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

第一篇：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

群体性事件处置案例研究

——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2008年6月28日在贵州瓮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案情回顾：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6)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6月25日，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死者家属仍表示怀疑，之后关于该女学生死因的传言开始在小县城里广泛流传。有传言说，女学生是被“奸杀后投入河中”;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另外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一时群情汹涌，全城哗然。 6月28日，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因对一名女中学生李树芬死因的鉴定结果从怀疑到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请愿，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两万多人。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事件造成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县公安局共151间办公室被烧，

1档案资料和户籍资料全部烧毁，46台车辆被烧毁、9台车辆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县公安局办公楼里存放收缴的管制刀具的房间被砸开，刀具等危险品被抢走。在这期间，闹事人群肆无忌惮地在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里打砸抢烧，使这些政权机关一度失控，后来在省、州两级武警和公安民警的支援下，才控制了局势。到6月30日，县城才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瓮安县“6·28”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瓮安事件过去几年了，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瓮安事件为何失控?当时相关部门是怎么处置的?处置方法是否得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并借鉴的。总的来说，瓮安事件处置不当的方面主要是政府未能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和相关部门未能准确抓住决策时机。

(一)政府未能及时发布真实信息。

瓮安事件就是由于一个女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的四处流传，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少数人能够煽动利用民众而造成群体性事件?据了解，在当时的瓮安，一些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党群、干群和警民关系紧张。当事件发生时，谣言四起，部分群众和学生不明真相，听信谣言，而相关部门没有及时辟谣和进行舆论引导，这时少数不法分子抓住机会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制造种种不利县公安局和县政府等部门的传言，义愤填膺的民众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爆发，产生共鸣并纷纷动员起来，最后导致严重的后果。在这里，

我们不禁要问，相关知情的政府部门为何没有及时发布事实经过，让百姓了解真相?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这是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在瓮安事件中，正是政府没有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才给了那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导致了事态的步步恶化，政府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告诉我们，在重大群体性事件面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既是政府依法行政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事态恶化的技术性措施，信息越早公开，政府便越能掌握主动。

(二)相关部门未能抓住决策时机。

这些部门主要是瓮安县公安局、瓮安县政府和黔南州政府。正是他们的不负责任、优柔寡断和胆小怕事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最终只得依靠贵州省政府领导的果断决策才最终平息事件。

(1)瓮安县公安局。正是公安机关先期处置不及时，措施不得力，才致使矛盾激化，事态逐步升级。

在6月28日下午15时30分人群聚集到县政府请愿之前，事件的矛盾双方非常明确，就是李树芬的家属和县公安局，争论的焦点也非常简单，就是对李树芬死亡原因的认定。可以说，对李树芬死亡原因的认定，只要合情合理，出示充分证据，对家属好言相劝，说服教育，必要时可以通过当地村委干部或当地有威望的人帮忙劝退，应能有效圆满地化解这次危机，这是危机消除的最简易时机也是最佳时机。但是事实上，当时的瓮安县公安机关对李树芬死亡尸检和立案问题上，不仅未能充分尊重死者家属意见，按照死者家属意见最大限度地予以

满足，而且对待死者的家属态度粗暴，甚至个别民警与死者的家属发生肢体冲突，家属在回家途中又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伤，种种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也给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绝佳素材。那些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人或是对公安机关、县政府有着积怨的人群，还有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都纷纷活动起来，事件最终步步升级。瓮安县公安局最后还给李树芬家属发送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李家在28日14时前领回尸体，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这一作为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愤怒，也进一步逼迫死者家属作出背水一战的举动。

