疑会损害公共利益，给社会带来危害，这就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既然政府的规范目的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也就为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设定了边界，即只能以不损害公共利益，并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前提。《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没有对什么是公共利益作出界定。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很多国家立法采取列举的方法来尝试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这种模式，在立法中明确列举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结合我国国情，具体可列举为：（1）发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2）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3）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4）城市基础设施用地；（5）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 。

2.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专项基金，逐步推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我国当前许多地方采用土地换社保、土地换户籍的提法与操作，将农民的土地去换他们本应得到的公共产品，难免产生道德危机。国家应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种保障应以货币补偿为先导，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相关措施配套跟进、完善为主，切实落实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为辅助手段，从而达到城镇化发展与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实现共赢的目的。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关键要落实保障资金。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由于《物权法》第 42 条第 2 款并未明确社会保障费的归属及补偿标准，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征地单位支付的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政府转让土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并以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为主，地方财政补助只占少部分，并且是从当地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列支。这些作法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应设立社会保障专项基金，由国家财政拨款，这笔钱虽然在征收补偿范围之内，但是单独列支的，它并不是从农民法定的土地补偿款转换而来的。而且，社会保障专项基金应当直接拨到失地农民的个人账户，以免层层截留，并做到专款专用。

（二）商业保险参与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有益的补充

由于我国面向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一直实行的就是低水平、广覆盖的政策，即只能满足劳动者的最低需求，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且尽量扩大承保面。因此，将来即使是通过立法确立了失地农民全面参加社会保障，其保障水平也只能满足失地农民的最低需求，是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制定出的一项基本国策。因此，应兼采其他方式加强失地农民的保障，商业保险就是其中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重要途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都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保障管理，只是商业保险在其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存在差异，这些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为那些没有被纳入社会基本保险范围或虽已纳入但保障水平低的失地农民提供多项保险保障，既能减轻政府的压力，又能发挥商业保险的社会辅助管理功能，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因此，有必要通过为失业农民购买商业保险来作为其社会保障的补充。

笔者认为现有条件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在保险费的资金来源上，不能仅靠失地农民来缴纳，还应由集体经济组织拿出一部分土地补助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地方政府再拿出一部分农地转移用途后的增值收益的方式来吸引其参与投保。政府这笔资金的来源可以考虑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支付。

（三）从长远来讲，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改革是根本的解决途径

只有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形成权利平等、规则统一的公开交易平台，建立统一土地市场下的地价体系，在现有土地权属基础上，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才能既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同时也使失地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因此，立法机关应当正视当前的土地流转现状，删除《土地管理法》这一禁止性条款，建立起合理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维护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

参考文献：

[1] 丛旭文，黄晶梅.城市化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求索，2012，（3）.

[2] 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基于微观视角的农民创业模式选择 篇4

根据对国内外创业理论的分析借鉴, 我们认为创业目标实质是利润最大化下的最优生产要素的组合, 创业过程就是生产要素不断调整, 即为机会寻找和利用的过程。农民创业的基本概念是:具备一定创业资本和能力的农民在寻找或开拓市场空间的基础上, 通过重组各项生产要素资源、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和创新经营形式, 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扩大劳动力就业的过程。

一、农民创业模式分析

根据创业的阶段性特点和生产要素配置情况, 结合农民创业动机和农村发展实际, 农民创业模式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自主开发型创业模式

(1) 基本内涵。

自主开发型创业模式是指具备一定创业素质和条件的农民, 在明确市场空间的基础上通过模仿和创新, 组建公司或各类经济组织, 包括按公司法建办的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制企业、独资经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非正规劳动组织等, 也包括小商小贩及各种创意创业项目。该模式一般先模仿后创新, 比较适合农村主导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城市消费型服务业。

(2) 自主开发型创业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创业者良好的创业素质, 主要包括各方面的知识积累、社会经验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及风险意识, 创业者要深入社会了解相关行业的基本运行模式, 学习管理知识, 学会处理资源和信息。二是具备原始资金积累和资本保障。三是选准创业空间, 寻找或开拓有潜力的市场, 且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四是政府或社会对于自主创业的支持政策和服务措施。

(3) 自主开发型创业阶段分析。

在创业初期, 创业者通过一些小本经营方式 (个体和家庭商贩经济) 获取经验和资本原始积累。小本经营非常灵活, 可以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及时反应, 而且这种经营方式风险相对较小, 不会因供求不平衡的原因造成大量商品积压, 以致资金无法回笼而亏本或倒闭。初期的资本保障一般靠亲缘关系、民间借贷和银行小额信贷支持。在创业中期, 创业者必须明确和选择具有一定潜力的产业, 扩大规模。在创业后期, 创业者通过经营分化进行投资兴业。在创业组织达到一定规模和具备雄厚资本后, 创业者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经营原有经济实体, 二是投资其他领域, 三是兼营前两者。创业者在这一阶段必须明确自身比较优势, 依据市场调整创业产业结构。[2]

2.专业合作组织引领型创业模式

(1) 基本内涵。

专业合作组织引领型企业模式主要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载体, 发挥当地资源比较优势和调整产业结构, 广泛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使组织成员获得更多的农副产品增值利润, 其主要目标是多培养专业大户和农村能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未来农民创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必须大力加强和引导。该模式比较适合农村主导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物流业等。

(2) 主要特点。

专业合作组织引领型创业模式具有聚集效应, 可以提高农民的创业组织化程度和在农产品贸易中的谈判地位, 而且促进龙头企业与创业农民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 有力地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和农民创业规模的提升。同时, 该模式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而且催生专业大户和农村能人, 起到了“建一个组织, 兴一项产业, 活一地经济, 富一方百姓”的作用。

(3) 模式运行方式。

模式组建方式:一是龙头企业 (专业市场) +合作社+农户, 此时的合作社仅仅是中介组织;二是合作社+农户, 此时的合作社不仅是中介组织, 而且是经营实体。合作组织应具备的条件:一是有明确的发起人和一定的人员数量, 发起人必须是能人或政府组织;二是有共同的创业合作项目和具体的创业合作内容;三是有规范的运作章程;四是有一定的资金、土地、技术、设备等创业生产要素。模式运行机制:在坚持家庭承包不动摇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下, 农户通过入股或与组织建立契约关系, 进行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合作组织为农民创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 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品牌经营, 加快土地流转, 提高农民创业的市场地位。

