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释

合同解释（精选十篇）

合同解释 篇1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说起

甲和乙签订了一个商业用房建筑工程承包合同, 甲是发包方, 乙是承包方, 合同中有一条是这样规定的“本工程包括水泵房建设, 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在这一条的当页, 有另外一个条款是关于工程款的规定“本工程报价包括水泵房建设价, 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后来, 合同书上这一规定“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的字体中央划了一道删除线, 盖上了甲乙双方的印章。再后来, 乙将工程转包给丙, 甲默认, 付款和验收都可由甲和丙直接进行。后来乙主体灭失。在工程完结后, 甲方发现未安装水泵。于是甲方要求丙安装水泵, 造拒绝, 甲找到另一施工队安装水泵, 计工程款19万元。在后来支付工程款中, 甲方因此拒付余款19万元。甲方拒付工程款的理由是:工程价包括水泵建设安装工程在内, 乙方和丙方应当完成该工程, 否则甲方有权扣除相应的价款。而丙方则认为程价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工程在内。双方争议的焦点:如何解释被删除的“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

二、关于当事人的意思

在解释合同时, 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所作的解释符合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主观意愿。不过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在签订合同的真的是怎样的, 是除当事人自己清楚外, 是任何他人都无法确知的。因此, 当合同解释上发生争议时, 外人是不可能知道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更何况法官往往不是心理学家。所以, 如果一味追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结果很有可能不仅不能查清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往往使绝大多数合同获得不成立的效果。[1]

在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时, 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主观意思主义, 另一种是客观意思主义。[2]在英美法中, 法院更倾向于将两者结合起来, 美国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更是明确了这一观点。在法国法中, 法国民法典1156条规定:“解释合同时, 应当探究当事人的意思, 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字的字面意思。”这一规定要求法官在解释合同时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 尽可能发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体现主观意思主义。[3]不过,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160条的规定可知, 法国法也没有严主观意思格按照当事人来解释合同。在德国, 其民法典113条规定与法国民法典1156条规定基本意思相当, 不过德国民法典157条规定“解释合同应遵守诚信原则, 并考虑交易习惯。”德国法也没有严格按照主观主义确定合同条款的意思。《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认为首先应依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进行解释, 其次才依一般合理人的意思确定。不过, 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其次性”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释未作系统的规定, 但是在很多方面规定的已经是比较细致了。合同法除第5、41、61条作了规定外, 第62、63、111、125条都是有关合同法解释的条文。

结合前述典型案例, 在审判中甲主张, 与乙签订合同时之所以把“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删除, 是因为乙方认可工程价款包括水泵安装工程价, 工程也包括水泵安装工程。所以, 工程价款包括水泵安装工程价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丙主张, 丙之所接受该转包工程, 是因为当时主观上认为工程价款不包括水泵安装工程价, 才接受该工程。在这种情况下, 甲和丙的主张可能都是他们的主观真实意思, 因此适用主观主义是无法对本案作出合理判决的。

三、关于解释的证据

之所以要证据, 正是因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是无法通过当事人自己的陈述来确定的。要求有证据, 其实就是从主观主义走向客观主义的必然。

根据英国法的一般原则, 当事人的意思只能从合同文本本身去确定;当事人无权提交旨在证实其真实意思的、与合同文本表明的意思不同的直接证据, 不论这些“外部证据”是关于合同订立前的谈判情况的, 还是关于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后的行为的。[4]但是这种排除外部证据的做法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文本文字意思通常有多种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法依据文本本身来解释。如依据这一原则来解释合同, 法院实际上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 审判实践中, 法院还是允许采纳外部证据。在外部证据规则上, 美国法院却与英国法院走了一条基本相反的道路。在解释合同时, 法院有权考察围绕合同双方间的交易而发生的全部情况。而且口头证据规则也并不阻止当事人出示服务于合同的解释的证据。[5]在法国, 根据法国民法典1156条规定, 不难推断法国是允许采用合同文本之外的证据的。德国亦如此。

可以说, 要对合同进行解释, 仅对合同文本进行考察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引入其他的证据, 不管是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图, 还是推断一般合理人在具体案情下的一般意图也好, 都需要外部证据。

结合前述典型案例, 合同文本写明“本工程包括水泵房建设, 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而另外一个条款是关于工程款的规定“本工程报价包括水泵房建设价, 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 其中“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划了一条明显的删除线, 双方签字盖章。文本中没有其他条文能够为甲方或者丙方提供更多有利的补充或作证。因此, 就需要引入其他证据。

四、关于公平和效率

在英美法中, 法院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具体的解释合同的指导性原则和具体规则, 学界也探讨和归案了一些规则。[6]考察这些具体规则, 我们不难发现, 支撑这些原则或规则的背后的还是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则。笔者认为, 在对合同进行解释时, 起统领作用的还是公平和效率原则。

考察英美法院在解释合同上的规则, 不难发现其中如“应作对提供方不利的解释”, “合同解释应符合公共利益”, “合同解释应符合公平交易原则”等等, 无不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在法国法中, 法官的判决更多地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公平即当事人最有可能有的意愿。[7]法国民法典第1162条规定:“契约有疑义时, 应作不利于债权人而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实践中演变为“做不利于起草合同的一方的解释”。在德国, 在双方的意思不一致时, 法官应根据民法典第157条作出平均的解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规定“当合同条件由一方提供时, 对其中的含糊之处, 应作不利于该方的解释。这些都反映了公平原则。

法律上对合同的一般态度是“对已订立的合同, 与其使之无效, 不如使之有效”, 这一点足以说明解释合同时应秉持效率原则。不过, 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 效率原则往往在解释具体合同条款时并未受到关注。笔者认为, 在具体解释一个合同条款时, 也应当考虑效率。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指出, 应当把资源 (权利) 配置给那些最珍惜它的人, 这有这样才能提高资源 (权利) 效率。[8]这话不无道理。运用到解释具体合同条款上来, 就是要考虑合同解释的权利分配问题。对于合同当事人而言, 进行合同交易的动机主要或者说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了促进效率, 提高福利的角度考虑, 如果合同的解释能使双方利益都得到满足那是最好, 不过法官往往要面对的是一方当事人的多获得一些利益, 意味着另一方要损失一些利益, 法官就要进行权衡, 而进行利益的权衡更多的应当考虑解释结果整体效率的最大化。

结合前述典型案例, 甲丙双方都无法拿出较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条款也不是格式条款, 是甲和乙商定的条款。社会上也没有相应的交易惯例。论及过错, 甲和丙都存在过错, 也即如果如甲所主张工程价包括水泵安装价, 则除了删除“本工程报价包括水泵房建设价, 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中“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外, 还应当将“本工程包括水泵房建设, 但不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修改成“本工程包括水泵房建设, 包括水泵建设安装”, 因为甲方的疏忽大意, 没有修改, 所以甲方是有过错的;而丙方在接收转包工程时, 应当认真审读合同, 尤其是对前述删除文字要认真审读, 存在歧义, 应当及时提出来, 但丙方没有从未提出过, 因此丙方也有过错。由此分析可知, 仅从过错角度恐怕也不能对该案做出合理的判决。这就需要法官秉持公平和效率的精神, 以一般合理人的标准审查具体案情下合同条款的意思, 以解释该合同条款。作为一般合理人, 甲方与乙方签署了一系列合同文本, 由于一时疏忽, 忘记对相应的条款作相应的修改, 虽然是一种不谨慎的行为, 但这恐怕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 法律应当给予更多宽容。而丙在接收转包合同时, 也可能会对合同条款有所疏忽, 就丙这一方而言, 可能存在这么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 丙在接受合同时, 根本就没看合同文本。作为建筑工程合同, 一般合理人都会去看合同具体内同, 否则就表明其自愿承担了不利的风险和后果, 因此, 如果丙在接受合同时没有看合同, 则这个责任由丙来承担;第二种情形, 丙在接受合同时, 粗略地看了合同文本。如果丙是一个一般合理人, 他应当能发现合同中所作出显眼的修改。他很有可能只注意到这个显眼的修改, 而没有注意前面还有一条相关规定, 这也是一般合理人容易犯的错误。如果他仅看到这一显眼修改而没有主要前面还有一条相关规定, 作为一般合理人对这个修改的条款的理解是——本工程报价包括水泵房建设价, 包括水泵建设安装价。否则作此修改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第三种情形, 丙在接受合同时, 仔细审读了合同文本, 看到了与删除条款相关的前提条款。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一般合理人, 如果依丙方主张, 则应当意识到这两个条款的冲突, 于是作为一般合理人, 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 应当找到甲方和乙方确认这两个条款的真实意思。但是丙方并没有找甲方确认该两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也就意味着丙自愿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因此, 对该案而言, 一个公平有效的判决是, 工程价包括建造水泵价, 丙方承担不利的后果。

五、小结

根据前文的阐述, 本文认为, 能确知签署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和主观愿望,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但事实上, 除当事人能提供客观证据证明自己的真实内心意思外, 他人无法知道当事人内心想的是什么;在解释合同时, 最核心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表述:秉持公平和效率兼采的基本精神, 以一般合理人的标准审查具体案情下合同条款的意思, 解释合同。

参考文献

[1]吴旭莉.英美法系合同解释规则研究[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4) :91.