(2)瓮安县政府。当地的县政府领导在事件发展的前期阶段不敢面对群众，逃避退缩，怕担责任，未能掌握舆论的主动性，任其发展，终失良机，酿成大祸。

瓮安县公安局属于县政府的组成部门，瓮安县政府在发现瓮安县公安局解决事件不力，或者无力解决的时候，瓮安县政府没有尽早介入，未采取积极主动地态度，一直退避三舍，不敢决策，怕担负责任。直到最后请愿人群聚集、危机形成，瓮安县政府才被动介入处理危机，但还是遮遮掩掩的态度。从发生的多次群体性事件来看，人群聚集的原因有时很简单，他们有时只是希望领导出来讲话，回答他们的问题，重视这件事情，能够承诺调查处理给个说法也就心满意足了。从人群聚集到彻底失控，存有数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领导挺身而出，在场最高职位的也就是一个副县长，这种对待民众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聚集的人们，慢慢地民众开始失望，愤怒

的情绪开始蔓延，孤注一掷的心态渐渐产生，加上那些不法分子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事态开始慢慢地演变转化，聚集的人群开始冲击县政府机关和公安局。

(3)黔南州政府。在事件逐步升级的紧要关头，州政府领导不能及时决策，等待观望、行动迟缓，失去了制止事件恶化的有利时机。

在6月28日19时左右，强制力量已经调度完毕且处于待命状态时，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赶到现场后，在外围转了一圈，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在民众打砸抢烧政府机关愈演愈烈，各种人员鱼龙混杂，肆意破坏，无法无天之时，州政府领导完全可以动用强制力量，采取强制措施，重点打击带头违法犯罪之人，绝不应该手软。试想如果当时州政府领导能够当机立断，一旦出现打砸抢烧暴力行为就果断处置肇事者，就算不能迅速制止、平息事态，至少也能震慑违法犯罪人员，让他们有所顾忌，有所收敛，也就能一定程度上防止打砸抢烧行为的蔓延;在打击带头违法犯罪人员的同时，让无关人员迅速离开群体，并打消其它人加入群体的念头。只有两边做工作，才不至于造成不明真相的群众盲从，而被那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这一方面暴露出了政府部门危机管理意识和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某些政府领导为了利益权衡的考虑，害怕承担责任，宁愿不作为，也不愿枉作为。

综上所述，贵州瓮安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当时的瓮安县治安状况差，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干群关系紧张，加上政府未能与民有效地沟通，未能及时发布最新信息，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不法分子煽动利用，各级政府部门又未能准确把握处置

的最佳决策时机，最终矛盾激化，打砸抢烧，一发不可收拾。瓮安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暴露出了现实社会中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暗示了排解矛盾纠纷对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也显示出我们的政府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缺乏;告诉我们群体性事件要及早发现介入，及时加以控制，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准确定性，加强沟通，多做思想工作，将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事件升级时应当机立断，不能贻误战机，要有的放矢，重点打击和宣传教育相结合，果断平息事态。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理论分析

2014级社会工作 王子傲炳 104042014026

摘要

随着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民众对现实生活以及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2016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也恰好反映出如今民众的经济利益诉求越来越高。首先，多起群体性事件发于同一利益诉求，如由e租宝非法集资案、高考减招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多地发生;其次，随着事件影响范围的扩大，媒体聚焦，报道增多，强化了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进而“乐于模仿类似行动以取得关注”。而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是更加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本文将以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对今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冲突 利益诉求 社会功能

一、群体性事件及其产生原因

所谓群体性事件, 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一界定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聚众性, 突出强调群体性事件的违法性和危害后果。下面列举一些2016年发生过的比较重大的群体性事件。

3月 黑龙江龙煤集团讨薪事件 5月 江苏抗议“减招” 6月 北京家长抗议毒跑道 6月 西安抵制网约车

6月 湖北仙桃抵制生活焚烧发电站 7月 多地因海南仲裁案抵制肯德基 8月 广东深圳抗议兴建垃圾焚烧厂

近几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发，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改革深化，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压力增大，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玉经济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由于受到多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使得劳资矛盾也更容易滋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也使得各方的利益更加难以协调，严重的则直接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都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且随着党内防腐工作的深入，民众越来越多地看到官员们“抢占”了许多社会资源，损害民众利益，这也不免引发民众的情绪，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但究其本源，群体事件的核心还是利益分配问题。