3.“老板村官”带动型创业模式

村官强, 则民富村强,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一个规律。江苏华西村的常青树吴仁宝、江苏仰徐村党总支书记徐荣春、江西双岭村党支部书记黄传柏等等, 这些人在演绎带领农民创业致富神话的同时, 也深刻的诠释着农村的发展关键在支部“双带”能力, 而支部的“双带”能力又集中在支部最关键领导人身上。因此, 选好支部关键领导人是促进农民创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1) “老板村官”带动型创业模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是党的政策一直强调经济发展优先, 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愈显重要, 这在客观是上也必然要求把“先富群体和能人”推到“社区管理者”和“带头人”位置上。二是农民越来越讲实际, 他们早已不单纯的把选举当作村干部更换, 他们投票的目的是希望当选干部能带领大家创业致富, 在这种情况下“先富群体和能人”无疑是更具有竞争力和当选资格的群体。三是随着农村税费免除后, 乡镇村委必须把职能转变到带领群众创业上来。四是“老板村官”既能掌握丰富政治资源, 又掌握雄厚的经济发展资源, 这是带领群众创业的基础条件。

(2) 选好村官是该模式运行的基础。

“老板村官”首先必须是经济能人, 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资源, 能充分代表先进生产力;其次是“老板村官”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服务意识, 热衷于公益事业;三是“老板村官”应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善于激励周围群众;四是“老板村官”绝对自信、信念坚定、统御力强。这种村官领导方式属于个人魅力型。同时, 要积极构建“老板村官”脱颖而出的机制。一是党的大门要向各阶层优秀分子打开,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二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促进村民自治和强化村民监督;三是创新选举方式, 借鉴西方公投竞选方式, 把“双带”能力和经济基础作为选举标准的重点。

(3) “老板村官”带动型创业模式实行企业化运行机制。

一是“老板村官”作为全村创业首脑, 通过整合全村资源, 明确创业项目;二是以村委成员为创业团队, 进行示范, 实行股份制经营;三是在示范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推广, 带动群众共同创业, 实行产业化经营;四是村委创业团队通过加强创业项目管理, 积极开拓市场和项目资金引进, 组建龙头企业或合作社, 实现创业的规模化、市场化和品牌化;五是该模式运行过程中, 各级政府必须加强扶持和引导, 为“老板村官”带动农民创业提供各种保障, 所以, 该种模式也可扩展为“政府推动型”创业模式。

二、优化农民创业模式的对策

1.弘扬创业文化, 激活农民创业热情

农民创业首先要对症解决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问题, 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政府可以挖掘和推出百姓身边的创业先进典型和创业思想, 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和宣讲团, 集中宣传他们创业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曲折道路、成功模式和切身体会。通过对浙江人创业案例的解读, 我们认为应积极宣传和培育如下的创业文化和精神:一是不等不靠、自主自立的自强意识;二是不安现状、不断进取的创业冲动;三是大事能干、小事肯做的实干精神与能力;四是紧盯市场、随机应变的精明睿智;五是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3]

2.建立新型农民创业资本筹集体系

一是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民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地方政府每年都有一定的开发资金用于开发性生产经营项目, 在开发性资金的使用方面, 应注意向创业农民倾斜。同时, 各级政府还应从财政中切出一块, 建立无息或低息的农民创业基金, 实行有偿滚动使用, 扶持广大农民投身到创业致富的大潮中来。二是可以探索性地引导创业农民寻找民间融资的途径。当前各地农村中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手中有一些节余暂时不用的资金, 政府可以给予引导, 以求双方互惠互利。但必须明确的是, 政府在这种融资的过程中, 仅起中介作用和监督合同执行作用, 不负实质性责任, 必须是双方自觉自愿。

3.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构建农民创业新平台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 延长创业链条。农业产业化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培育和发展壮大主导产业, 实现农业内部创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农业外部的创业,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民创业提供很大空间, 如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运输、收购、加工、销售等。二是运用政策组合培育县域产业群体, 为农民提供创业惯性和产业保证。一个区域有了产业群体就有了产业发展极, 产业发展极具有强大的辐射和带动能力, 而且产业群最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这将有力促进农民创业。三是创造条件培育各种类型的专业市场, 为农民创业提供市场保障。

4.加大农民创业的组织和引导

一是大力发展以土地、资金和技术为纽带的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创业的组织化。专业合作组织应成为农民集体创业的新起点, 使组织内部经济利益更加紧密, 经营管理更加严密, 投资收益更加明显。二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大趋势下, 作为国家政府和基层农民之间纽带的乡镇机构和村委组织, 应充分发挥自身基层优势, 把职能重点转到带领农民创业上来。三是发挥党员干部和农村能人创业示范效应。

5.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创业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把农民创业纳入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规划之中统筹安排, 在各级政府设立一个农民创业领导小组。二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一些有利于农民创业致富的优惠政策。要主要面向农民创办经济实体给予税收、用地等方面的支持和补贴, 重视对农民创业技能的培训。三是省级以上政府应出台鼓励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的政策意见和制定支持个体私营企业融资的若干政策。通过政策规范引导, 适当放宽信贷条件, 改善信贷服务, 主动面向广大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经济实体提供抵押或担保贷款。四是加大相关配套政策改革, 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行政管理等。

参考文献

[1]朱仁宏.创业研究前沿理论探讨[J].管理科学, 2004, (08) .

[2]黄中伟.非均衡博弈:浙江农民创业原动力[J].企业经济, 2004, (05) .

农民视角 篇5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亦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功不可没。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他们的劳动经济权益受损现象严重，作为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的工会组织维护该群体的劳动经济权益责无旁贷。主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受损的表现，并从工会的视角探讨通过扩展工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维权的能力；通过开展职工素质工程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素质和技能水平；以及通过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会服务体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工会；经济权益；维护

中图分类号： F249.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4-0557-03

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早期，学者对这个群体的称呼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1]。之后，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2]。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73亿，相比2010年全国2.42亿农民工，净增 0.31亿。另据人社部统计，2014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占农民工总量的70%以上[3]，所以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达1.9亿，俨然已成为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他们也确实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权益受损严重，所以说对该群体权益缺失的表现进行分析研究，并探析工会的作用极具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缺失的表现

1.1 就业受到歧视

劳动就业权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权利，对于新生代农民来说，更是如此。根据调查报告显示，87.3%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4]。因为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生在农村长在城市，他们对农村和农业既不熟悉，也没有务农的愿望，他们更希望在城市里寻求就业机会，甚至其中一部人宁可在外面漂着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去。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时常常受到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平等和就业过程劳动合同签订率低2个方面。

一是就业机会不平等。由于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城市生活但没有城市户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时先天处于不平等地位，我们经常看到人才招聘市场上一些岗位明确规定只招录本地户口居民。这种人为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导致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的就业待遇与就业条件产生很大的差别[5]，同样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很受限制、职业分布非常单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而言），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9.2%[6]。但是与城镇居民教育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至于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诸如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39%从事制造业，14.5%从事建筑业，10.1%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0%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7-8]。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往往工资低，工作岗位“死无出路”，没有什么晋升机会，工作没有多少保障[9]。二是就业过程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从2009―2013年这5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将近60%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10]。这往往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如拖欠工资、发生工伤等情况时，他们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1.2 劳动报酬缺乏保障

