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学论文范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体育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研究体育社会现象必须从建立概念入手，把社会互动在体育社会学中的下位概念开发命名为体育社会互动，并将其内涵界定为“在体育文化活动中，人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身的某种需求和利益，通过一定的途径并遵循相应的规范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

第一篇：体育社会学论文范文

体育社会学与社会变革中的挑战：2014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会议综述

摘要：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于2014年7月9日至1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大会设置了32场英文专题报告和16场中文专题报告，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180名学者就“体育、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体育、政治和政策”“体育、人权与伦理道德”“体育、社会阶层和种族”“社会性别”“体育与媒介”“大型赛事与体育产业”“老年化与体育”“体育、健康和生活方式”等20余个专题进行探讨与交流，同时，大会还安排了2场墙报交流，95篇论文进行展示，近90名中外学者现场介绍他们的研究课题和成果。其中：国家认同、体育政策、大型体育赛事及社会性别与体育是国际热门话题，而中国学者对健康、学校体育和老年化问题的关注度更高。同时，在本次大会上，中国学者加入世界体育社会学学会的人数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学者参与大会的数量和质量说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 2014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体育社会学；大型赛事；老年化；全球化

收稿日期：20140820

作者簡介：赫忠慧（1974—），女，内蒙古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质与健康；董进霞（1962—），湖南人，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张锐（1960—），安徽人，女，硕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于2014年7月9日至1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大会邀请美国苏珊（Susan Brownell）教授做了题为《我们为何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大型体育赛事》的主题报告。大会设置了32场英文专题报告和16场中文专题报告，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180名学者就“体育、全球化与国家认同”“体育、政治和政策”“体育、人权与伦理道德”“体育、社会阶层和种族”“社会性别”“体育与媒介”“大型赛事与体育产业”“老年化与体育”“体育、健康和生活方式”等20余个专题进行探讨与交流，同时，大会还安排了2场墙报交流，95篇论文进行了展示，近90名中外学者现场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课题和成果。

1用社会理论解读大型体育赛事是一个热点话题

美国苏珊（Susan Brownell）教授题为《我们为何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大型体育赛事》的主题报告内容是有关大型体育赛事社会功能的，这又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中国、俄罗斯近几年陆续举行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本身就证明了大型体育赛事独特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苏珊在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多年里，时事评论员一直在预言奥运会的衰亡，理由是过度的商业化、政治化、道德腐败、过于庞大、挥霍公共资金，等等。然而，就在势头看似渐高的批评声浪中，奥运会的规模却变得愈发宏大。”而奥运会庞大规模的一个方面是围绕奥运会展开的社会联谊活动，包括政府官员会见、名人聚会、商务接待等，这些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现象。“只有考察了奥运会（以及其他大型体育赛事）伴生的所有社会属性，我们才能真正开始将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奥运会是个大的社交派对，也是政府、企业和文艺界的全球领袖济济一堂、相互结识并建立联盟的场所。”

2专题报告中的体育社会学10大话题

2.1体育、全球化与国家认同

体育、全球化与国家认同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十分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次大会共有15篇英文专题报告和6篇中文专题报告就此领域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David Rowe以《一个难题：离散化而多样化体育运动的谈判》为题探讨了“体育运动主体的离散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制衡”；Craig Fortier研究了“去殖民化的棒球起源故事，以及殖民者的殖民主义与它的关系”；Christine Dallaire等分析了过于敏感的“民族主义”影响下2010年魁北克运动会和非魁北克年轻运动员的出现。Patrick Mignon和Fabrice Burlot分析了社会学研究范式下少数民族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的影响因素；Doralice lange de souza等学者则介绍了“2004-2011年巴西体育休闲联合项目资金的募集”；俄罗斯的Syomina Marina对“制约俄罗斯人参与身体锻炼和体育活动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而Miyoung Oh则以《局外人和局内人中间：在韩国的朝鲜叛离者的身份之旅》为题做了报告。来自菲律宾迪里曼大学的学者Satwinder S.Rehal则详细分析了菲律宾足球运动员非法交易的进退两难境地。Alvin Ma分析了“曲棍球文化，‘体育运动伦理’的运动参与和重现”。

中国学者们围绕体育与国家认同主题进行讨论。体育赛事，奥运会、世界杯等全球性的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媒介事件与国家形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紧密相连，竞赛场上每一位体育明星运动员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成为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体现着民族身份的认同。张建会等认为“尤其是排球铁榔头郎平、跳水队女皇郭晶晶、台球神童丁俊晖、篮球明星姚明、乒乓女皇邓亚萍、网球明星李娜等体育明星运动员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载体，成为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渠道和形式，不仅能够促进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而且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带来了政治效益。这些运动员呈现给观众的是运动与活力、光荣与梦想的社会形象。他们展示了国家形象，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竞技体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一定的话语权”。而未来体育明星运动员的国家形象塑造主要通过运动员的自然形象和媒介重构形象来实现。