二、基于社会冲突理论视角的视角分析

社会冲突理论主要代表达伦多夫提出社会并不总是均衡一致的系统，冲突也并不是社会的非常态，社会具有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均衡一致的，另一面则是充满冲突的。也就是说，社会冲突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一种常态，甚至可以说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群体性事件是很难避免的。

科塞的社会冲突论认为冲突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以破坏甚至伤害对方为目的。根据这个定义，科塞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各种物质性东西的分配不均和对非物质性东西的价值判断不一致。由此看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对立的双方基于不同的价值观而产生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而引发的社会斗争，是对社会资源的诉求。

如上文列举的黑龙江龙煤集团讨薪事件。从以往的新闻事件中我们知道“老板拖欠员工工资”这类事情也不是这一时的事件，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长期的不到有效解决，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障显得不那么有力。因此，往深层次讲，这类事件的发生时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人民群众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得不到重视，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也是当前社会现实的反映，党和人民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党员究竟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值得深究，人民不相信执法部门，人民群众对党失去了信心，最终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来争取自身利益。

以社会冲突理论视角来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从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也同样地具有不可避免性。通过以上案例纵观我国近年群体性事件特征，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社会的常态，我们应该客观分析与评价，同时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其根本性的原因，它也反映了我国所处的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的背景。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本身具有冲突性质。从原因上讲，归根结底，就是物质资源分配不均，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不一致导致的。在当今社会的突出表现就是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而引发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复杂化趋势，然而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这导致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三)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指出，社会冲突有负功能亦有正功能，这取决于冲突的性质及社会群体或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一般而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负功能比较明显，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如：损害政府和国家机关形象。在当前社会中，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根源都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教育部的减招、拆迁、领导贪污等问题，人民群众对政府执政能力对公职人员办事公信力产生了怀疑，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和形象。2.破坏社会秩序。许多群体性事件是带有暴力行为的，例如打砸汽车、乱拉横幅、阻碍交通，还给周围百姓造成混乱玉恐慌，对人们的心灵产生巨大的消极的影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健康。

(四)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调节的观点，即社会冲突时客观存在且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可以从其中获得启示。既然群体性突发事件客观存在，不可避免，我们可以从社会调节的角度来探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这有利于今后预防甚至是后续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不导致进一步恶化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既然有冲突必然有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那么在处理问题时，党和政府应该牢牢抓住这一矛盾双方，成立必要的专门处理群众性突发事件的公共机关，制定必要的规则，加强立法，正确及时合理地处理各类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强建立社会的安全阀机制，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冲突。

参考文献

[1]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政法学刊》，2006年第5期。 [2]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京出版社，2001，(5)。 [3]黄建宏、肖显富：社会冲突理论启示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老区建设》2009.14;33-34。 [4]王洪、刘芳：《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分析》

第三篇：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应对研究

孟彩霞

1(1.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河南省郑州市，450053)

摘要：由于网络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对社会和谐造成一定冲击，本文分析了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措施，对构建未来和谐的网络环境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网络技术群体性事件分析措施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已经成为

[1]群众意愿的常态表达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

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 近年来，以“华南虎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

[2][3]等为代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有的虽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扰乱了网络内外秩序，甚至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一定负面冲击。探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法与应对措施，对具有潜在威胁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与政策引导，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虚拟社会环境，触使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2、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广义上指在互联网上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狭义上特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呼应，乃至可能或已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

2.1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因素：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二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如图

1)，2010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4.2亿人，居世界第一位，网络正在成为信息传输最重要[4]的渠道和舆论媒介，其影响力日益广泛和深远。

图1 CNNIC第二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目前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公众参与舆论的意识大大增强，再加上网络的方便性，都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提供

了条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在网络舆论场中意见聚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网民自由“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跟帖、回帖和点击看帖”形成“网络舆论场”的焦点事件，在网络舆论场中，围绕着公众关心的话题，网民的意见逐渐聚合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5]。