劳动报酬权作为劳动权利的核心顾名思义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合法取得报酬的权利，也是一般劳动者重要的经济来源。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打工获得劳动报酬是其在城市生存下来依赖的主要经济来源。可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很难得到保障，甚至受到侵害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工资水平低、同工不同酬和被拖欠甚至克扣工资等方面[11]。

首先，新生农民工工资水平低。虽然与在农村务农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薪水还算不错。但是与城市职工相比，他们的工资水平却很低。况且农民工从事的多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3D”工作[dirty（脏），difficult（累），dangerous（危险）]。据2010年深圳市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还未达到该市市民的1/2[12]，差距非常明显。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2013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为29 70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 595元。而同期，上海居民全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3 85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8 518元。虽然根据统计，单从工资性收入看差距不大，但是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却很大，而且还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住房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等，其收入差距就更加悬殊。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遭受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很突出。同工同酬，简言之，就是从事同样的工作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亦有明确阐述。但现实中，很多用工企业和单位往往会参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而对于本地职工工资待遇却另算，而且堂而皇之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据2010年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显示，近半数人反映，同工不同酬是其受到的最大的不公正待遇[13]。此外，我国很多企业存在大量劳务派遣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不少，在这些企业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更是十分突出。即使在国有企业中，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也要比农民工高出很多[14]。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资被拖欠、克扣的现象也时常发生。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会看到相关搜索结果有一百多万条，上面有各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克扣的报道。而且，我们经常注意到，每到春节前后，农民工工资问题就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1―2014年，外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除2012年稍有回落，为0.5%外，其他3年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0.8%。而建筑业一直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发地，2014年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4%，2013年无数据，2012年为1.5%，2011年为1.9%。而且2014年的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额不降反升。2014年人均拖欠9 511元，比2013年增加1 392元，增长17.1%。[15]另据相关调查研究，一位新生代农民工在谈到收入时说：“我这几年打工换了不少工作，由于我文化低，老板欺负我，他们常常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来拖欠克扣我的工资”[16]。

1.3 休息休假难以保障

休息休假是指劳动者在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时间外自行支配的时间。现实中就连普通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的落实都不尽人意，新生代农民工休息休假更是常常被忽视。我国很多企业根本不顾国家法律规定，随意延长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增加他们的工作强度。据报道，上海一家企业的工人每天工作15～16 h且全年无休，每天22：00以后才有10元/h加班费[17]。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2011年第12期关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四大因素”的调查中也显示，七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超8 h，其中近三成（29.1%）每天工作超过11 h。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可看出，近3年来，日工作超过8 h的农民工比重，2012年为39.6%、2013年为41%、2014年为40.8%，数据非常惊人；如果再看周从业时间超过44 h的农民工比重来看，2012年为84.4%、2013年为84.7%、2014年为85.4%，更是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之长、强度之大。据此，可以看出，平时的正常休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都难以保证，更别谈其他连普通劳动者都难以完全享受的法定的带薪休假等权利。

1.4 劳动安全与卫生问题重重

劳动安全卫生是指劳动者在工作时应得到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的制度。生命权与健康权是一个人享有的重要权利，如果工作时都无法保证自身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再多的劳动报酬也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道理浅显，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农民工却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群体。据2014年中国安全生产相关报道，在全国550万名煤矿工人中，农民工占一半，小煤矿几乎全部都是农民工；在4 000万建筑工人中，80%都是农民工，小化工企业中农民工占90%。高危行业中农民工占比居高不下[18]。究其缘由，主要就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益，而追求效益途径之一就是节约成本，所以企业使用一些陈旧的设备，不按劳动安全标准给农民工提供劳防用品或保护措施，也不愿意提供安全培训，安全事故发生纯属必然。无论是职业发病率还是工伤事故，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如2014年8月份，昆山一家公司发生的特大粉尘爆炸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该公司无视国家法律，违法违规组织项目建设和生产，事故车间除尘系统较长时间未按规定清理，铝粉尘集聚，最后酿成事故。据统计，截至2014年8月6日，在231名的伤亡人员中，170名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19]。工会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20]，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全心全意依靠并服务工人阶级，新生代农民工必不可少，因此作为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的工会组织责无旁贷，必须要利用各种途径从源头上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以及劳动安全卫生权，满足他们的合理期待。

2.1 扩展工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面[21]，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维权的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保证自己的经济权益不受侵害，需要走组织化维权的路径，而工会组织是其合理的选择。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择业上，由于流动性大，使工会组织很难覆盖这一群体，所以首先工会组织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新时期要积极借助各种新媒介，如地铁或公交电视、微信等宣传平台，采用新生代农民容易接受的方式，宣传我国工会组织的维护职能、介绍维权的事例，真正让新生代农民工了解工会的职能、作用以及对他们的益处；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关注和关怀。其次，扩大覆盖面。2015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启动了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要求各级工会聚焦农民聚集的区域和企业，最大限度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22]。所以各级工会组织可以根据行动方案，结合自身区域特点，探索便于农民工入会的有效方式，最终实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所属企业工会全覆盖。

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后，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而是多了一层工会组织与企业的关系，这样在其劳动经济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有义务代表他们的利益与雇主进行博弈。工会组织可以发挥其优势，推动企业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意识；同时，工会可以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进一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就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同企业平等协商，从源头上维护自身利益。

2.2 开展职工素质工程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素质和技能水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想根本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上的歧视，必须要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基本素质。加大研发新生代农民工所急需的培训课程，在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行业或区域建立培训网点，方便新生代农民就近培训。如可以参考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北京市各级组织，制定的首都职工素质工程“十二五”规划，既有针对农民工职业资格等级提升的专项培训，又有农民工技能学习基地，还有体现行业特色的免费专项培训，还有“首都青年农民工大学生助推计划”[23]。也可借鉴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电视大学早在2010年就联合推出的旨在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成才打造一条绿色通道的新生代农民工初级工商管理（EBA）培训工程[24]，深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

2.3 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会服务体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25]

首先，可以依托目前已经在用的工会会员服务卡，如北京市总工会推出的“京卡?互助服务卡”和上海市总工会推出的“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进一步开发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色内容。如新生代农民工每年春运回家过年，可以探索开发会员服务卡回家探亲优先购票的功能。其次，考虑到新生代外地农民工在所在的工作城市医疗保险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建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在城市总工会考虑对该群体医疗互助保障实行覆盖，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工作的城市工会数据库与外地医疗数据库的对接，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看病的难题。最后，还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工会的各种场地资源，如文化宫、工人俱乐部等，免费开放，主动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需求，缓解他们在工作上以及在异地的思乡之情[26]。

结语

各级工会组织只要切实行动起来，加强服务新生代农民的意识和理念建设，主动关爱，营造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关爱农民工的氛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经济权益一定能得到维护。