[2]叶知年.论合同的解释[J].法商研究, 1996, (6) :57.

[3]沈四宝, 王军, 焦津洪.国际商法[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281.

[4]同上, 276.

[5]同上, 278.

[6]高建军等.合同解释规则之研究[J].求实, 2004, (6) :132-134.

[7]同上[3], 281.

保险合同解释案 篇2

案例一 1998年4月8日，孙某购买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同年4月9日，孙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约定：孙某为该桑塔纳轿车投保包括机动车辆盗抢险在内的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附加险全部险种，保险金额为185 000元；保险期限自1998年4月10日起至1999年4月9日，孙某交纳了保险费。上述保险单背面附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机动车辆保险特约条款、机动车辆盗抢保险特约条款（代号G）等。1998年11月30日，孙某投保的桑塔纳轿车在北京市S区孙某居住地被盗。当日，孙某向北京市公安局S区分局报案并通知了保险公司。后经公安机关侦查，该被盗车在新疆吐鲁番市被发现，且该车已被吐鲁番市高某在不知是被盗车辆的情况下将车购得。1999年1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S区分局派员前往新疆吐鲁番提取被盗车辆，因购车人高某阻挠未能将车提回北京。该车现仍扣在新疆吐鲁番市公安局。孙某因此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但遭到拒绝，故孙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机动车辆盗抢保险特约条款第一条约定如何理解上。该条款规定：“保险车辆因全车被盗、被抢劫或被抢夺在三个月以上，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获者，保险人对其直接经济损失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孙某认为，“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获者”中“未获者”指的是被保险人，因此在公安机关立案三个月后，孙某未获得该车，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而保险公司认为“未获者”是指公安机关，不是指被保险人，现在公安机关已经实际掌握该车，保险公司就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双方对此各执一辞。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车险部因此案专门对机动车辆附加盗抢险条款作了解释，称：全车盗抢险保险责任构成的条件是“满三个月未查明下落，即下落不明”。另外，本案就盗抢保险特约条款第一条如何理解，向北京市公安局专门负责机动车盗抢案件的二处十队咨询，该处称，“未获者”应指公安机关。处理意见 对保险公司是否构成保险责任产生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不构成保险责任。因为在机动车辆盗抢保险特约条款第一条中明确规定“经公安机关侦查未获者”，就此语句在文字上的理解，很明显“未获者”指的是公安机关，而本案中公安机关已经实际掌握了被盗车辆，只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未能将车发还失主，这不能认为是未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保险法规的监督、实施者，他们的解释体现的是保险法规的立法本意，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他们的解释法院应予认可。另外，虽然市局二处十队不是立法机关，没有司法解释权，但他们是具体的执法机关，以往办案的经验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因此，既然公安机关已经查获被盗车辆，保险公司就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构成保险责任。理由是孙某投保的车辆被盗后，该车在三个月内虽已被公安机关查获，但盗车案尚未被破获，现也无证据证明吐鲁番市购车人高某的购车行为是恶意的，最后导致孙某对该车的权益无法实现。根据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第三种意见也认为保险公司构成保险责任，但理由与第二种意见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不利解释原则。根据此原则，在本案中孙某与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条款的争议，法院应作出有利于孙某的解释，那么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虽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出了有关的解释，但此解释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在与孙某签订保险合同时，并未交予孙某，也无证据证明对特约条款向孙某作过解释，因此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在当事人采用标准格式条款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对方的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这样才能有利于维护双方合同利益的平衡。签订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被保险人是处于弱者地位的，从维护公平，保护弱者的目的出发，保险法第30条规定的不利解释原则是十分有必要的。另外，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亦有类似的规定。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虽然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但对本案的处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本案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构成保险责任。

案例二 2003年6月18日，湖北省枣阳市已故个体司机陈革新的妻子刘青会向枣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枣阳人保公司赔偿其车上座位险保险金10000元。诉讼事由是，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２日，陈革新向枣阳人保公司为其牌号为鄂Ｆ２１９０９号大货车（核载３人）投保，险种分别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及附加险中的车上座位险（投保３座，每座１００００元）、车上货物险、无过失责任险、玻璃单独破损险，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陈革新向枣阳人保公司交纳保险费５１４１．２０元，保险期限自2000年９月２３日零时起至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２日２４时止。

2001年9月14日，陈革新驾驶他的大货车由陕西拉苹果行至３１２国道商州市麻街岑路段时，由于道路阻塞，遂依次停靠在路右侧。接着，陈革新下车检修车辆，不料车辆后滑，陈躲避不及，被当场轧死在车轮下，并将车后停放的鄂Ｆ２２９４６号和赣Ｌ１０９３６号大货车撞损，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事发后，商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责任认定书，认定陈革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损失费。枣阳人保公司接到陈革新之妻刘青会的通知后，经审核仅赔偿了车辆损失险的费用８１４．４０元，对其车上座位险保险金拒绝赔付。为此双方发生纠纷。

在法庭上，由于双方对保险合同条款理解有较大分歧，因此，对陈革新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死亡，保险公司是否应予赔偿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

枣阳人保公司辩称，依据中保监发（２０００）１６号《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部分附加险中的车上责任险条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车上人员在车下时所受人身伤亡，保险人应当免责，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则不同意这一观点，同时认为保险公司在陈革新投保时未说明“车上人员”不包括驾驶员，按通俗理解，“车上人员”应当包括驾驶员在内。

枣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革新在枣阳人保公司投保，并交纳了保险费，枣阳人保公司予以接受，故双方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根据《保险法》第３１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原告刘青会要求被告枣阳人保公司赔偿车上座位险保险金１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枣阳人保公司辩称刘青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６日，枣阳市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决枣阳人保公司支付原告刘青会车上座位险保险金１万元。

判决作出后，被告不服，向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日前，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点评：根据《合同法》第４１条和第３０条设定的合同解释原则，车上责任险中的“车上人员在车下”语意不确定，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这里的“车上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驾驶人员，二是搭乘人员。

对“车上人员在车下”的歧义通常存在两个方面情况：第一，交通事故中，车上人员的伤亡可能有一个过程，比如被抛出后摔到地上，如果是致命伤则是落地时与地面或地上附着物撞击形成，这时，应认定是在“车上”还是在“车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以车上人员是在车下受害的抗辩理由不应被采纳。如果是被保险人或其驾驶员允许搭乘人员下车方便、就餐、购物时发生，这时搭乘人员是在“车上”还是“车下”，不能一概而论。保险人如果要求搭乘人员违背公序良俗在车上“方便”，则不应予以采纳。第二，被保险人及其驾驶人员在车辆运行过程中的活动不应限于在狭义的“车上”，如因运行中需临时维修等原因而停驶，被保险人及其司乘人员可能要下车设置警告标志、维修等。对这类“车上人员”是否在“车上”，可以作广义和狭义的解释。狭义的在“车上”，就是身体之全部或一部分处在车辆这种固体物之上、之内。面对此类情况，则应按广义的来理解。保险主管部门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没有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根据前述合同解释原则，当然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被保险人、驾驶人员在车辆运行过程中下车设置警告标志、修换轮胎、加油、临时维修等，应当确认为“车上人员”在“车上”。案例三 1997年8月1日，张某投保了人寿保险及附加意外伤害保险，同年8月30日，张某在工作时右手不慎卷入分切机内，致使右手中指、无名指及小指三指残疾，医院和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为右手小指末节缺失，第二关节僵硬；无名指第二、三关节僵硬畸形；中指第二关节僵硬。以上三指掌指关节活动尚可。张某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所附《保险公司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和《保险公司人身意外伤害残疾给付标准》第二十项约定，即“一手中指、无名指、小指残缺者给付保险金额的18％”，要求保险公司给付意外伤害保险金3.6万元。保险公司认为，从张某的伤残程度来看，其右手小指部分缺失，中指和无名指只是部分丧失功能，不符合上述比例表和给付标准第二十项“残缺”的规定，只能适用第二十一项约定“一手中指、无名指、小指之指骨部分残缺的给付保险金额的2％”，即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4000元。张某对保险公司的赔付决定不服，起诉至法院。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未告知张某“残缺”的含义，双方对该两字的含义发生了歧义，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保险合同的条款双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残”是“残废”的意思，“缺”是“缺失”的意思，张某的伤残程度符合《保险公司意外残疾给付标准》第二十项的规定，保险公司应给付张某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3.6万元。

