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部队处突中服从命令与遵守法律关系探析

2022-11-22

当前, 国内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改革的转型期, 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拖欠工资、拆迁等群体性事件和不法分子利用煽动策划的严重暴恐事件、群体性械斗事件、治安事件、劫持和袭击事件不断增多。处置突发事件是武警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武警部队不能妥善处置的事件屡屡发生, 昆明火车站“3.01”事件更是让全国人民震惊。“3.01”事件之后, 公安部及时组织警察大力开展携带武器执勤巡逻等专项训练, 并责令警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携带使用警械武器。然而根据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不同, 我们是否就可以按照现场指挥员的命令对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安全、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采取行动了呢?对指挥员违法的命令尤其对于一些不法分子煽动的人民群众追求合法诉求并造成了严重危害的群体性事件, 我们到底如何执行呢?假如我们采取武器镇压伴随的暴恐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这时我们到底如何执行命令呢?对官兵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暴恐事件, 对现场指挥员超越职权下达使用武器制服暴徒的命令我们到底如何执行呢?同时应该承担怎样的后果呢?

一、服从命令与遵守法律研究的现状

普通刑法领域中, 执行违法命令行为原则上要处罚, 不处罚是例外;在军事刑法领域则以不处罚为原则, 处罚为例外。主要观点:

一是排斥绝对服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执行命令中如果情况发生急剧变化, 原命令确实无法继续执行而又来不及或无法请示报告时, 应根据首长总的意图,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 积极主动地机断行事, 坚决完成任务, 事后迅速向首长报告。”这一条规定赋予了军人“临机处断权”。有观点认为“临机处断权”是对军事命令“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否定, 在一定意义上排斥了“绝对服从说”。

二是不当然阻却违法说。“纽伦堡规则”是在二战结束后, 为了审判战犯, 纽伦堡宪章和纽伦堡审判中确认的国际法原则。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指示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判决书中归纳出七项国际法原则并加以注释。其中第四条规定“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 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 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有学者认为“纽伦堡规则”是执行军事命令不当然阻却违法的重要佐证。

三是阻却违法说。美国著名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指出:[5]“在危机、混乱和战争时期, 个人自由可能会因国家安全的缘故而遭到重大削弱, 而平等也可能要让位于领导职能的行使。”有学者认为“纽伦堡规则”是在二战结束后, 面对战争犯的极端罪行, 在无法依据其本国国内法进行审判的情况下 (按照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法律, 军人所犯下的那些种族迫害和屠杀的罪行在一定意义上是“合法”的) , 充分考虑借鉴自然法的基础上所确定的审判原则, 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特殊针对性, 并不普适于日常的执行军事命令的行为。而且规则中提到了“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 说明规则制定者认为执行军事命令不阻却违法, 基本上是在犯下种族灭绝、大屠杀等违反人类道德良俗, 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才适用。

笔者认为, 执行军事命令阻却违法原则的确立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有效推进, 是以德治军思想的重要体现, 是处突中切实尊重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 是我党我军注重人权保障、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警务改革的方向从“战士”向“公仆”角色转变的重要体现。

二、对武警部队处突中服从命令行为分析

武警部队在执行处突任务时背负着警察和军人的双重身份, 处置突发事件是执行社会管理的行为, 是执行公安任务力量的一部分, 属于行政权力, 《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国防法》等法律法规成为武警部队处置突发事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另外武警在处突中既是警察又是军人, 作为现役军人, 享有一定的军事权力, 《宪法》和《国防法》等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三大条令以及其他军事法律法规也适用于执行处突任务的武警部队。这就决定了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中行使权力的行政性和军事性的双重特点。《刑法》中针对军人的“军人违反职责罪”也适用于担负处突任务的武警。正是武警部队担负处突行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武警部队行政职权和军事职责执行命令的刑法学冲突。

一是行政执法方面, 武警部队处置权属于公务员职权, 作为公务员, 有义务审查命令的有效性。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 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 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 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 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 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 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 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即武警官兵在担负处突任务时, 有对自己认为命令有错误的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的权利和对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义务。

二是军事领域方面, 作为军人, 担负处突任务的武警官兵对命令没有异议的义务。古罗马伟大的学者西塞罗 (Cicero) 在其著作《Pro Milone》中论述到“In the face of arms, the law falls mute”, “军号一响, 法律无声”。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不服从命令, 他‘还理直气壮’, 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 要他先执行命令, 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 还叫什么军队!当然, 决定一项事情, 领导上要慎重, 要注意, 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 命令是要执行的, 指挥是要服从的”。笔者认为,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并不存在严重违背人道主义、灭绝种族和大屠杀等违反人类道德良俗的军事行为, 更不会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犯那样的极端罪行, 中国军人的军事行为并不适用“纽伦堡规则”执行明显违法命令的军人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说法, 作为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苏联解体的事实告诉我们, 一支不是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 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忠诚, 国家的权力终究会动摇。中国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 绝对忠诚、绝对可靠是我们作为中国军人应牢固树立的政治本色。假如军人可以不服从命令的思想在部队内部蔓延, 建设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将会成为一句空谈。因此, 作为军人就必须服从命令, 对违法的命令产生的责任应该由下达命令的指挥员全部承担,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军人应该执行的命令是指挥员职权范围内的命令, 对不是其职权范围内的违法命令有报告建议的义务。对履行了报告建议义务执行了违法行为的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未履行报告建议义务的军人在执行明显违法命令之后应该对未履行报告建议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行政执法和军事领域方面执行违法命令人员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同时, 武警部队担负处突任务时, 具有行政性和军事性双重属性, 在这种情况下, 军人如何执行处置突发事件的命令呢?是否也应该坚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呢?对执行的违法命令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笔者认为, 需要考虑以下问题:l、武警部队担负处突任务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依据以及这些法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2、警察和军人在武警体制内的现实意义。3、武警处突官兵执行职务行为时的身份和地位。武警部队在担负处突任务时, 执行的是社会管理的职务行为, 在社会管理中:

首先, 武警官兵进行社会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人民警察法》、《武警部队处置突发事件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等。其次, 在社会管理活动中, 武警官兵在执行处突任务时的身份和地位是行政执法行为, 而非军事行为。在现代各国, 军人和警察被赋予不同的职能, 我国亦是如此。

其次, 武警部队作为军人仅仅具有体制内的意义。就军事领域而言, 由于武警部队仍然是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因此, 在涉及国防利益、国家军事利益问题, 以及战时, 武警部队执行命令的行为则更多的表现为军事行为。如果军人的行为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国防利益, 可构成危害国防利益罪;如果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国家军事利益, 可构成军人违反职责罪。

然而, 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中执行命令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 应遵循行政法规范。特别指出的是, 对于士兵, 法秩序不能赋予严格的要求, 本文将武警士兵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定义为军事行为;在处置突发事件中, 任务官兵往往面对的任务都具有紧迫性, 很难迅速在短暂的时间内作出是否违法的判断。因此, 武警部队在担负处突任务时只对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承担相应的减轻责任, 而这种责任只是建立在对明显违法命令的报告建议义务之上的。需注意的是违法性明显的标准不能仅仅是犯罪, 可以将其定义为:根据一般人的法律意识程度和军人的职业素养, 能够立即确定违法即为违法性明显。

三、武警部队担负处突任务时执行违法命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判断命令形式的有效性, 需要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 (1) 命令是在上级的职权范围内发布的; (2) 命令的发布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程序。然而, 武警部队担负的处置突发事件任务, 根据性质的不同, 还应考虑政治影响、人民群众合法利益诉求、能否妥善处置等因素。对违法命令的执行可能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或侵害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而保护了更多人的合法权益。对不同的结果我们的处突官兵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笔者认为,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 执行未预见到的违法命令

根据阻却违法原则, 未预见到的违法命令, 执行任务官兵具有阻却违法的事由, 原则上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下达命令的指挥员根据刑法主观上没有违法的故意, 应承担可以减轻的法律责任。 (1) 一般违法。此种情况, 按照刑法理论可以认为是重大过失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执行任务官兵和指挥员都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指挥员应受到军队纪律的相应处分, 以达到向人民群众给个交代, 起到缓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2) 严重违法。此种情况, 按照刑法理论可以认为是重大过失且造成严重后果, 执行任务官兵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指挥员承担应当减轻的法律责任。

(二) 执行预见到的违法命令的责任承担

根据《刑法》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对预见到的违法命令的执行, 执行命令官兵和指挥员都有主观上故意犯罪的因素,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根据执行命令阻却违法原则, 执行违法处突命令的任务官兵如果对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预见到的违法命令在承担了相应的报告建议义务后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未履行报告建议义务的违法命令的执行, 只对未履行相应的报告建议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下达预见到的违法命令的指挥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一般违法。此种情况, 执行任务官兵不承担任何责任。指挥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严重违法。此种情况, 执行违法处突命令的任务官兵必须履行报告建议义务才不承担任何责任, 但对报告建议义务未履行的执行违法处突命令的任务官兵, 应对未履行报告建议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指挥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结论

在理论和实践中, 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中, 执行违法命令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在处置西藏“3.14”和新疆“7.5”等严重暴恐事件中, 武警官兵手持武器, 面对暴徒不敢使用武器的现象比较突出, 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合法利益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更是让武警部队在处置中无所适从, 昆明“3.01”事件更让人达到了令人发止的程度。由于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 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 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 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 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 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 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 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 武警部队官兵在处置突发事件中执行命令的行为在一定情况下是行政行为, 而在一定情况下是军事行为, 两者在排除犯罪事由的构成上是不同的。而且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和人民群众追求合法利益诉求等因素, 对下达命令的指挥员很难预见其违法性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笔者认为, 对未预见到的违法命令, 任务官兵具有阻却违法的事由, 原则上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下达命令的指挥员根据刑法主观上没有违法的故意, 应承担可以减轻的法律责任。对预见到的违法命令的执行, 主观上有故意犯罪的因素,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执行违法处突命令的任务官兵如果对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预见到的违法命令在承担了相应的报告建议义务后, 由于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 只是出于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而被迫执行, 所以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未履行报告建议义务的违法命令的执行, 只对相应的报告建议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下达预见到的违法命令的指挥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改革转型期的不断深入, 突发事件不断增多。在处置突发事件中, 武警官兵到底应该怎样执行指挥员命令呢?对自己执行违法命令的行为到底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呢?本文从服从命令与遵守法律研究现状、武警部队处突中服从命令行为分析和武警部队担负处突任务时执行违法命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个方面对武警部队担负处突任务服从命令和遵守法律进行了分析, 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自己关于依据法律如何执行命令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浅谈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关键词：武警部队,服从命令,遵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