参考文献：

农民视角 篇6

关键词：农地污染；权利贫困；维权；维稳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22-10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构建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因工业污染转移引发的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由污染导致的农民维权事件也频频发生，由于农地污染往往牵涉众多农民的群体利益，维权活动一般也以群体形式出现，有时还采取过激行动，甚至酿成群体性治安事件，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危害性[1]，因而研究者大多关注群体性行动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并从公共治理或政府维稳角度考察其发生机理及治理对策，而忽视其背后的农民权利贫困现象，相应地，从权利救济视角研究其积极的意义则相对迟滞和薄弱。因此，从权利视角考察群体性事件对破解政府维稳困局，不失为一个必要可行的研究思路，也颇具现实意义。

本文的理论建构既是对我国政府多年维稳经验的深刻反思，也是法治社会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核心问题是理顺社会管理与民主法治、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实现权力与权利平衡。就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而言，意味着权力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应当把群体性维权事件与群体性治安事件区别开来，认真地对待农民的维权诉求，努力让受损的权利得到充分、有效、便捷的救济，使权利的光辉驱散困扰社会稳定的阴霾。其理论依据和法治基础在于：首先，农民群体维权具有正当性基础。农民群体维权动力机制虽然复杂，但最根本的还是被动的“压迫性反应”[2]，是农民土地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合法权益被肆意侵害后的无奈之举。其次，群体维权凸显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有助于农民法律情感的养成和农村环境法治的实现，正如耶林所言，“为权利而斗争有助于培养国民的法感情”，“这种培养……是把正义原则实际地贯彻于一切生活关系”[3]。再次，群体维权暴露农民诉求表达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的脆弱，对社会稳定起到“报警器”和“减压阀”作用，社会能通过它进行适时调整[4]。政府倘能以积极维稳观和权力观，因势利导，理性应对，便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政府维稳和农民维权的双赢，不然则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又次，群体维权作为农民实现群体权利的一种补救措施，与纯粹的聚众泄愤、社会骚乱等群体性治安事件有本质不同，其实施过程可能蕴含对社会不公的宣泄，采取法外维权手段还会增加政府维稳压力，但是其根本目标仍然是对受损权益进行的体制内救济，不具有挑战现有秩序的政治欲求。总之，农民维权与政府维稳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通过实现个体利益诉求进而修补被损坏的社会利益格局；后者通过排除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保障个体权益再遭侵害。

基于此，本文以近几年发生的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和环保部门公布的环保信息为实证资料，考察当前制约农民群体维权的三大因素——权利制度供给不足之困、公力救济途径不畅之困和私力救济非法化之困，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农民维权和政府维稳困境的若干建议。

摘要：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严重损害农民的群体利益。然而，农民群体维权行动却经常陷入困境：在权利制度供给不足和公力救济渠道不畅的情况，农民往往选择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私力救济手段，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维权又常陷入政府刚性维稳困局，最终形成维权与维稳相互掣肘、私权与公权相互抗衡的局面。解决农民群体维权之困的关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消除权利贫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环境公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提高公力救济效能；变非法维权为依法维权，避免权利滥用；变刚性维稳为韧性维稳，防止权力恣肆。

关键词：农地污染；权利贫困；维权；维稳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22-10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构建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因工业污染转移引发的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由污染导致的农民维权事件也频频发生，由于农地污染往往牵涉众多农民的群体利益，维权活动一般也以群体形式出现，有时还采取过激行动，甚至酿成群体性治安事件，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危害性[1]，因而研究者大多关注群体性行动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并从公共治理或政府维稳角度考察其发生机理及治理对策，而忽视其背后的农民权利贫困现象，相应地，从权利救济视角研究其积极的意义则相对迟滞和薄弱。因此，从权利视角考察群体性事件对破解政府维稳困局，不失为一个必要可行的研究思路，也颇具现实意义。

本文的理论建构既是对我国政府多年维稳经验的深刻反思，也是法治社会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核心问题是理顺社会管理与民主法治、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实现权力与权利平衡。就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而言，意味着权力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应当把群体性维权事件与群体性治安事件区别开来，认真地对待农民的维权诉求，努力让受损的权利得到充分、有效、便捷的救济，使权利的光辉驱散困扰社会稳定的阴霾。其理论依据和法治基础在于：首先，农民群体维权具有正当性基础。农民群体维权动力机制虽然复杂，但最根本的还是被动的“压迫性反应”[2]，是农民土地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合法权益被肆意侵害后的无奈之举。其次，群体维权凸显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有助于农民法律情感的养成和农村环境法治的实现，正如耶林所言，“为权利而斗争有助于培养国民的法感情”，“这种培养……是把正义原则实际地贯彻于一切生活关系”[3]。再次，群体维权暴露农民诉求表达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的脆弱，对社会稳定起到“报警器”和“减压阀”作用，社会能通过它进行适时调整[4]。政府倘能以积极维稳观和权力观，因势利导，理性应对，便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政府维稳和农民维权的双赢，不然则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又次，群体维权作为农民实现群体权利的一种补救措施，与纯粹的聚众泄愤、社会骚乱等群体性治安事件有本质不同，其实施过程可能蕴含对社会不公的宣泄，采取法外维权手段还会增加政府维稳压力，但是其根本目标仍然是对受损权益进行的体制内救济，不具有挑战现有秩序的政治欲求。总之，农民维权与政府维稳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通过实现个体利益诉求进而修补被损坏的社会利益格局；后者通过排除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保障个体权益再遭侵害。

基于此，本文以近几年发生的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和环保部门公布的环保信息为实证资料，考察当前制约农民群体维权的三大因素——权利制度供给不足之困、公力救济途径不畅之困和私力救济非法化之困，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农民维权和政府维稳困境的若干建议。

摘要：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严重损害农民的群体利益。然而，农民群体维权行动却经常陷入困境：在权利制度供给不足和公力救济渠道不畅的情况，农民往往选择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私力救济手段，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维权又常陷入政府刚性维稳困局，最终形成维权与维稳相互掣肘、私权与公权相互抗衡的局面。解决农民群体维权之困的关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消除权利贫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环境公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提高公力救济效能；变非法维权为依法维权，避免权利滥用；变刚性维稳为韧性维稳，防止权力恣肆。

关键词：农地污染；权利贫困；维权；维稳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22-10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构建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因工业污染转移引发的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由污染导致的农民维权事件也频频发生，由于农地污染往往牵涉众多农民的群体利益，维权活动一般也以群体形式出现，有时还采取过激行动，甚至酿成群体性治安事件，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危害性[1]，因而研究者大多关注群体性行动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并从公共治理或政府维稳角度考察其发生机理及治理对策，而忽视其背后的农民权利贫困现象，相应地，从权利救济视角研究其积极的意义则相对迟滞和薄弱。因此，从权利视角考察群体性事件对破解政府维稳困局，不失为一个必要可行的研究思路，也颇具现实意义。