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是关于保险条款约定不明时应当如何解释以及赔付的问题。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其组成部分之一保险条款是保险公司拟定的，保险公司在拟定条款时难免较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另外，由于保险条款内容涉及许多专业术语，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缺乏专业知识，往往难以对保险条款作深入的理解。从本案来看，保险条款中第二十项规定的“中指、无名指、小指残缺”与第二十一项的“中指、无名指、小指之指骨部分残缺”的给付比例是不同的，但是保险条款并没有具体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指骨部分残缺”也属于“残缺”的一种，张某的伤残情况符合第二十一项的规定，也符合第二十项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选择有利于被保险人给付比例的解释是正确的。

案例四 原告：张国庆，男，1969年8月27日出生，土家族，个体工商户，住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沿河东路。

委托代理人：张代明，湖北曦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五峰公司），住所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法定代表人杨晓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审）：陈圣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汤行健，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再审）：赵定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宜昌分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再审）：邓宜平，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国庆与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因车辆保险合同纠纷，向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张国庆诉称：原告于1999年12月22日购买的华川牌鄂Ｅ20914农用车在被告处投保，交纳了保险费并签定了保险合同。200x年3月6日，原告所驾驶的鄂Ｅ20914农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

原告及时报告了被告并索赔保险金。被告却以原告驾驶证与所驾车辆不符为由，拒绝赔偿。原告认为被告拒绝赔偿理由不成立，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按保险合同赔偿原告69346.40元的保险金。

被告人保五峰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原告所驾驶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部门进行勘查所得出的结论，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所持有的驾驶证与所驾驶的车辆不相符，依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原告不能得到赔偿，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11月原告购得华川牌农用车一台，并在交警部门办理正式牌照鄂Ｅ20914，挂靠县公路段从事运输业务，同年12月19日向被告投保，期限为一年。1999年12月23日，原告又与被告再次续签保险合同，期限为一年。双方签订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为该农用车的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4万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偿限额5万元；车上座位险，每座5000元，3座计15000元。200x年3月6日，原告驾驶该农用车由五峰开往宜昌，途径宜都红东公路超车行使时与逆向行使而来的鄂ＥＡ7033五十铃小货车相撞，造成特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及时向被告报告了情况，宜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也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报告》，均认定两车严重损坏，基本报废。之后原告向被告提出保险索赔，并将车辆损失以及住院治疗的有关单证交至被告处进行审核，被告在200x年11月口头通知原告，称原告驾驶证与所驾驶车辆不符，拒绝赔偿，将所有单证返还给原告。

对于上述案件事实，有以下书证予以证实：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单》、宜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发生后的《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认定书》以及被告出示的《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报告》，都当庭质证无疑，可以认定。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原告作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从双方保险合同的形式来看属于固定化格式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被告作为提供合同条款方，依据法律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所持有的驾驶证是否有效，被告认为，“原告所持有的驾驶证与驾驶车辆不符是故意行为，依照合同被告具有免责权利”。原告认为，原告所持驾驶证及所驾驶的车辆牌照都是在交通部门通过合法手续核办，是合法有效证件。原告虽因违反交通规则发生交通事故，但此行为不在保险合同免责范围之内，应属交通法规调整范畴，不属保险合同及相关《保险法》、《合同法》规范。原告所持驾驶证是否有效，因保险合同中约定“原告持有效驾驶证即可”，并无“与准驾车型相符”的限制。所以，应以签订保险合同时，原告所持有的驾驶证为双方约定的驾驶证，该证合法有效。与保险合同的约定的特定车辆，亦符合合同规定。其界定应当作通常一般理解，应有利于原告，因此，原告观点予以采纳。被告认为原告明知违法而驾车行使导致交通事故，在本保险合同中应属事故责任划分，此观点本院予以采纳其中最高绝对免责率部分，原告肇事负全部责任，被告免赔率20％，还应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同时认为，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已及时报告被告，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拒赔通知，被告未履行该法定义务，只作口头通知，本院推定为被告并应当继续承担保险责任。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

被告支付原告第三责任险4万元（保额5万元，实赔80％），车上责任险8366.60元（每座位保额5000元，3座15000元，按实际损失赔偿）、车辆损失险20712.80元（材料损失22091元，修理费3800元，均按80％赔偿），合计69346.40元。待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承担。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上诉称：

1、原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理解有误；

2、原审对保险合同第五条“驾驶员无有效驾驶证”的理解出现明显的错误；

3、本案保险合同中的标的物是机动车辆，被上诉人所持驾驶证无资格驾驶该保险车辆，由此造成事故，上诉人不负责赔偿，请求二审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合同条款解释的利益平衡机制 篇3

关键词：格式条款 合同解释 事实推定

【基本案情】

2009年9月2日A公司和B公司所下属的第三项目部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供需合同》（以下称《合同》），约定由A公司向B公司提供混凝土规格为C45，约定单价为268元/㎡。数量以实际供应量计算。合同中所涉付款方式规定有两条：（1）第5条第1款：双方每月月底对账，随建设单位付款到需方单位三日内付所供货款的70%，桩基经检验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2）第6条第9款：工程连续停工或停止要货45天以上，需方应在一个月内付清供方供货款；该条款用下划线进行特别标注。此外，合同还约定B公司如不按时向A公司支付混凝土款，则所有混凝土不再享受本合同的优惠价格，均按郑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公室的同期基准价格结算，且供方有权停止供货，双方并约定了20万元的违约金。截至2010年1月31日，B公司停止向A公司要货，A公司共向B公司供应混凝土23307.95方，B公司已向A公司支付500万元货款。依《合同》约定的单价268元/㎡计算，总货款为6246530.6元。自2010年1月31起，截止2011年1月31日，B公司共向A公司支付货款500万元。后因余款未支付，双方形成纷争。

2012年5月A公司将B公司诉至法院，要求A公司以郑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公室公布的2009年9月份C45混凝土的指导价格335元/㎡，以此标准向B公司支付混凝土剩余货款（总价款为7890768.95元）。庭审时，B公司提交混凝土检测机构出具的《证明》，称截止2012年8月23日，由于桩基检测完毕时间较短，检测评定需要的资料比较繁琐，到目前还未能组卷完毕，故不能出具桩基检验报告。A公司要求以《合同》第6条约定，进行付款。而B公司则主张，应以《合同》第5条的约定进行支付尾款。2013年5月17日，混凝土检测机构完成桩基检测并出具质量合格的《检测报告》。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付款方式应该适用《合同》的第5条还是第6条；（2）桩基合格的标准。

针对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一、二审法院均支持了A公司主张的付款方式（付款方式按照第6条第9款）并支持了10万元的违约金请求。法院认为，首先，自2010年1月31起，B公司已停止要货，符合合同第六条第九款、合同第六条需方职责第八项约定，且此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截止2011年1月31日，B公司共向A公司支付货款500万元。郑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公室公布的2009年9月份C45混凝土的指导价格为335元每立方，按照此标准A公司应向B公司支付混凝土总价格为7890768.95元。其次，根据证明及施工现场照片显示，B公司施工的某商业广场工程主体工程施工已达十余层。参照《关于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监管单位应针对工程的具体情况制定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按国家技术标准进行验收，工序质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由此认为，桩基工程已经桩基检验完毕只是来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B公司所承建的工程已经经过检测，并已然进入下一阶段的施工。2012年8月23日的证明也说明只是由于时间问题暂时末出检测报告。故B公司以桩基部分未出具检测报告为由辩称其承建的桩基部分尚未检验合格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此，法院依此推定桩基检验已合格。

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第6条需方职责第9项约定“工程连续停工或者停止要货45天以上，需方应在一个月内付清供方混凝土货款。”系合同格式条款。《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约定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中在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约定不一致时，应当按照合同第5条规定的“以桩基检验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的约定作为余款支付的依据。对于桩基工程的合格与否，应当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任何机构与个人均不能推定检测合格，工序质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以主体工程的施工已达十几层为由，推定B公司承建的桩基工程合格，该推定违背了《合同》第5条的约定，该约定所指“桩基检验”是指由专门机构进行的检测，并不包括推定情形。同时混凝土检测机构的《证明》说明检测报告延后并非B公司的过错。B公司在检测合格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付清剩余货款就不构成违约，因此应该一、二审法院认定的B公司违约实属不当。

【抗诉理由之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本案处理方式应该采纳第二种观点。

首先，对于合同付款方式的确定，这里存在一个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冲突时的优先适用问题。合同中存在的两种付款方式的规定都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经查证合同中所涉第6条的付款方式是属于格式条款，而第5条第1款规定的付款方式是非格式条款。