(1)公共话题聚合。网民在一些话题上聚合是公共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以目前的“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为样本分析，网络公众易于聚集到以下话题：与国际矛盾有关的主题、与官员相关的话题、与贫富悬殊有关的主题，另外还有一些是没有明确主题的事件，通过策划也可能引发一起网络群体性事件。

(2)公共舆论场出现。当大量的网络公众在某一话题上聚集，各种类型的网络公众便会聚焦围绕这一话题发表意见，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场。在公共舆论场中，各方因为利益和出发点不一致，在对公众话题讨论中所表达的意见也不同，因此，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对抗，此时公共舆论场就出现了。

(3)意见领袖出现。在公共舆论场中，各参与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当一些意见能够揭示有关公共话题的真相或表达的意见具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时，会得到很多网民的认可，主流意见就开始酝酿。有组织的网群事件中，通常会有意见领袖的存在，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在无组织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不特定的网络事件参与者会在不同阶段成为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公布和对细节的分析，起到了对广大网络民众的动员作用。

(4)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当某一议题成为网络公众共同关注的话题时，网民意见的聚合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当网络事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关注时，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传统媒体与网络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将事件推向深入。传统媒体的加入一方面可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另外可以通过对网络意见的综合，加强意见的公信力，引导舆论的方向。

综上所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论生成过程：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间互动。

2.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达诉求、舆论、发泄不满，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现象。较之传统的

[6][7][8]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诱因相对集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诱因。对外主要表现为广大网民面对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如全国范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对内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地区或部分干部，因误用、滥用公权力而损害公众利益问题的高度关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发难以预测。一个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条普通新闻，随时都可能演化成为网络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如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车检阅军训新生的照片被网友发现，校长王春秋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来“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间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负面新闻，使目前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难以准确预判。

(3)网络特征鲜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放大效应明显等特征。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瞬息可以传遍全国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终成为重大社会事件。如广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广元旺苍县11个乡镇的68000多株柑桔树发生大实蝇疫情，仅占全县柑桔总数的8.9%，蛆果率仅为1%左右，但在网络的传播和无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虫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竟然变成全国性事件

(4)网络内外互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源起于现实事件在网上的传播，网民意见的集聚反过来又对现实事件推波助澜，并掀起更大规模的网上关注。如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罢

运事件，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后经互联网传播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形成现实中全城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运，以及网络上以出租车运营为主要话题的大范围讨论。

(5)参与主体日益呈现出非利益相关性。传统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一般为事件的利益相关方，如一些地方农民工为讨薪而自发组织围堵开发商。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借此机会实现某种意愿的表达或发泄不满情绪。如“邓玉娇案”，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仅局限于湖北巴中县的几户人家，但结果有数百万网民参与其中，有些还组织后援团赴巴中直接支持邓玉娇。

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措施

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及其影响力的日趋扩大，应对网群事件要坚持“预防为

[9][10]主、标本兼治”的原则，多手段并举，从网上和网下两个方面做好工作。

(1)坚持政府信息公开，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权威的政府门户网站，坚持科学的网络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消除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寻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从而减少政府和民众利益冲突，减缓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

(2)及时捕捉网络舆情热点，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

分析研究网络舆论的形成发展规律，准备预测和把握网上动态。要善于将小事件放到大背景下观察，提前预测，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由原来的被动应付转为主动出击，在小热点演变成大热点之前、新热点拖成老热点之前、简单热点衍化成复杂热点之前，发现苗头和倾向，做好预测。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舆情的舆论引导工作更加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

(3)以重大突发事件为契机，争取舆论引导“第一落点”。

网络媒体要利用网络传播的快捷性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与相关部门主动沟通，力争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发出正面声音，稳定民众情绪，避免社会恐慌。同时，针对网民最为关心、质疑最多的问题，请专家学者解答，或请相关部门直接与网民对话交流。及时进行后续报道，利用网络的海量性推出专题，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向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消除可能产生负面舆论热点的信息盲点。