本文的理论建构既是对我国政府多年维稳经验的深刻反思，也是法治社会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核心问题是理顺社会管理与民主法治、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实现权力与权利平衡。就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而言，意味着权力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应当把群体性维权事件与群体性治安事件区别开来，认真地对待农民的维权诉求，努力让受损的权利得到充分、有效、便捷的救济，使权利的光辉驱散困扰社会稳定的阴霾。其理论依据和法治基础在于：首先，农民群体维权具有正当性基础。农民群体维权动力机制虽然复杂，但最根本的还是被动的“压迫性反应”[2]，是农民土地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合法权益被肆意侵害后的无奈之举。其次，群体维权凸显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有助于农民法律情感的养成和农村环境法治的实现，正如耶林所言，“为权利而斗争有助于培养国民的法感情”，“这种培养……是把正义原则实际地贯彻于一切生活关系”[3]。再次，群体维权暴露农民诉求表达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的脆弱，对社会稳定起到“报警器”和“减压阀”作用，社会能通过它进行适时调整[4]。政府倘能以积极维稳观和权力观，因势利导，理性应对，便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政府维稳和农民维权的双赢，不然则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又次，群体维权作为农民实现群体权利的一种补救措施，与纯粹的聚众泄愤、社会骚乱等群体性治安事件有本质不同，其实施过程可能蕴含对社会不公的宣泄，采取法外维权手段还会增加政府维稳压力，但是其根本目标仍然是对受损权益进行的体制内救济，不具有挑战现有秩序的政治欲求。总之，农民维权与政府维稳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通过实现个体利益诉求进而修补被损坏的社会利益格局；后者通过排除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保障个体权益再遭侵害。

浅析幼儿视角下的金山农民画 篇7

（一）金山农民画的发展概况。

金山农民画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将民间刺绣、剪纸、印染、灶壁画等传统民间艺术巧妙地运用到绘画中，构思大胆，色彩明快，但扎根泥土、贴近自然仍是其核心元素。其代表人物张新英自小在农村生活，她的作品风格洗练，大气简洁，用色不多，动物、人物造型圆润，能恰到好处地传情达意。本文从其作品叙事风格、乡土意象的提炼及主观心灵的投入着眼，以窥一斑。

20世纪80年代，金山农民画日趋成熟。在这一发展阶段组建了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金山农民画创作队伍，一大批过去围着灶台、猪圈转的农村妇女，以她们的聪明才智，神奇般地汲取江南民间丰富的传统艺术养料，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大胆地进行艺术夸张，艺术构思和造型独具个性，色彩艳丽明快，形象质朴，构图充实饱满，具有自己民族社会风俗情趣和浓厚的生活气息。90年代，随着新作者年龄和文化结构的改变，生活阅历的不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艺术观点时有更新，艺术形式不断地突破和发展。一些青年作者，一方面向民间艺术传统学习，向那些大娘大婶们学习，提高民族艺术的审美水平，另一方面重视汲取国外有用的艺术养料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民间艺术感情纯真，富有创造性和时代气息，造型简洁，色彩明快、粗犷、质朴，达到一定的艺术境界，这无疑是今后农民画作者应该继续追求的。金山农民画是江南民间艺术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一棵新苗，她以江南乡土艺术为契机，合着生活的脉搏，集众人之智慧，发人本之创造，在辅导老师的开掘、专家的帮助、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于70年代末创立了我国现代民间绘画的新风格，受到了中外专家们的肯定和广大观众的厚爱。1980年金山农民画首次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展出，自此，至1997年金山农民画先后赴欧、美、亚、澳洲等17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交流，计2700多幅作品。1989年成立了金山农民画院。 (1)

（二）金山农民画的特点。

金山农民画第一代农民画家代表阮四娣有剪纸的功底，作画随心走笔，自由发挥，画站着的鸡，却画出鸡的脚底;画孵蛋的鸡，连肚里的鸡蛋也画了出来，联想浪漫。不少专业人士说，农民画不受透视原理约束，画鱼塘，按传统西洋画技法，只能画出透视之下的边沿。但农民画却把底也翻上来。这一翻无形中暗合了西方现代画家的创新之处，所以引起国外人士的兴趣。农民画看似土气，其实包含着很多“前卫的东西”：一是童趣，农民画有着原始、淳朴的视角;二是装饰性强，这是当代美术的一个潮流;三是与城市人的“怀旧”情怀暗合，不少田野中出来的城市人可以在农民画的乡风乡情中找到根的感觉，就如图金山农民画作品1、2中哪朴实、真切的乡土风情一样。

二、幼儿对金山农民画的欣赏特点

（一）非常注意颜色。

在美术作品选择中，幼儿很在乎画面的色彩，从他们喜欢的作品来看大多数作品的色彩非常鲜艳，所以我们在提供金山农民画美术作品时，要根据幼儿注意颜色这个欣赏的特点。如金山农民画作品3，因为色彩鲜艳，所以幼儿都很喜欢这幅画。同样的，在金山农民画作品4中人们收获中快乐的笑容和鲜明的颜色，把人们哪种快乐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快乐也同样感染观画的孩子，所以大多数孩子都很喜欢这幅作品，理由是颜色好看里面的蔬菜和漂亮人物很明朗。因此对于幼儿来说，色彩的美比形式的美及没有色彩的光和影更有吸引力。

（二）关注画面的局部特征。

幼儿在感知一幅美术作品时，往往注意作品中所表现的局部特征，喜不喜欢一幅画，是因为喜欢或不喜欢画中的某些局部细节。例如：金山农民画作品5，喜欢这幅画是因为“里面那棵树像森林一样上面还有飞的鸟”，不喜欢这幅画是因为“在森林旁边那些人很不好，会把鸟吓跑的”。而喜欢金山农民画作品6仅仅是因为：穿蓝衣服的爷爷手里拿的“红色的烟斗，我家也有”，不喜欢是因为“那个女的没有眼睛，看不见东西”。在我们对幼儿的研究中，有一个6岁的小姑娘喜欢一幅骑士画是“因为他戴着一顶漂亮的帽子，有一头漂亮的卷发，还有那耳环和可爱的黑夹克”。从上述例子看出，幼儿已经感觉到单个对象的美与不美，这确实是孩子们对于绘画的典型态度，但未涉及引人注目的作品的整体感。这种特征“可能是由于幼儿视知觉的分析型特征决定的，即幼儿的视知觉往往只注意事物的局部，而不注意事物的整体”。

三、如何指导幼儿对绘画进行欣赏

在幼儿美术欣赏教学中，如果仅让孩子看看画，教师对作品作简单的介绍，是很难收到良好的欣赏效果的。如果教师根据幼儿的年龄、心理特点及欣赏的内容和具体的教学条件等，设计出一些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幼儿能直接参与的活动，让幼儿积极踊跃地投入欣赏，这对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达到欣赏目的是极为有益的。下面列举几种美术欣赏中的参与活动：