对于格式条款，其虽然大大节省了交易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简化了缔约手续，维护了契约秩序，并且有利于当事人事先分配风险和补充法律规定的不足。但是格式条款限制了契约自由，其理论基础虽仍是契约自由，但在实践中却背离了契约自由这一契约法的灵魂和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契约自由之内容自由的排除和限制。其次表现在合同当事人平等地位受到限制。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多为公用垄断性经济组织（强者），接受格式条款一方多为一般的消费者（弱者），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距造成了双方实质地位的不平等。在一般的合同解释中，如果个别商议的条款与一般条款不一致的，个别条款优先于一般条款，因为个别商议的条款经过双方个别协商，充分反映了双方的意志。

而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是由一方预先制定的，仅反映了一方的意愿，非格式条款则是双方协商议定的，反映了双方的意志，因此，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信非格式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这既贯彻了合同自由原则，又体现合同正义原则。且《合同法》第41条也明确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约定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而在本案中，法院未区分《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亦未考虑到同一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冲突时，非格式条款优先适用的规则，故，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非格式条款，即《合同》第5条第1款规定的以桩基检验合格一个月内付清货款的付款方式。

合同解释 篇4

关键词：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一物数卖

一、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法条含义

(一) 债权人的范围界定

债权人应当界定为广义债权人, 即包括基于物权变动请求支付或是登记的债权人。有的学者认为第6条的债权人为普通债权人, 此条款肯定了“意思主义模式下”的特殊动产变动规则, 即“第6条通过排除债权人向未登记的买受人的抗辩权, 重申了登记的对抗效力”。如排除代为债权人, 普通债权人的请求权等。有的学者主张第6条的债权人应当为广义上的债权人。 (1) 对于涉及特殊动产物权的债权人, 基于物权变动而产生请求交付或登记的债权人, 并不当然适用上述的抗辩规则, 这取决于债权人是否进行了登记。若进行登记, 债权人则取得可以对抗第三人的物权;若没有进行登记, 其效力与只交付未登记的买受人一样, 均不可以对抗基于此特殊动产下的其它登记的物权人或是用益物权人, 此时债权人与买受人地位一样, 均产生不完全的物权, 不会产生所谓的“对抗”问题。意思主义模式自身会带来物权和债权无法区分的弊端, 须通过登记制度来区分。第6条的债权人应当界定为广义上的债权人, 即法律没有特殊指代即为一般规定, 否则易导致对法律理解的偏差、歧义和法律体系的矛盾。

(二) 善意第三人的认定

第6条规定债权人以善意第三人进行抗辩, 应当对条文中善意第三人作出认定。根据善意第三人制度的规定, 买受人主张为善意第三人, 应当满足一定条件。在本条款中债权人能否援引自己为“善意第三人”争议点有二:一、出让人是否为无权处分?二、善意买受人是取得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基于第一个问题,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模式, 在合同成立后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一个物权变动, 善意债权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订立买卖合同, 推定转让人为有权处分。虽然债权人的推定因为缺少出卖人占有要件, 其推定具有效力瑕疵的。 (2) 但是出让人的出卖行为确实为无权处分下的合同行为。对于第二个问题, 善意买受人是否取得特殊动产的所有权, 这属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范畴, 即对于特殊动产的变动, 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 但只进行了登记未交付, 物权是否转移, 关键在于“交付”能否对抗“登记”;在于判定买受人与债权人究竟谁取得了完整物权, 而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可以对抗买受人的完整物权问题。而这正是本条规定不能以善意第三人进行抗辩的争议点与核心所在。

二、特殊动产合同履行规则之法条内涵

(一) 须买卖合同有效

依第10条文义解释, 一物数卖引起的多方主体要求履行合同先后顺序的规则, 其隐含的逻辑前提为“合同合法有效”, 而后才产生合同履行问题。反之, 何来对买受人要求履行合同的先后判定之分?因此, 非合法有效的合同基础不能适用第十条。一、效力待定的合同、第52条规定的因恶意串通、以及欺诈胁迫等导致法定无效的合同不适用第10条。基于合同的撤销或无效, 不会产生合同履行的法律后果, 因而无关合同履行冲突的下位问题;合同存在瑕疵, 其效力会因触犯法律或是经过相对人的拒绝而被规避掉, 因此, 合同自始无效, 无相对人请求履行之法律基础;二、可撤销可变更合同予以排除。由于合同一经撤销, 自始不发生效力, 在诉讼中一般表现为一物数卖合同履行的“前置”程序, 即只有证明合同是依法有效的或是依法变更后才产生合同履行冲突涉及到所有权变动问题。因此并不当然的将此类合同纳入第10条的调整范畴内。

(二) 无权处分下合同的排除

无权处分下的合同效力, 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无权处分合同是否有效这影响到对第10条的适用问题。 (3) 王利民教授认为, 在区分理论普遍接受的情况下, 中国不存在物权行为, 由于缺少处分权基础导致合同也应当无效;梁慧星教授认为:对于无权处分下的合同是否有效应当限定条件, 即只有在善意第三人情况下的合同, 基于保护交易安全应当认为合同有效;翟云玲教授则是从债的相对性和恶意第三人的责罚角度论证, 无权处分下的合同应为有效合同。笔者认为, 不管无权处分合同是否有效都不适用第10条的规定。因为无权处分的背后总是跟着善意第三人制度, 基于此制度的存在就不存在选择性纠纷的问题。无论第一次交易的买受人如何, 物权即为归于善意第三人, 前手无法要求出卖人进行产生物权变动履行。

三、物权变动理论与合同履行顺序之衔接

学界通说认为两者关系的衔接点为区分理论, (4) 这种理论可以说是萨维尼对私法体系下的重要贡献。 (5)

(一) 第6条为第10条合同履行顺序的基础

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6条的分析, 如果此条款只涉及一个合同, 即债权人为普通债权人时, 两个法条之间无合同冲突实质联系。将债权人界定为广义上的债权人, 不仅符合解释理论的合目的性, 同时可以产生债权上意义上一物二卖履行之问题。第6条规定禁止援引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已交付未登记的买受人, 通过文义解释即可得出这样一种逻辑:“交付”可产生对抗“登记”的完整物权效力, 有此可得, 物权法司法解释对已登记未交付物权效力的否定, 在对应的负担行为效力上, 应顺从逻辑体系规定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债权领域涉及物权变动的合同冲突解决机制上, 即拒绝“登记但未交付”合同要求交付标的物的债权请求。这种处理模式正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4款规定的一物数买情况下合同履行之顺序, 恰恰符合了第6条的物权变动理论基础。

(二) 第10条是第6条物权变动情形下的合同实践

第6条否认善意第三人基于有效合同与登记事实行为取得完全物权的情形, 在物权变动上确立了特殊动产“交付生效, 登记不能对抗交付”的物权变动模式。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只有登记没有交付的法律合同是大量存在的。比如机动车出卖人先将机动车交付给第一买受人, 之后与第二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虽然有学者认为, 根据《机动车登记条例》规定, 机动车的登记应当以占有机动车为前提, 所以, 不可能发生已经为一个买受人办理了机动车移转登记却被交付给其他买受人的情形。但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因占有改定等原因而发生实际交付与登记的分离, 所以交付和登记都可能是当事人选择的公示方法。 (6) 除此之外, 特殊动产一物二卖合同最多的表现为小船的一物二卖。此种情况下更能体现出交付与登记这两种事实行为的分离和引发的法律冲突, 即交付的有效合同与登记的有效合同两者之间请求履行权利的冲突。

四、重申中国意思主义下的特殊动产物权变动

物权法第24条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进行明确规定, 即“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于我国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的思维惯性影响, 导致众多学者对其理解错误。交通运输工具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模式亟待证明, 即“特殊动产的物权自合同生效时物权发生变动, 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物权法》第24条只规定了交通运输工具的物权转让不登记不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 但未规定此状态下何时发生物权变动。对《物权法》23条与24条之间的关系分析, 能从立法上证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依据《物权法》第9条与23条的规定, 物权的变动公式为双方达成合意并进公示 (动产交付, 不动产登记) , 交付与登记均是物权变动的有效要件。第23条之但书规定应为第24条规定内容, 即第24条的变动规则不适用第23条之规定。因为如果把物权何时生效援引23条抗辩的话, 则24条毫无意义。如若特殊动产适用23条交付生效, 则完全没有必要规定登记的效力, 因为交付就可以对抗第三人。而24条规定登记对抗的效力, 在于把特殊动产从动产变动规则中摘除, 致使其适用其它的变动模式。而这种模式则为“意思主义”下的物权变动规则, 即双方当时达成合意后物权发生变动, 但是不登记不可对抗第三人。因此, 我国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为区别于“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意思主义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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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宗录.登记对抗主义下多重所有权变动论[J].法学论坛, 2015, (6) :141-148.