(4)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正面舆论压倒负面舆论。

网络舆论与社会律动、公众情绪息息相关。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是社会震荡的预警仪，群体性事件是反映舆情的窗口，是舆情状况的非正常表露或极端的外化形式，网上意见表述或情绪表露限于群体性事件出现，成为先导和前兆，可能发挥舆论动员和情绪感染的作用。面对一些社会重大事件，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报道务求客观、真实、全面、公允，避免偏听偏信，避免信息不对称，避免误导社会视听，避免添乱。

(5)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互动，相互放大正面舆论。

当网民在网上要获得新闻信息时，总是把传统媒体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经营的站点作为主要甚至是首要选择。传统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可靠性，可对网络舆论进行选择、过滤、放大，调控网络舆论的导向。近年来，许多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的事件，都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相互推动的产物。

[101](6)培养网上“意见领袖”，引导网民自我教育。

网上舆论易受少数人控制，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网民对于权威言论有较强的依赖感，需要“意见领袖”解疑释惑。我们在网上舆论引导和斗争中，要把培养和争夺“网上意见领袖”作为一项长期工作。通过网民引导网民，用网民自己的声音引导、感染网民，实现网民自我教育、自我引导，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9](7)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提高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观念，加强是非标准的确立，培养个人自制力。要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4、结语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信息化条件下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崭新样式，其参与人员多，涉及范围广，牵扯面大，影响力强，不仅严重影响网络秩序，也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冲击。而且，未来一个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成为一种主导形式，引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网群事件的应对措施，对构建未来和谐的网络环境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引导人们积极投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参考文献

[1]贾宝林.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3).[2]杨久华.关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3).

[3]夏临.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舆情研究现状综述[J].东南传播，2010(7).

[4]

[5]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 .

[6]李琼.转型期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12).

[7]刘剑宇 Web挖掘技术在网络舆情预警中的研究与应用 [期刊论文]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3).

[8] 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 特性、成因及对策[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

[9] 李大帅. 社会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评价初探[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31).[10] 郭奔胜、季明等. 应对网上群体事件新题[J].瞭望新闻周刊，2009.6

第四篇：对我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思考公安-

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争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已成为影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近日，笔者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对我县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原因和预防处置对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据我局统计，2003年以来，我县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51起，涉及4630人(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表现形式呈多样性。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我县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越级上访、闹事、斗殴和冲突。一是越级上访。近3年来发生的51起群体性事件中，上访共33起，占上访总数的64.8%。其中，赴市上访22次，是到县上访6次的近4倍。二是闹事和斗殴。闹事和斗殴占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1.6%，具体表现多为群体性打、砸、抢行为和双方互相发生群体性斗殴甚至械斗，这两种形式均带有某种暴力性的倾向与表现，会对国家、集体和群众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失，如不能及时有效控制，极可能造成重大伤亡。三是冲突。冲突多发生在道路、工地等特殊区域，这类事件共发生3起，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如2003年8月29日在晋长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冲突。

(二)地域分布不均衡。去年以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分布在经济状况较好、煤矿企业较多、交通便利的乡镇。其中高都、周村、川底、下村、金村、巴公、大东沟等7个乡镇最多，发生在这7个乡镇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80.4%。

(三)人员规模逐渐扩大。30人以下的19起，30-50人的11起，51-100人的17起，100人以上的5起。从人员规模上可以看出，我县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不强，策划发动者在事件中的组织煽动作用不很突出，参加人员多是久已成为一派或与所反映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众，较少出现个别人员“一呼百应”的情况。