（一）随画表演：

根据作品的内容进行模仿性的动作表演。如在欣赏金山农民画作品7时，先让幼儿表演“升国旗”的节目，特别要让孩子多做敬礼的动作，然后欣赏作品中升国旗时的形象动作、姿态和表情，让幼儿自己评论学得像不像，以加深幼儿对作品中人物的理解。

（二）指出作品表现的气氛：

给幼儿几幅作品，说出对每幅作品的感受，如感到热热闹闹的，还是冷冷清清的;是温暖的，还是凄凉的等。

（三）看画配乐：

老师先准备几首幼儿熟悉的曲子，在孩子欣赏完作品后，再放曲子，让幼儿指出哪一首曲子与欣赏的作品是相关联的。

（四）分辨色彩：

欣赏一幅或几幅作品，让孩子说出画面的倾向颜色，如红色、蓝色、灰色、绿色等，给人的感觉是暖的还是冷的等。

（五）主题形象联想：

欣赏一幅美术作品，让孩子指出主题形象是什么，并启发幼儿回忆联想与画面主题形象有关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加深幼儿对主题形象的印象。

（六）拟编故事：

根据欣赏作品的内容，创编故事，进行表述。教师通过启发引导孩子，鼓励他们设想与内容相符的情节、角色，看谁讲得形象、生动、具体，从而拓宽幼儿的欣赏思路，加深对作品内涵的理解。

（七）即兴创作：

教师通过对欣赏作品的分析讲解，唤起孩子欣赏的欲望，使他们心情舒畅，抒发各自的感想。教师因势利导，激发孩子的创作兴趣，让他们亲自动手画一画。如欣赏完金山农民画作品8后，以“我的家”为题让幼儿即兴作画，既满足幼儿动手的欲望，又发展幼儿的思维、创作能力，显然，其欣赏水平也随之提高。

四、结语

金山农民画突出表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农民的丰富生活情趣和生活内容，它对于幼儿的社会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培养有很大的教育价值，值得幼儿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好好挖掘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吴彤章.金山农民画开拓者—吴彤章、张新英艺术伉俪.上海画报出版社, 1998.

[2]杨景芝著.美术教育与人的发展—儿童美术教学法研究[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

[3]王义梅, 唐松梅.在美的.陶中成长[M].幼儿教育, 2001 (03) .

基于农民视角的城乡一体化研究简述 篇8

关键词：农民视角,城乡一体化

目前, 我国正处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城乡统筹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方略,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民是整个社会的基石, 农民是否能够安居乐业, 对于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 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 “三农”问题是全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 是影响和谐社会发展的关键障碍, 通过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是振兴农业、繁荣农村、农民致富的客观需要, 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

本文从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理论综述。国外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农民生存和农业发展问题, 国内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三农”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涉农问题。

1 国外研究

国外研究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农民视角、城乡移民视角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3个角度进行阐述。最早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农民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阿瑟·刘易斯[1]的“二元结构”经济理论, 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是由两种要素组成的, 一种要素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贫穷落后的农村, 另一种要素是具有现代工业化的发达富有的城市, 所以, 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结构”, 当两种要素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候, 农村贫穷的农民由于失业只能到发达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而现代化城市工业在廉价劳动力的促使下迅速发展, 当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城市后, 社会经济结构就从“二元结构”走向一元化, 城乡之间没有差别。关于城乡移民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的是费景汉, 古斯拉夫·拉尼斯[2], 他们从不同的学科分析了城乡人口迁移的动机及影响因素, 规划人口迁移的基本路径和方向, 并且认为农业生产率带来的农村剩余产品的增多, 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另外, 他们认为, 发展国家的要素比较稀缺, 即使将来技术结构大幅提升, 工业扩张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是有限度的。第三个角度是的人口流动模式, 他认为, 农业劳动力迁入城市, 不仅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 而且要考虑到城市的就业率;同时, 他认为, 完全依靠城市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城市失业问题, 因为随着资本构成的提升, 工业增长速度低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所以还是需要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得出,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农业发展必须保持跟工业发展一样地增长, 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城乡统筹工作的重中之重。

2 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城乡一体化的研究都是相辅相成, 相互交织的, 并且都在追本溯源。吴敬琏认为[3], 我国农民的基数大、受教育程度低, 所以“三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国人均资源少。易秋霖、郭慧从制度学说的角度指出[4], 制度因素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下降, 城乡生活质量差距大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不合理。所以正如张晓山[5]也认为, “三农”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的矛盾, “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农村, 而在于宏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取向。

从城乡一体化研究的角度, 我国学者也都有不同的见解。经济学家认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紧密结合, 统一布局城乡经济, 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 通过加强城乡之间的相互合作, 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学家认为,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指要打破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的壁垒和障碍, 加强各种要素和禀赋流动, 最终达到平衡。学者还从可持续发展和空间的角度出发, 认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 主要包括城乡职能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等内容。”另外, 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出发, 有些学者认为,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城市和农村没有制度上的壁垒, 政策上的障碍, 而是一种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循环, 资源共享的平衡系统。杜志雄、张兴华[6]强调指出, 城乡一体化的基础首先是城乡产业布局的一体化;其次是农民的市民化, 而城乡制度一体化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和城乡居民一体化的制度保障;最后, 城乡一体化是在以大都市圈为中心的特定区域内进行的。

3 综述

综观国内外文献, 不难看出, 学者们正在积极努力思考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同时, 又能解决严峻的“三农”问题, 无论是在制度上、思想观念上、还是历史渊源上,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三农”问题与城乡经济发展的千丝万缕, 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大部分研究是站在宏观理论角度, 缺少基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定量分析。本文采用农民视角进行城乡一体化的评价研究, 因为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因此, 要了解农民真实的想法, 从农民视角检验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 同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促进二者的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凌, 李新文.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示[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2005 (12) :40-45.

[2]费景汉, 古斯拉夫·拉尼斯.增长与发展——演进的观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3]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 2002 (6) .

[4]易秋霖, 郭慧.非正式金融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3 (3) :29-33.

[5]张晓山.促进以农产品生产专业户为主体的合作社的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11) .