[3]冉克平.论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兼析法释 (2012) 8号第10条的得与失[J].法学评论, 2015 (4) :153-162.

[4]石冠彬, 江海论.物数卖合同效力与买受人权利救济[J].法律科学, 2014 (5) :150-159.

[5]周江洪.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之法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评析[J].苏州大学学报, 2013, 4:73-81

买卖合同解释 篇5

《买卖合同解释》与司法考试

每个领域均有其王者。买卖合同是合同之王。所以呀，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现在又有了《买卖合同解释》。将来还会出现《电子商务买卖合同解释》、《网络虚拟财产买卖合同解释》、《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关于器官移植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调整买卖合同的法律规范。

2014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于2014年7月1日生效。2014年的司法考试不会直接考到《买卖合同解释》，但很可能间接考到它。因为《买卖合同解

释》确立的规则多为民法领域的通说观点，在涉及买卖合同的司法考试考题中，出题人也许会不由自主地考察到《买卖合同解释》确立的规范内容。

《买卖合同解释》制定的规范可大别为三类：第一类，前所未有的规范。如：①保留所有权买卖；②送交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第二类，对此前规范的细化与补充。如：①在途货物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②买受人及时检验并通知的义务；③动产一物数卖中的实际履行规则；④试用买卖。第三类，对此前规范的修改。如：①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②买受人检验并通知的合理期间与最长期间。

根据司法考试的规律，前所未有的规范和对此前规范予以修改补充的规范皆为司法考试的重中之重，加之许多朋友十分关心该司法解释。钟某不揣浅陋，结合司法考试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理解，拟陆续对《买卖合同解释》的几个最重要制度予以解读，期能有助于各位朋友 的备考。喜兮乐，快兮爽！

一、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

《买卖合同解释》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规则内涵

《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规定的意思是：若无其他效力瑕疵，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有效，但是所有权变动的效果效力未定，但善意取得除外。

这是对《合同法》第51条规则的修改。是《物权法》第15条规定的区分原则的延伸与扩展。

二、规则的准确把握

《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的内容包

括以下几个层次：①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有效，不因买受人善意或恶意而受影响。②若买受人为恶意，即使买卖的动产已经交付或者不动产已经办理过户登记，其所有权变动的效果仍为效力待定。如果在合理期限内权利人追认或者出卖人取得处分权，则所有权自交付或者登记时发生移转。反之，如果经过合理期间权利人拒绝追认或者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则所有权不能发生移转，买受人不能取得所有权。③若买受人为善意，且符合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构成要件的，买受人直接依照法律的规定善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反之，买受人虽为善意，若不符合善意取得动产所有权的构成要件，则即使动产已经交付或者不动产已经办理过户登记，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仍为效力待定，须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取得处分权，才能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④如果因为出卖人欠缺处分权致使买受人不能取得所有权，因买卖合同有效，买受

人有权对出卖人主张违约

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

甲将相机交给乙保管，乙擅自将该相机以自己的名义出卖给知情的丙，并交付相机。①乙、丙的买卖合同属于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因无其他效力瑕疵，乙、丙的买卖合同有效。②虽然乙、丙的买卖合同有效，且已经完成了相机的交付，但所有权变动的效果仍为效力待定。如果甲追认或者乙取得处分权，甲的无权处分得到补正，丙溯及至相机交付之时取得相机的所有权；反之，如果甲拒绝追认或者乙不能取得处分权，则丙确定不能取得相机所有权。③如果因为乙欠缺处分权致使丙不能取得相机的所有权，丙有权对乙主张违约责任或者解除买卖合同并要求乙承担损害赔偿。④须注意：根据《买卖合同解释》第30条的规定，违约责任适用“过错相抵”。因为丙为恶意受让人，对于乙之违约的发生也有过错，所以，在计算

乙的违约责任时，应相应扣减乙的赔偿数额。

夫妻甲、乙婚后购买一套房屋，登记在甲名下。未经乙同意，甲以自己的名义将该房屋出卖给不知情的丙，并给丙办理了过户登记。①根据《物权法》第97条，甲、丙间的买卖合同属于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但处分权的欠缺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故甲、丙的买卖合同有效。②如果符合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构成要件，则丙直接依照法律规定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③如果不符合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构成要件，虽然已经完成了房屋的过户登记，但丙能否取得房屋所有权仍属于效力未定，如果乙追认或者甲取得处分权，则甲的无权处分得到补正，无权处分转化为有权处分，丙可取得房屋所有权；反之，如果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且乙拒绝追认或者甲不能取得处分权，则丙确定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④若因甲欠缺处分权致使丙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因买卖合同有效，丙有权对甲主张违约责任；或者丙享有法定解除权，可解除合同并请求甲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立法理由

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受一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强烈影响。①由于法国采用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故法国规定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②由于德国采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且将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区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所以，德国民法规定，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其负担行为有效，处分行为效力待定，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取得处分权的，物权行为自始有效。③我国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这位我国将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规定为有效提供了制度空间。

《合同法》第51条规定，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效力待定。这一规定固然注重了对所有权的保护，其缺陷是至为明显的：①若权利人拒绝追认或者处

分人未取得处分权，则合同无效，受让人只能对处分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而不能主张违约责任，这不利于善意受让人的保护。②造成了体系违反。《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使得《合同法》第150条规定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几成具文。

随着认识的深入，《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不妥当性至为明显。特别是《物权法》第15条规定了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变动的区分原则，根据区分原则，在法律效果上应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效果。区分原则的确立使得《合同法》第51条的问题更为突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故有《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的问世，首先在买卖合同领域有所突破。

四、最后的强调

真理向前半步就是谬误。当前，我国通说观点不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所以，《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不应理解为德国模式。而应理解为：因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有

合同解释 篇6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法律解释；推理方法

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大中小型企业的也在不断的增多，进而也相应的增加了劳动法律纠纷。针对于用人单位的劳动法律纠纷问题主要运用《劳动合同法》中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和解决。因此，针对于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性问题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以促进相关的劳动法律纠纷良好的解决。

1劳动合同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解释及推理问题

1.1法律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由于劳动合同法律法规中的一些法律概念本身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其面临着一些解释和推理的问题。然而法律解释在劳动纠纷中是非常重要的，法律解释人员只有根据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进行解释，才能够维护劳动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因此，针对于相关法律条款的解释和推理的问题，需要法律解释人员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用有力的语言去证明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这是在现阶段解决法律概念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方法。

1.2劳动争议案件具有庞杂性

由于一些劳动争议案件非常复杂，在实际的推理和法律解释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由于法律本身存在着缺陷，进而也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像一些劳动纠纷案件，纠纷双方法律解释人员从自方的利益出发，从不同的角度都能够给予合理的解释，这就为案件的审理增加了难度。由此可见，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所产生的问题主要就是价值定位的问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案件的最终良好审理。

1.3法律实施中存在着意义歧义和推理方法差异

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性问题还表现在意义上的歧义和推理方法上的差异。针对于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很多存在着意义上的歧义。这些问题的存在，给司法解释带来了很大的难题，虽然劳动合同法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意义歧义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但是，这类问题仍然存在。另外，推理方法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不同的法律解释人对同一个法律条款的解释是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推理方法上存在着差异，这也就导致了法律在适用方面存在着很多歧义和无法解释的情况。

2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上具有主动权

目前，针对于各个用人单位的书面劳动合同，都是有用人单位提出的，并且应聘者只能选择接受，这也说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方面具有主动权，并且具有绝对的强势，很多企业通过拟定不合理的劳动合同，进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当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劳动合同为自己辩解，即使在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也难以改善劳动者的被动地位。导致这样法律适用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2.1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薄弱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宣传法律知识，尤其是对一些劳动合同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大力的宣传，但是我国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仍然相对比较薄弱，在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2用人单位过于强势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着的问题就是劳动力过剩，相应的就导致了企业在挑劳动者，而不是劳动者在挑企业，进而针对于劳动合同中的一些霸王条款，劳动者只能选择被动接受，相应的可以使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合同的相关条款对劳动者进行挤压和侵权。

3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的法律适用性问题

3.1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有交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针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问题，很多的用人单位认为，用人单位不应该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费。而很多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应该给其交纳全部的保险费。上述的2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这说明，用人单位需要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费，但是交纳多少保险费用，需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像一些高危险的行业，一般用人单位需要全额为劳动者交纳保险费，而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一般用人单位交纳大部分，由劳动者交纳小部分。如果在实际的工作中，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那么劳动者就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这样才能够保证劳动者在工作中权益的良好维护。

3.2劳动者传统观念影响到交纳社会保险

另外，由于很多劳动者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养儿防老，不需要再交纳社会保险，劳动者这种传统的观念影响到了社会投保率。这种做法严重的影响到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如果我国社会投保率过低，在日后甚至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因此，在我国的相关劳动合同法律法规方面，明确规定，劳动者应由劳动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交纳社会保险，最大程度的确保劳动者的利益。

4结束语

本文针对于劳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了解到，在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一些问题是由于法律本身的性质所导致的，另外很大一部分问题是由于法律解释人员的解释方法和推理方法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的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性问题，都需要将劳动合同法律进一步进行完善，并且法律解释人员需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能够在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方面做的更加合理，进而维护劳动合同双方的合法权利，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嘉，范围.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模式论——从《劳动合同法》的视角解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06）.