(四)解决难度越来越大。当前，我县与全国一样，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解决和处置的难度很大，群众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特别是重复性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在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村矿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我县以煤炭为主的资源性经济高速发展，各村、各煤矿由于自然资源的差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由于占地、补偿、招工、环境污染等因素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3年来,因村、矿利益冲突和纠纷或以此为主要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到全部群体性事件的21.5%。如晋煤集团成庄矿与大东沟镇长坡、范庄、沟西、河底和上庄等村因废水、废矿排放、煤矿开采造成土地下陷、地下资源开采等问题产生长期矛盾;县营王坡煤矿与下村镇上村村、万里村因煤矿占地补偿、煤矿招工等问题存在的矛盾，都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因煤矿开采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年来，在煤炭业高利润的驱使下，一些煤矿严重越界开采、越层开采，造成地面部分群众房屋、土地裂陷，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甚至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安全威胁，这些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历史问题，由于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且多数是重复性的事件。如北义城镇城公村群众反映的三八煤矿开采造成的全村80%的住房裂缝问题，下村镇中村村群众反映的镇办煤矿造成的住房裂缝问题，等等。

(三)因财务不公开引发群体性事件。我县农村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权谋私、工作透明度不高等行为，这些行为使农民群众对农村干部产生了怀疑，导致群众以群体性上访、闹事等过激行为表达自已的不满。3年来，由此类因素引发或以这类因素为主要诱因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5.7%多。如高都镇下元庆村部分群众反映村务不公开、村委领导贪污腐败等问题，并对上级党委、政府的处理意见不满，多次到市、县政府群体性上访，2003年2月18日，该村 30余名村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堵住市政府大门，扰乱市政府正常办公秩序，并大声辱骂、殴打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致使大批群众围观，交通被堵塞，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四)因煤矿承包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一些煤矿企业，尤其是一些镇办、村办煤矿承包经营，引发了连锁反应，造成了分配不公、拉大了贫富差距、损害了村民利益，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群众的极端反响。如南村镇段匠村在煤矿对外承包经营中，由于群众对承包方式不满和对村干部不信任，引发了群体性冲突事件。

(五)因农村换届选举引发群体性事件。村委换届选举是农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措施，唤起了农民参与管理集体的极大热情，但是因选举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集中多发趋势，仅在选举期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占3年来群体性事件的15.7%。其中，既有群众对选举法规和规则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有关职能部门对选举组织不力、宣传不到位的问题。

(六)因工作不力引发群体性事件。从实际情况看来，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不是突然爆发的，多数是通过合法渠道反复反映无效的情况下才产生的，往往经历了一个由个体上访到群体性上访，从合法合理反映到越级上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有关基层组织和职能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三阻四，对反映问题的群众“冷硬横推拖”，使群众求助无门，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预防和处置措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第五篇：县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自我市建市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县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且在人数、手段、方式等要素上有逐渐极端化的倾向，给我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县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1996年未发生群体性事件，1997年1起，1998年1起，1999年2起，2000年1起，2001年1起，2002年1起，2003年2起，2004年3起，2005年1-2月份已经发生2起。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如2004年丁家沟事件，2005年初因泗中新校区建设引发的众兴镇前进事件等。

纵观历次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可以直观地看出其发展趋势，形成要素及其规律特点。从时间上看，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而呈上升趋势;从每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来看，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深究下去则是长期矛盾聚集的结果;从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情况看，其特点也很明显：一是人数较多;二是有组织、有预谋;三是有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四是情绪比较激动，手段也较为极端;五是处理难度大;六是故意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加的压力。

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处理。由于近几年农村征地、城镇拆迁、企事业改革、区域调整、规划建设等面广量大，力度增强，有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不够完善、不够配套，缺乏统一性、连续性的问题;基层基础工作比较薄弱，存在工作不能及时做到位的问题等。

2、社会综合管理能力还不够。企事业单位转改制或破产倒闭以前，这些单位基本上都有“主管部门”，群众反映信访问题，可以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转企事业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协调、处理和解决。企事业单位转改制或破产倒闭后，主管部门消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信访部门遇到这些问题时，常常是无口可归或有口难归。

3、少数单位和部门对处理信访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少数单位和部门对群体集体访、越级访还缺乏敏感性和责任心，对信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宣传政策不耐心，思想工作不得法，掌握时机不恰当，工作作风不扎实。发现信访问题尤其是集体访、越级访不能认真及时对照相关政策，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处理或解释疏导。