文化断裂视角下农民工贫困原因透析 篇9

一、关于贫困及文化与贫困关系的研究

贫困问题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不同时期,人们对贫困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人们主要从3个方面来定义和衡量贫困:一是经济贫困。这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贫困定义和衡量尺度,它以收入、消费和福利等经济学手段来度量,这3种量度分别对应着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主观贫困。二是能力贫困。由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能力贫困,强调收入、消费和福利之外的人文发展因素(包括教育、健康、卫生、营养等等)是打破生活状况“起飞”的临界最小努力的决定性变量。三是权利贫困。权利贫困认为贫困主要是由社会排斥所引起的,社会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穷人获取基本资源和机会的权利。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考察,贫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国外有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经从文化层面来研究贫困问题。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了紧张理论,即假定社会上所有经济阶层的人都持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但取得这种目标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并不都一样,而是因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下层阶层来说,由于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几乎所有通向成功的正常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他们感到紧张,即社会焦虑。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使他们获得成功,为减轻心理紧张,这些人常常会通过越轨甚至极端行为来释放压力,去寻求实现他们的目标,进而破坏社会稳定[3]。美国社会学家M·罗吉斯(M.Rogers)和J·伯德格(J.Bodege)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提出乡村贫民亚文化概念,认为由于贫民收入低并在社会中处于受压迫地位,也由于他们除了贫穷以外很少知道其他东西,因此,美国120万的乡村贫民表现出与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价值观———个人主义、传统主义、家庭指向、宿命论、以个人为中心的人际关系……[4]将上述观点上升为理论,并明确提出“贫困文化”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他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和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现出“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表现为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映”[5],正是由于对这种贫困文化的自我适应,才使得穷人难以摆脱贫穷的命运。

甘斯(Gans)认为文化是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待的混合体,并把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并据此来解释贫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穷人,因为社会的规范准则大多反映了富人的意志、愿望和期待,而穷人在自身现实与社会期待之间因距离过大而无法一致时,只能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亚文化[6]。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穷人的窘迫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对于穷人来说,一个合乎事实的推理应该是这样的:原本缺乏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秉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6]。威尔逊(Wilson)通过对美国经济转型期城市贫困的研究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社会孤立理论,认为伴随美国城市空心化现象的出现,富有阶层及其相关产业移往郊区,而穷人则聚居在城市中心区,产生了集中化效应;与此同时,城市发展的错位、生产空间的隔绝导致社会在心理上、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因此内城穷人的贫困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造成的社会孤立的结果。

二、转型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断裂与农民工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不同的社会群体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他们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有机社会,整个社会是断裂的”[8]。在非断裂社会里,不同社会阶层虽拥有不同文化性格,但阶层间的文化交流是可能的,只不过差距大的社会阶层之间文化交流较为困难。而在断裂社会,某一群体从社会中脱出,意味着该群体将会处于社会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文化自我传承则成为该群体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文化传播、文化渗透和新文化的积累难以实现,其结果导致该群体文化与其他文化很难沟通和联系,并最终从文化结构中脱出,文化断裂现象则在所难免。而某一文化之所以能从文化结构中脱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该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几乎没有共有的成份,彼此之间文化距离很大。因此,文化断裂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很难整合并融入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断裂[9]。在中国断裂社会里,农民工所具有的贫困文化因较难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之中,往往会发生文化断裂现象。而具有资源、利益和权利分配与再分配功能的制度,是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映。在现实社会中,同一制度往往可能会对不同的人或人群产生不同的效果,持主流文化的城市居民能够或多或少地从制度中获得垄断收益;持贫困文化的农民工则处于制度的边缘,通常被制度所排斥,或因失意而主动被制度边缘化,而陷入贫困状态。

处于文化断裂状态中的农民工通常被制度所排斥。制度是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各利益集团政治力量的强弱,局中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结果受其文化支配。当局中人之间的文化关系处于断裂状态时,就会产生主流文化的制度垄断现象,进而导致制度歧视和排斥。作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身份类别,“农民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是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3种身份。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城市政府成功地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移植、复原于城市内部。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各个系统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使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城市里的非城市人”———制度规定的“非市民”。而同时期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动,客观上也强化了户籍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户籍制度本身出现了松动,但另一方面,随着旧的职业体系“单位制”的萎缩及其社会整合功能的衰退,户籍身份对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城市居住者的意义变得更为重要。在旧“单位制”下,农业户口的工人(“亦工亦农”人员)可以进入城市企业的组织系统,并获得相应的单位身份和职业身份。作为单位人,他们的权益状况以城市户口的职工为参照。但现在的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组织系统以外,多以劳动市场上的廉价劳动者存在于城市。制度排斥的结果必将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贫乏,使其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有限,从而导致农民工陷入贫困状态。所以,不仅仅是户籍制度,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及相关的各种政策也会造成农民工发展机会的不公平,从而限制了农民工获取资源和机会,客观上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

处于文化断裂状态中的农民工还会出现制度失意现象。所谓制度失意,是指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某些社会成员想运用,但因文化断裂无法或不能很好地运用非歧视性制度,进而产生主动放弃或有限运用该制度增加自身福利的一种现象,它是一种主动的制度边缘化现象。农民工制度失意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排斥导致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贫乏,使他们想运用却没有能力运用制度。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农民工普遍缺乏劳动就业培训机会。而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能人力资本相对并不贫乏,但却因文化断裂,个体文化无法与制度蕴涵的文化接轨,从而降低了资源或机会的可获得性,以至于不能将自身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力价值而陷入贫困。如果在人力资本运用过程中,农民工不能解放思想,很好地适应制度环境和制度文化,转变就业观念和行为,最大程度地拓宽作用领域,他们就很容易因制度失意而导致人力资本运用能力低下,投资收益率受到影响,收入水平较低,进而处于较为窘迫的生活状态。如同处一个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尽管人力资本的内、外环境基本相同,但生存状态存在很大差异,有的人脱贫乃至致富,有的人却未摆脱贫困境地。这正是由于制度失意导致人们在人力资本相对不贫乏的情况下仍然生活困窘,或者即便在人力资本贫乏的类似人群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发展结果。

综上所述,贫困文化使得贫困人口的个体或群体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发生断裂,而文化断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处于制度的边缘,并产生制度的边缘性负效应———制度排斥和制度失意,最终使贫困人口因难以获得资源和机会而致贫;而贫困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文化的弊病,加深了贫困文化的断裂程度,从而使得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图1)。

三、结论

贫困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原因,社会控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贫困最直接原因是资源和机会缺乏可获得性。在一个社会中,资源和机会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人体因素,另一方面还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制度实质上就是通过控制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来达到协调社会关系和经济增长的目的。文化断裂认为,贫困是个体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发生断裂而产生的制度边缘性负效应(制度排斥和制度失意)所致,是个体和社会双重因素引发的贫困。这不同于贫困文化说和社会排斥(剥夺、控制)说。贫困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选择(不管是自愿还是无奈),可以说,文化断裂下的制度边缘性负效应是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贫困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如果仅仅将农民工看作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使他们陷入经济贫困状态,那么就可以采取社会救济和扶助的“输血”方式解决贫困问题。但事实上,经济、能力和权利等多重贫困使他们成为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并已经失去“造血”功能,若无外力持续作用,他们将可能永远摆脱不了贫困而回归到主流社会,这就需要政府做出一些支助性的制度安排来支持和帮助农民工走出困境。一方面,应对农民工的社会团结和组织能力进行培养。农民工的文化结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分散性、组织化程度低下。而社会团结又是组织形成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排斥的强度。因此,投资于农民工的社会团结能力,努力改善他们与政府、其他阶层和穷人自身之间的关系,使农民工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权利,提高他们的谈判能力和市场进入能力,提高他们对政策或制度制定的参与和影响能力,从根本上降低他们与市场、政府对话的成本,切实改善其处。另一方面,应加大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投资。人的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不仅包括人们的身体,还涉及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通过教育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包括知识、技能、意志、理想、世界观、价值观、智力、能力、创造力、自我意识等)全面和谐发展,可以增加人们的人力资本,还能够较为迅速地改变人的文化观念。因此,投资于农民工的教育事业,不仅可以促进其贫困文化的变迁,而且还可以促进农民工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使他们能够融入并适应主流社会。总之,通过以上一些支助性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和“造血”功能,使其容易获得资源和机会,从而走向自我持续发展之路,而不仅仅只是给他们创造和提供就业机会或资金支持。