合同解释 篇7

近年来, 超市业在我国迅速发展, 为方便消费者, 越来越多的超市推出了智能化自助寄存柜这一新型服务。自助寄存, 是一种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完成的寄存行为, 其流程一般为:寄存人按“存”钮;自助寄存柜提供密码条;寄存人取出密码条;自助寄存柜某一格柜门弹开;寄存人放入物品并关上柜门;寄存人购物完毕输入密码或扫描条形码;自助寄存柜再次弹开柜门;寄存人取出物品。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寄存服务, 这一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使超市在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方便了顾客。但是这种服务也引发了相关的法律问题, 即自助寄存物遗失的损失由谁承担?2002年上海市民李某与上海某超市之间有关寄存物遗失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曾引起广泛的关注, 最终法院将双方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寄存柜借用合同, 消费者自己承担自助寄存物遗失的全部损失。此后, 有关超市自助寄存物遗失的纠纷时有发生, 而且法院的裁决结果及理由均不尽相同。比如, 在2007年王某诉中关村某超市案中, 超市承担500元的赔偿责任;在2009年周某诉无锡崇安区某超市案, 超市免责;在2009年王某诉苏州金阊区某超市案中,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消费者获赔2000元。实践中的意见不一也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热烈讨论。现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事实认定方面, 即顾客与超市之间的关系为保管合同还是借用合同。本文对现有的实践及理论分歧进行总结, 并试图通过从合同解释的角度, 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有关自助寄存法律性质的观点

(一) 附随保管义务与合同关系之争

1. 附随义务说。

有观点认为自助存包为商家附随的保管义务。进入超市不能随身携带物品是行业惯例, 此惯例系超市提出, 受惠的也是超市。超市所承担的附随义务中应当包括保管义务, 适用《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

2. 独立合同说。

有观点认为自助寄存的法律关系性质为独立的合同。主要理由有:第一, 自助寄存柜相当于“电子代理人”的地位, 能够在经营者设定的相关权限 (程序) 范围内代其实施法律行为, 和消费者“独立”订立合同;第二, 要约承诺理论是将自助寄存关系认定为合同的最有力的证明。顾客将寄存物品放入寄存柜后寄存柜的关闭则应视为交付行为;第三, 如果将自助寄存认定为基于买卖合同而产生的附随义务, 在实践中不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

此外, 现实生活中, 毕竟有些顾客存包后并未实际购物, 在买卖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 就无法解释超市的附随义务。因此, 笔者比较赞同将自助寄存的性质认定为独立的合同关系。

(二) 借用合同与保管合同之争

1. 借用合同说。一些学者和法院判决认为超市自助寄存法律关系不宜认定为保管合同, 而应为借用合同。主要理由如下:

(1) 顾客将物件存入箱内, 但此不能被自动化系统所识别, 不具有受领要素, 无交付意义, 当然也不发生交付效力。因而, 超市无法对原告物品进行控制占有, 不符合保管合同保管物转移占有的特征。

(2) 密码条应认定为超市把自助寄存柜借用给顾客的凭证而非超市出具的保管凭证。自助寄存柜是不能被移动的设备, 交付密码条意味着交付柜子。

2. 保管合同说。与“借用合同说”相对, “保管合同说”主要有以下理由:

(1) 虽然自助寄存柜不能受领, 但其识别功能与其法律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技术问题, 后者是一个法律问题, 不能因为技术性原因而影响对法律属性的认定, 况且这种技术原因完全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如增设摄像头加以克服。

(2) 柜内对象由超市实际控制。当顾客将物品放入寄存柜后即离开, 也就丧失了对物品的占有, 即使顾客掌握着开启寄存柜的密码条, 他也不能在事实上占有寄存柜。相反, 超市可以不通过寄存人而直接打开柜门, 在特殊情况下, 超市还可以不通知顾客而转移物品。

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 是为了在物品丢失的情况下确定责任。在法律后果方面, “借用合同说”认为, 借用仅限于无偿使用。保管义务被排除, 因此, 物品丢失超市不负责。相比之下, “保管合同说”则着重论证双方的保管合同关系, 由于保管合同为有名合同, 自然得出超市负有保管义务的结论, 因此物品丢失超市应负责。

三、对超市保管义务存在的论证

超市寄存柜是自动化机器, 其接受输入的自动化程序, 可以视为超市的意思表示。因此, 超市设置自助寄存柜即为要约。至于顾客, 在超市特定的环境下, 其默示的作为构成承诺的意思表示, 应无异议。因此, 自助寄存的法律关系首先应为独立的合同。

关于“保管义务说”和“借用合同说”, 从上述实践分歧及理论争议可以看出, 两种观点都把论证的重点放在了事实认定方面, 对自助寄存外部特征的解析都很详尽。保管合同是要物合同, 现实中, 自助寄存柜确实没有理想的识别能力, 认定为典型的保管合同不满足成立要件。而借用合同对于我国《合同法》来说是无名合同, 即使认定为借用合同更合法理, 但下一步的法律适用则面临更大的问题。因此, 界定自助寄存的合同类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品丢失的责任归属。私法自治的理念要求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的合意确定, 在当事人的合意不清楚时, 首先需要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因此, 下文围绕着合同的解释展开论述。

(一) 格式条款的效力

在超市自助寄存中, “寄包须知” (1) 为要约的内容, 但其中没有明确究竟谁负有保管义务, 其中唯一相关的一条是——“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 责任自负”, 合同存在漏洞。所述条款由超市事先贴在自助寄存柜上, 拟定时没有与顾客协商而单方确定。因此, 该条款为格式条款。

1. 格式条款的解释及内容控制。

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后, 首先应当进行合同解释, 格式条款面对的是普遍的大众, 适用范围广泛, 于是, 应该摒弃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个别意思表示, 更多地注重解释的客观意义。主要体现在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客观性和利益衡量的客观性。

(1) 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客观性。探求当事人真意是合同解释的基本指导方针, 但在解释格式条款过程中所探求的当事人真意不能以作为特定合同相对人的单个顾客的理解为标准, 而是要以该格式条款适用范围内的群体一般的、合理的、正常的理解为标准。在自助寄存合同中, 一般顾客的正常理解能力是:同人工寄存相同, 保管员疏忽大意、擅离职守后果由超市承担一样, 寄存柜出现问题也应由超市承担责任。因此, 正常情况下, 一般顾客不能理解物品丢失超市不负责任的说法。

(2) 利益衡量的客观性。在格式条款解释中, 尤其应该强调利益衡量的解释原则, 因为在以充分的契约自由为前提之下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状态被打破, 失去利益平衡担保, 需要补救措施, 并且格式合同的使用人占据有利地位, 需要一种衡量机制以矫正条款内容的偏差。超市是格式合同的使用者, 自助寄存和人工寄存都是增加利润的手段:首先超市的工作人员无需在结账时对消费者所购物品与消费者自身携带的物品进行区分, 提高了购物的效率;其次超市无须采取进一步的防盗措施, 节省了诸如磁条、监视设备的使用。而存包要求建立在对顾客人格的否定之上——即认为所有顾客都是潜在的偷盗者。不尽合理, 但因为从另一个方面说, 存包才能进超市, 是超市选择安全的交易对象的权利。因此, 超市要求顾客存包是合理的, 但在此基础上认为其对物品丢失不负责, 无疑是过分照顾了超市的利益。

通过以上解释, 可以看出超市提供的格式条款, 造成使用人和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明显的不公平。根据《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无效。”因此, 该条款无效。

2. 格式条款无效时的合同效力。

根据法律行为基本理论, 法律行为内容的一部分无效, 原则上法律行为全部无效。笔者认为, “部分无效, 全部无效”的基本法律规则并不能适用于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格式合同并不是双方自由协商达成的, 只是一方意思的体现。之所以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如果接着认定整个合同无效, 就使得相对人期望的交易目的难以达成, 不仅不能保护弱者, 反而对相对人不利,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还是期待合同的履行。因此, 为了实现利益平衡的初衷, 在格式条款无效与合同效力的问题上, 应该确立“格式条款的部分内容无效, 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原则”。对于因条款无效而留下的漏洞, 再适用任意性规范或者补充性解释进行填补。