4、少数群众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群众维护自身权益意识增强，但又法制观念淡薄;有的对一些政策规定理解有偏差，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有的思想观念一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依赖思想比较严重;有的提出过高要求，不达目的就反复上访。

5、规范上访行为的手段缺失。现行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对于有些非正常上访行为约束力度有限，尽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规范上访人员的行为，但效果不明显。

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对策。

(一)理顺经济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可以说，筛除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的因素，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而在收人分配中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衔接点，是调整收入分配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同先富带后富原则是彼此呼应的，具有政策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我们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不能不注重公平、公正。公平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目标，应从改革初期的次要地位上升到新的地位，即现阶段公平至少应该等同，甚至优先于效率。如果效率的获得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则其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如同植物如果植根于腐败的土壤，即便开花，也是恶之花;即便结果，也是恶果。社会不公经常会挫伤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严重时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

但这里所说的公平，是竞争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简单的竞争结果的公平。前者的公平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良性竞争推动社会进步。而后者的公平，只能重新落入平均主义的第臼，滋生懒汉，打击先进。历史已经证明，大锅饭的弊端不一而足。

(二)转变观念，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群体性事件。在对事态保持控制力的情况下，允许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冲突，允许适度宣泄，放宽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因势利导，既可以提供一个教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又可以大大减轻政府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大面积摩擦，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平衡。虽然，对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而言，把冲突视为对社会的威胁是很自然的，但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指出，冲突有时可以促进社会团结。冲突的表达就像锅炉的安全问题一样，可以避免压力达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同时，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社会舆论和媒体传播。言论自由是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监督体系中强有力的因素，有利于社会健康运行，调查报告《县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否则，越是信息封闭封锁的地方，越盛产谣言，越容易有不明真相者被蛊惑、被煽动。放松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和戒备，允许对群体性事件的事实进行客观报道和适当评论，这不仅满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知情权，也有利于事件得到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处理，将事件的诱发原因公之于众，可以使民众将视线从事件本身转移到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即达到社会综合治理的效果。如果仅靠公安机关一家，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瓣”，根本原因不解决，由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必将反复发生。而且，新闻单位的及时介入和记者的跟踪采访，可以帮助公安机关在事后处理时再现当时的现场情况，又因其第三方的立场，容易取信于社会公众。

(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畅通合法渠道，把矛盾纳入法制化轨道，是从制度上拆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保障。要建立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办事，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减少因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的利益冲突，从源头上过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通过加强法制建议，还能有效抑制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的过快增长(这是腐败的结果)，这样能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缓解利益冲突。不断完善法律程序，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保护合法权益，用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法律手段解决由民事纠纷引起的各种矛盾，这是分流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有效途径。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法治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的同时，又存在大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加上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以行政手段取代法律手段，或者借法律之名，行不法之事，假公济私，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使群众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保护，甚至还受到损害，如民间盛传打油诗“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由此导致矛盾激化，迫使其寻求法庭以外的场所，采取非法律手段，通过群体事件等其他方式表达。

(四)加强社会保障。建立健全救助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安全制度，有助于补救市场缺陷，减缓激烈的市场竞争给部分失业者和贫困人口带来的冲击和痛苦，被视为社会的“减震器”和“安全阀”。