摘要：目前人们主要从经济、能力和权利三方面定义和衡量贫困。在人们对贫困成因的阐释中,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因素各有侧重,但文化因素同样是农民工贫困的深层原因。逐步培养和加强农民工的团结组织能力,大力发展相关教育事业,改变文化观念,提高农民工对政策或制度制定的参与和影响能力,以此来培育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和“造血”功能,有利于其获得资源和机会,从而走出贫困。

关键词：农民工,文化断裂,制度排斥,制度失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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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rton Robert K.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3).

[4]M·罗吉斯,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Oscar Lewis.La Vida.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J].Random House of Canada,1965.

[6][7]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科学研究[J],2002,(3).

[8]孙立平.断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农民主体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研究 篇10

1 斯科特“国家视角”批判理论的借鉴

政府规划的种种项目往往出发点是积极的, 希望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 但国家基本都是从自身视角来设计。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 国家的简单化就像是张简略的地图。 它们并未成功地表达它们所要描述的真实社会活动, 它们的目的也不在此, 它们只表达了官方观察员所感兴趣的片段。

斯科特从国家的视角总结出那些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因素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制度的简单化操作;第二个因素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 他们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 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第三个因素是独裁主义的国家, 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第四个因素是软弱的公民社会, 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

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 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 所有人类的活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米提斯。

2 内部人视角与国家的差异

当前城镇改造拆迁逐渐凸现为一项社会公共问题, 并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对实现城乡一体化规划目标, 推进农村环境面貌更新, 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在对城乡拆迁的探索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存在很多利益冲突, 其中政府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拥着足够的政治资源, 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推进, 也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农民作为集体土地的使用者, 也享有土地管理的权利。

2.1 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土地变革

在社会转型期, 随着市场化经济的渗入, 部分地方政府考核标准悄然转变, 面对地方经济发展考核指标, 部分政府并不情愿将资金投入至社会福利保障等业务, 而更乐意投入至能有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

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政府通过拆迁改善农村环境, 优化农村风貌, 同时通过近乎强制手段征用农村土地承包给开发商, 拉高地价,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以此获得更多的政绩。 在拆迁过程中, 政府在国家视角的理念下, 试图将拆迁清晰化和简单化, 与开发商达成互惠协议后交予村委动员, 对于拒绝拆迁户近乎强制拆迁安置。 而村民对安置的具体状况很少获得有效信息, 为政府公正形象和社会安定埋下了不可忽视的隐患。这一过程伴随着城镇的盲目建设和无序扩张, 完全由政府来主导, 忽视了拆迁个体的参与权利。 农村市场化经济的发展, 虽然资金有流入, 但不是流入农业本身, 所谓的村民自治, 实际是村官自治, 所有教育都在脱离农村的趋势。

2.2 内部人视角的双重心理

当今在城乡一体化的带动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在进行大刀阔斧的规划拆迁, 呈现一派拆迁热, 农村尤为突出。在当前炒房热的鼓动下, 农户一夜暴富现象比比皆是。绝大多数农户在这场巨变中, 面对身份的骤然转变、熟悉乡土的流失、生活方式的剧变和巨额财富, 并不能及时调整。只有部分村民适时地凭借补偿款创业起家适应新生活, 但也不乏有村民在面对从天而降的丰厚财富, 精神得到极大地膨胀满足时, 步步陷入欲望深渊。而对于老人这一特殊群体, 对比城市的繁杂, 农村生活安逸舒适, 村邻熟悉, 搬进安置小区老人无法适从, 出现各种抵制情绪, 矛盾不断涌现。从来在安置小区常会出现绿化带破坏, 种上果蔬现象, 与物业管理冲突不断。这部分拆迁户更多的还是憧憬农村的踏实自由生活。

2.3 农村征地拆迁中人际关系网的变迁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誉为礼仪之邦, 在传统农村社会, 村民间的人际关系更多的体现在血缘和地缘方面, 人情一直被看作是构建和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好, 赛金宝”, 而如今安置小区户户闭门不开, 人情往来日益淡化, 诚信度滑坡。 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或者即将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 乡村传统文化正悄然瓦解, 甚至消失。 市场经济一方面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意识深入农村社会, 一些功利色彩的因素渗入农村人际关系中, 致使农村人际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实施, 传统生活方式越渐现代化, 这些新变化对农村传统习俗、人际交往纽带、宗教观念意识、利益取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新常态进程中合理推进土地有序流转与拆迁

现阶段我国拆迁补偿机制还不够规范, 在知识和权利的视角下, 农民抗争的困境不仅源于看得见的政治压制, 也来源于看不见的知识生成, 那些由权利产生的“专业知识”打着科学的名义将拆迁简单化标准化, 忽视非正式过程和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面前的随机性。 现下农村居住环境质量得以改善, 应更为积极响应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新常态, 优化经济资源的新常态, 优化政策导向的新常态。 拆迁中政府应多借鉴村民意见, 完善村民自治, 培养村民土地权意识, 提高自身参与能力, 对于拆迁补偿进行有效监督, 专款专用, 透明公正, 彰显政府公众形象,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

中国的乡村是个极为有特色的人情熟人团体, 邻里互助往来亲密, 彼此知根知底, 人口流动性低, 这些传统因素使得彼此打下坚固的信任基础。 地方政府可利用好这层天然的关系, 与当地声誉好的村民沟通, 从内动员, 局部突破, 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途径。 乡村文化是极具特色的精髓, 是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高速现代化的当今, 我们需要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再生。

摘要：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随着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 农民主体和决策者的矛盾日益尖锐, 尤其是近年不断发生的拆迁自焚事件,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可否认, 城镇化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城镇化主要是由国家主导的, 是基于国家视角的城镇化, 它总是以科学发展、合理规划的名义进行征地拆迁, 容易忽视一部分农民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抵制情绪。因而出现许多地方并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是农民主体性缺失被动, 另一方面是决策者角色定位失衡。因此, 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的能动性, 平衡内在活力与政策实施的可能性, 合理推进土地有序流转与拆迁, 保护乡村文化传承与再生。

关键词：国家视角,征地拆迁,人际

参考文献

[1]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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