(二) 合同漏洞的填补

鉴于现实中自助寄存柜安全系数不够, 必然需要当事人另外承担看管义务。通过上述论证“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 责任自负”是不适当加重顾客责任的格式条款, 适用《合同法》第40条 (2) , 该条款无效。而“存包须知”中的其他条款都与保管义务的归属无关, 所以, 就保管义务的归属, 合同存在漏洞。因此, 首先应当依据适用于这种合同的任意性法律规范进行补充。其次, 便是对合同进行补充性解释, 推测当事人的意思, 填补合同漏洞。

1. 任意法不能适用。

上文提到, 法官援引租赁合同有关规定, 正是为了运用该任意性规定补充合同漏洞。自助寄存合同确实包含一些特殊的附属因素, 因此, 《合同法》分则中租赁合同的任意性规定对于新兴的自助寄存柜可能会不合适。这些特殊的附属因素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

借用合同一般是借用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主动要求取得出借物的使用权, 而在超市中, 顾客存包是被迫的, 顾客相对于超市, 是弱势的, 单个顾客无力与超市行业的既成惯例相对抗, 超市都不允许带包顾客进入, 顾客无力反抗, 为了进入超市, 只能为了表明自己的诚信而存包。顾客愿意脱离对包的控制, 显然建立在包的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租赁合同的任意性规范不能用来补充自助寄存合同的漏洞。

2. 补充解释。

由于《合同法》分则没有“最相类似”的规定供参照, 只能适用总则的抽象规范。由此适用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 解释保管义务的配置问题。由于该条比较抽象, “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原则”等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 在此借鉴德国的理论学说, 补充解释的标准应该是“可推测的当事人意思”, 在探查可推测的当事人意思时, 不应以当事人在考虑到有关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会作出的约定为惟一标准, 该意思并不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想法所决定的, 而是由法院在依据客观情形作利益权衡的基础上得到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自助寄存合同存在保管义务归属的漏洞, 由于该合同的目的特殊, “可推测的当事人的意思”同任意性规范不一致, 从而租赁合同的任意性规范不适用;因此, 通过补充性解释可以解释出超市的保管义务。

四、超市责任范围的界定

研究自助寄存合同的性质和目的, 是为了在物品丢失的情况下确定责任。因此, 下文将物品丢失的原因类型化, 不同的类型适用不同的责任。

由以上分析可知, 顾客有权利要求超市承担保管义务, 不同于一般的保管合同, 不是由寄存人享有契约利益, 而是由保管人超市享有契约利益——如上所述, 存包使超市增加了利润。因而, 当基于契约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改变了某一契约的固有属性时, 法定责任随着利益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变:不再享有任何契约利益的寄存人的责任止于故意, 而保管人的责任则由扩大至过失。其次, 考虑合同是有偿还是无偿, 寄存实际上是有偿的, 因为在商业营业场所, 营业所得利润已包含了超市替顾客寄存物品而应由顾客支付的费用。

由此看出, 不仅契约利益归于超市, 而且超市负担的义务有偿, 因此, 除了下列情形、不可抗力以外, 超市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完全因顾客的过错造成物品丢失的事实,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顾客未关箱门; (2) 将其放在其他箱内; (3) 密码条遗失后包被不法者捡拾取走; (4) 不遵守操作规程 (如顾客中途取物, 用密码条打开箱门拿出包中部分物品后又关上箱门。而密码条只能使用一次, 此后寄存柜认为该箱已空, 别人再按“存”钮可能弹开箱门) ; (5) 上当受骗, 如不法分子用计将事先准备好的密码条与顾客的调包, 后取出箱内物品。 (1) 、 (2) 情形出现时, 经过上文论证, 超市负有保管义务, 因此该合同是要物合同, 需要交付受领。顾客未关箱门或未将物品放在指定的箱内, 则合同未成立, 超市一般无责任。 (3) 、 (4) 、 (5) 情形出现时, 均造成超市不能控制之危险, 因此超市不承担责任。

合同解释 篇8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内涵解析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 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 其最早见于1537年的一个英国判例——威廉.吉朋诉理查德.马德一案, 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 应对使用者不利益的解释”, 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纳。

关于疑义解释原则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虽略有不同, 但基本一致, 系指“在当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于格式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且保单用语可以做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 应当依据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 亦即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精神实质解读

任何制度设计都有其初衷和宗旨, 都有其背后的客观依据。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产生和存在自然离不开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从我国《新保险法》第30条规定可以看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基础和目的, 系基于保险合同为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 实际上是合同解释中的格式合同解释在保险法中的具体应用。从形式上看可能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利而对保险人不利, 但实质上分析是有其道理的, 其合理性建立于保险合同中的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此原则是对这种保险合同双方因实质的不平等这种可能导致结果实质不公平诱因的调节, 以努力达到实质的公平。

首先, 保险合同签订时双方信息是不平等的。在保险合同中, 作为保险人的一方因其具有专业性, 有足够的智力资源和资金保障去获取有用的信息, 在长期的经营中逐渐获得如何规避保险责任的经验。因此, 保险人在签订合同中存在利用这些信息极大维护己方利益的同时有意促使保险合同相对一方处于不利态势的可能。

其次, 保险合同双方对法律知识获取能力有差别。保险公司经济实力雄厚, 他们可能专门设立自己的法律事务部门来提供法律服务。而相对的,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一方往往获得法律知识的能力较弱, 他们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力支付高昂的律师费。获取法律知识的能力不同导致双方的起点不公, 在起点不公的情况下签订保险合同尽管表面上合乎现行法律的规定, 但却造成了实质不公平, 明显不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最后, 发生纠纷时双方的谈判能力也是不对等的。发生纠纷时, 同样会由于经济力量的悬殊, 保险人方面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到必要的法律和其他专业的中介性质服务, 而投保人方面往往无法获得这些帮助, 并且此时处于投保人遭受损害之后, 经济力量最薄弱之时, 这就使得双方对合同解释能力以及论证其解释是否更加合理的能力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放任双方自由谈判, 则必然损害投保方的利益。同时在我国, 通过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方式保障人们的生活能力尚不具备, 市场中的保险行业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 规定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也符合政府对保险业作为特定社会组织应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的利益考量。

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

我国《保险法》规定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该规定对于保护保险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支撑, 有其积极作用,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似乎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在司法实务中, 由于该原则的规定过于笼统, 导致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被适用于一切合同纠纷争议中, 错误地适用于保险合同的一切条款, 并且将该原则作为解释保险合同的首要和唯一的原则。这显然有悖于立法者的真实意图, 既缺乏理论依据, 又违背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 既会造成对保险业的极大打压而阻碍其健康发展, 有悖于该原则“拓展保险承保领域, 并因此提高商业交易的有效性和涵盖范围”, 对社会整体不利, 又可能造成一些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因此,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应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 正确界定其适用范围和条件。

(一)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

首先,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有当保险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存有疑义时方可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误解, 只要双方存有争议, 就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但是“疑义”并不等同于“争议”。疑义是指在合同条款中确实存在无法清晰、准确地确定其真实意思, 从而导致在同一时间, 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 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同时, 有疑还是无疑, 不是站在当事人双方任何一方的立场上理解, 而是站在一个理智的正常人立场上而理解, 要求法官作为“普通人”在阅读合同时对其含义“诚实地产生歧义”。而且对于基于条款以外的原因产生的疑义该原则是不适用的。

运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要求:第一, 若保险合同的用语明确、清晰没有异议, 没有解释保险合同的余地, 就不能适用疑义利益原则;第二, 若保险合同有文义不清的条款, 但是经当事人的解释而被排除, 也不适用该原则;第三, 保险合同用语经过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也不适用该原则;第四, 被保险人对于疑义产生须承担责任, 不适用该原则。

其次,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具有“辅助性原则”的特征, 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以及保险合同的其他解释原则适用是其适用的前提和基础, 即“按照《合同法》的精神, 也参考美国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精神, 只有当疑义条款用所有可行的解释原则都无法清楚双方当事人的纠纷时才最后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但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其他解释原则仅限于其他法定解释原则。原因在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仅为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途径, 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 而且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具有绝对性, 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 以对保险合同任意做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二)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

1、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限用于被保险人是弱者的保险合同。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基础和目的是基于保险合同的一种格式合同, 并且由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缺乏保险业务知识, 在交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当保险条款存在歧义或者模糊时,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就成为必要, 也就是立法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但在保险实践中, 除了大量的由拥有优势谈判地位的保险人拟定并在“取舍听便”的基础上销售给被保险人的格式保单以外, 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 由经验老成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 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商业保险合同, 此时疑义解释原则能否适用呢?本文认为, 我们应结合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的保险人仍处于主导地位的实际情况, 并考虑到我国保险市场在成熟程度、规模程度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差距, 此时可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让其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双方的实力强弱, 并将保单为手写保单、被保险人与保险人总体谈判能力相当等作为考虑因素。