转型期间，除了合理调节个人分配，消除不合理分配现象，更要认真处理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要以一定的方式，尽快补偿利益损失较大的阶层，尽快建立处理各阶层利益摩擦的特殊机制，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震荡，维护社会稳定。解决贫困人口的落后状况，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并改善其生活环境，在住房、就学、就业、医疗、卫生、保健、养老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筹码，是转型期间曾被忽略的，但却是最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可以说，尽快加强社会保障，建立广泛的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是改革的当务之急，已经迫在眉睫。国家和社会应最大限度扶助弱势群体，出台补偿性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的秩序，帮助低收入阶层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愿望，帮助他们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对稳定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五)慎用警力，公安机关要谋求社会援助，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共同应对群体性事件。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都把公安机关推到第一线，民警孤军作战，既要控制事态、维护秩序。又要做疏导、劝解工作，而引发矛盾的具体职能部门通常不是公安机关，由他们做疏导劝解工作必然流于形式，不触及要害难见成效，而且正面对抗往往给后续工作制造障碍。所以在这类事件的处置中，必须明确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是主体，规范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对事件处置实行综合治理，推动社会联动。对因具体利益问题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失误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把情况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建议其责成有关部门特别是领导要直接面对群众、接触沟通，以负责任的态度尽快答复，及时缓解和化解矛盾。

公安机关的工作对象大致分为两块，一是保护服务的对象，即守法公民;二是打击处理的对象，即犯罪分子。而群体性事件的成员界乎二者之间，绝大部分成员都是老百姓，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完全能够化解。但如果局面失控，很可能演化为对立矛盾，公安机关将不得不对越轨行为加以打击。而即便如此，真正被打击的应该仅仅是群体中起领头、挑唆、鼓动作用的极个别核心和骨干分子，对大部分从众者应该区别对待。但事到临头，有时很难当即分辨，也不可能逐一清理，警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事端，恢复现场秩序。这实际上，扩大了警察的对立面，不利于公安机关的长远利益。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必将越来越多，公安机关的频繁介人，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大大增加执法成本和对立面，而且效果堪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击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弹和复发不可避免，因为症结所在往往不是公安机关一家所能掌控的。

警察的介入，通常会刺激事态急速升温，情绪更容易紧张对立，导致矛盾激化。而通过与非警方人员联手，共同建立缓冲地带，可以消解不必要的对立态势，淡化甚至模糊警察与对方可能直接发生冲突的交界面。除了配合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公安机关还要依靠社会多家力量(比如民政、教育部门、心理咨询机构、律师援助中心、社会工作以及一些民间组织、中介机构)，走综合治理的道路，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分解群体性事件。不得不提出的是，过度频繁地使用警力，会使其边际使用效益递减，即警察出现的起点越低，其威慑作用越小，价值越低。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警力应在其他处理手段均告无效之后，作为不得不出的一张“王牌”，既给自己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又保持了国家机器应有的威力。

(六)公安机关的处理方式要讲策略，要正确分析形势，善于抓住战机，将执法成本降至最低限度。用兵之道在于不战而胜，兵不血刃，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公安机关也要讲效益。虽然这仅仅是微观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有时不亚于决策的失误。与其剑拔弩张，不如尽可能以疏导化解的方式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防止矛盾激化。

在具体操作层面，公安机关要注意保证后勤力量的充足，平时加强训练，提高应战应急处置能力，不打无准备之战，保证警力集结速度的提高，快速反应。兵贵神速，快能赢得主动，公安民警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并注意整体作战，优化配置。处置的原则应该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局面，根据事态发展，掌握放收尺度，既能让事件的参与者出出气，发泄一下情绪，通过宣泄过滤心情，又不至于失去控制，以至养痈遗患，酿成事端。整个处置过程要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形成统一指挥下的整体作战态势;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以最小代价争取最大成效。

“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是防止矛盾激化的处置原则，但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是在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和保护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换言之，“三个慎用”不等于“三个不用”。当事件的发展尚未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尚未触犯刑律时，“三个慎用”原则可以帮助对事件降温，将矛盾化解在初级阶段，而一旦事件的发展失去控制，事件的参与者行为失去理性，公安机关就必须从维护执法权威、保护民警的角度，善用警力，果断出警。不能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一味强调民警忍让，甚至危及自身的安全。不能以文明执法牺牲法律的尊严。

对暴力袭警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同时，在处置现场，由于群众情绪激烈，容易发生身体冲突，警察在克制的基础上，必须提高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个人防护装备齐全，并配备非杀伤性武器，避免不必要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