2、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适用于保险人制定的格式条款合同。

2009年新《保险法》规定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 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从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基础和目的, 系基于保险合同为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 实际上是合同解释中的格式合同解释在保险立法中的具体应用。

作为格式合同条款, 保险合同条款与其他一般性的合同条款不同, 不是由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商定, 而是由保险公司指派从事保险业务的专业人员拟定的, 这就造成一方“谈判地位的缺失”。其内容纷繁复杂、专业化程度极高, 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 不但投保人通过与保险公司协商而变更合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甚至对于投保人来说, 读懂合同条款、弄清合同条款含义都有极大难度。基于这样的前提, 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做到合同条款语句简单明了、含义清楚, 导致可能产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 在此情况下对于保险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做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是完全恰当的。

参考文献

[1]李秀芬.论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J].法学论坛, 2008 (1)

[2]Clack.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Lloyd&apos;s of London Press, 2007

合同解释 篇9

一、认购书为预约合同, 违反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现行商品房买卖过程中, 一般都采取先签订认购书再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操作模式。通常来说, 商品房买卖双方认购书的目的主要是约定, 由买方支付一定数额的定金, 以担保买方及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由于签订认购书后还要签订一个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因此有关认购书法律性质一直存在颇多争议, 在理论上存在预约合同说、商品房买卖合同说等观点, 在实践中人们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合同法司法解释三》明确规定了认购书属于预约合同, 对于商品房买卖认购书性质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 公布后, 司法实践中对具备一定条件的认购书被认定为是商品买卖合同。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5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 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 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对于不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内容的认购书的性质,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由于对认购书的法律性质, 长期以来认识并不统一, 进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首次明确了认购书的法律性质, 根据该解释第2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 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 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 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 认购书属于预约合同。认购书签订后,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认购书约定的义务, 对方有权要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笔者认为, 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 违反认购书约定应当按照以下两个原则处理:一, 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 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 (即买方违约无权要求退还定金, 卖方违约双倍退还定金) , 同时, 若依照定金的规定处理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 守约方还可以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二, 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 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 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了认购书属于预约合同, 同时, 也加大了对违约方的惩戒力度, 一旦违反认购书的约定, 守约方不但可以要求按照定金法则处理, 而且可以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因此, 对交易双方而言其违约成本都有大幅度提高, 在签订认购书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二、无权处理合同不再是效力待定

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 无处分权的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处理他人财产, 只有在得到权利人的追认后方可有效, 否则, 该买卖合同无效。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 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也日渐显现。无权处分被认定无效后, 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 甚至无法向出卖人 (无权处分人) 主张违约责任, 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 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 请求赔偿信赖利益, 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原本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 却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 既无法保障交易安全, 也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

为了解决无权处分合同被认定无效带来的弊端,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对无权处分合同做了重新界定。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换句话说, 今后无权处分合同在未得到权利人追认的情况下法院不再确认该合同无效, 除特别约定外, 无权处分合同自双方签字 (或者盖章) 时即发生法律效力。无权处分合同不再确认无效的情况下, 善意第三人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第2款接着又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 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无权处分合同不再确认无效, 并不代表无权处分人得不到法律处罚, 善意第三人完全可以依法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针对效力待定合同的新规定, 势必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影响。首先, 对于卖方来说, 只要能确保不影响交房及产权过户的情况下, 可以提前与买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实际上突破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的限制。因为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的规定, 若卖方隐瞒没有预售证、所售房屋已抵押等权利瑕疵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则除购房人可以解除合同外, 卖方还应向购房人支付不超过购房款一倍的赔偿金。其次, 对于买方来说, 今后卖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买方不能再以卖方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这就要求买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重视违约责任条款的设计, 以便在卖方不能办理过户时追究其违约责任。

三、有关分期付款的新规定

在商品房买卖中分期付款是经常采用的付款方式之一, 但《合同法》却仅仅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 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至于何为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交易中如何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等诸多问题《合同法》并未涉及。由于缺少法律规范, 分期付款交易中经常出现纠纷就在所难免了, 有鉴于此, 此次《合同法司法解释三》对分期付款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笔者归纳起来, 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点。

一是, 明确了分期付款买卖的含义。《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8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 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也就是说, 分期付款仅指分三期以上的付款方式, 今后分两次付款不再视为分期付款。二是, 突出了对买方权益的保护。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9条第1款规定:“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解除合同时可以扣留已受领价金, 出卖人扣留的金额超过标的物使用费以及标的物受损赔偿额, 买受人请求返还超过部分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 针对标的物没有约定使用费的情况, 该解释又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使用费没有约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当地同类标的物的租金标准确定”。

合同解释 篇10

一、通知送达方式

权利人在形式解除权或者抵消权时, 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将通知送达给相对人。但是通知送达有哪些方式对此问题《合同法》并未做相关规定, 但可以适当参考《民事诉讼法》中就人民法院送达法律文书的六种方式, 包括: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笔者认为其中当事人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同时随着数据电文方式在实践中的逐步兴起, 也可采取数据电文方式送达, 但是采取这样的方式送达取证时会较为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 公告送达这样的方式只能是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才可以采用。因为,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若采用公告的形式通知合同相对人时较为常见的是采用在报纸等形式, 相较于其他送达方式, 公告送达的方式相对人知悉的可能性较低。若不加以限制, 就很可能会被权利人滥用损害相对人的利益。但从公平角度考虑, 惩罚违约行为, 为了保证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在相对方为违约或者其他情形下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 权利人可以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的时候使用公告送达的方式。

二、通知是否到达的举证责任界定

当权利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或者行使抵消权的通知后, 合同相对方是否收到了通知。若合同相对人在约定的或者法定的异议期内提出了异议, 则此时无需证明是否送达。但若没有提出异议, 解除权人或者抵消权人依据合同已经解除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时, 相对人说没有收到, 此时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及《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民事案件一般采取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且此处不符合举证责任倒置及无需举证的情形。故笔者认为, 权利人在诉讼中应当一并证明曾将解除合同通知或者行使抵消权的通知寄送并送达。但至于送达后合同相对人是否知悉里面的内容, 则在所不问。送达后即使相对人不知悉解除通知或者行使抵消权通知的内容也不影响因为合同解除或者行使抵消权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异议期限分析

《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 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处规定了两个异议期, 一个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约定而形成的异议期, 一个是三个月的法定异议期。法定的三个月异议期是在当事人未约定的情形下才会适用的, 若当事人之间就此处的异议期做了约定, 那么适用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这是合同意思自治的体现。但是, 约定的异议期应当在什么时候约定合同订立时, 还是在权利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或者形式抵押权时双方做出的约定呢笔者认为均可。但是实践中, 在权利人向合同相对人发出通知后, 双方鲜有可能再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论异议期的相关事宜。故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 将异议期作明确约定较为适合。值得讨论的是, 双方若约定异议期, 那么异议期是严格的遵守意思自治, 还是应当加以限制呢若遵守按照意思自治原则, 那么当事人可以约定极短的时间, 甚至直接约定:“若出现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则合同解除, 违约方不得对解除提出异议。”这样的约定笔者认为不利于合同双方权利的保护, 但现行法并未加以限制。出于对双方当事人的最大限度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笔者认为此处双方当事人若进行约定需要大于法定的三个月异议期。

若权利人在发出的通知中载明:“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若你方不提出异议, 视为放弃异议权, 不得提起诉讼或仲裁。”能否视为约定了异议期呢笔者认为此处若是为约定了异议期, 那么就相当于强加给了相对人一项义务, 非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同时此项违反了法律的强行性规定, 剥夺了相对人的异议权利, 应视为无效。

还需注意的是, 法定异议期的三个月应为除斥期间。因为法律明确规定, 异议期后再提出的, 法院不予支持。即其异议权因除斥期间的经过而消失, 而非丧失胜诉权。此处的异议权针对的是解除行为或者抵消权行为本身, 合同相对人仅能针对解除或者抵销行为是否有效而提起诉讼, 不能针对合同本身的内容或者抵消权涉及的债务本身提出异议。

综上, 笔者认为《合同法解释二》二十四条之规定为法律人在参与诉讼过程中处理纠纷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但也应当注意防止某些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 损害相对人的利益。

摘要：合同解除权及抵消权其性质属于形成权, 其作用在于保护合同守约方的合法利益。《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在完善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同时, 也为司法实践中法律人作为一直诉讼技巧采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