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西方体育以竞技和冒险为主的特征表现，中华体育以养生和娱乐的形式表现。西方体育以证明人类可以做到什么，中华体育追求人类应该做到什么。边应的研究认为：“体育的这两种表现特征，反映出人类在体育中的不同自我实现。”反思体育的本貌，即人类对体育的需求，探索体育中两种自我实现的共存与互补对体育发展的启示。

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世界公民教育的良好示范和实践平台。孙湛宁的研究提出：“世界公民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和教育目标相互契合。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价值正在出现转向，表现在从强调民族国家认同，到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转向；从强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到推进跨文化交流、包容世界多元文化的转向；从强调本国利益到培养全球责任意识的转向。”而正因为这种过渡和转变的匆忙和急促，带来了很多理论和现实的困难，这是“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理念嵌入到社会主义中国以及中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理念”这一双向互动过程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另外，袁淑英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仪式与文化”，邹文华的“中国武术文化的本土化和全球化”和郭宇成的“中国武术和中国形象”也用英文专题报告的形式参加交流和研讨。

2.2体育、政治和政策

体育是社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还会顺应社会发展做出理性回应。政策是指导体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时代发展的最好见证。大会围绕“体育、政治和政策”主题，共有12篇英文和11篇中文专题报告。董进霞教授认为：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社会的发展，中国运动竞技的“举国体制”、体育产业、体育科学及教练员培养、全民健身等领域的相关政策正发生迅速的变化，今后在除了在国际舞台上的运动表现依旧居一席之地外，向全民健身政策倾斜是必然和重要的发展趋势。

影响中国体育政策蓝图的2大力量：一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和相关国家层面社会转型举措设定了中国体育政策的基本参数；二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有关体育的发言设定了体育政策的方向和目标。邢晓燕将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作为中国体育政策改变的分水岭，对中国体育政策变化与方向进行前瞻性分析，认为上述2大力量决定中国将致力于全面的体育政策目标，“从依赖政府的管理模式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协作的治理模式”。

邱招义在分析“体育的社會担当”时认为：体育与国家兴衰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国、内外体育名人对于社会感召力以及青少年的影响作用之间存在差异；欧美国家体育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见，“体育不只是玩儿，体育产业也不只是钱。体育的社会担当体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提高，更是人们从生存方式向生活方式转变的标志”。

龚正伟也进行了体育政策差异文化影响因素的国别比较，在其《中美体育政策差异的文化影响因素》一文中指出：“中美体育政策的差异的实质是受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影响，政治、经济基础、法律制度共同决定着体育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实施和执行上的差异，而二者的差异需要更广范围，多样性和深刻的文化理解，交流和学习。”

王建琴提出以“质量提升和内涵建设”为主线，打造学习力、文化力、创新力、管理力的“‘四驱力’竞争战略模式”，知识获得、持续创新、优质文化、高效管理之间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有效应对挑战、提升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有力手段，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战略”。

另外，周学政探讨了“体育霸权和其社会影响”，韩国的Jae HeeJeon 分析了“主办2014年仁川亚运会未解决的冲突和争论”。Minhyeok Tak等学者分析了“韩国体育博彩业的政策盲点”、Ik Young Chang等从韩国全国体育比赛管窥对海外韩国人政策变化的趋势；赫忠慧就“美、日、中三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健康促进政策方面不同国家发展的趋同走向以及尚存的差异，并给予中国管理体制方面的借鉴。

2.3体育与社会性别

“体育与社会性别”从来都是体育社会学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女性与女性主义吸引着众多学者的讨论，女性的精英运动员，运动训练与竞技中的性别关系也是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大会上有13篇英文报告和6篇中文报告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Fiona Skillen 对“英国女性、运动和现代性” 进行了历史分析，Lee Wonmi等从“用运动还是节食”来达到身体塑型目的角度谈“女性的运动选择障碍”。Yoko Kanemasu等的论文分析了“挑战后殖民时代男性霸权的文化复杂性：斐济女性在橄榄球运动中的挣扎”。Helene Joncheray等分析法国国家女子橄榄球队的社会认同与结构。YunJung Kim等的研究通过韩国女子拳击运动员的眼睛看拳击运动。Rémi Richard更是从残疾女性运动员的角度探讨电动椅足球运动中的性别结构。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经历了从维新派的“保国强种”到秋瑾为代表的“体育救国”，到后期出现“健康美”的女子体育观，其兴起与近代社会变革和女性解放息息相关。陈伟强认为：缠脚和束胸是封建社会架在中国女性身体上的枷锁，女子，特别是女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促进了女性的身体解放，逐步放弃了缠脚和束胸，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这是女性解放的象征，是社会进步力量和女性体育兴起的胜利成果。

精英女运动员的性倾向问题曾被媒体用于争夺眼球，又迫于社会舆论而归于隐没；但是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有23位公开出柜同性恋运动员（超过了前两届数字之和）的事实，让学界再也无法假装失语。阳煜华通过对2008年、2012年奥运会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运动员的基本情况、竞技表现和生活境遇进行研究，得出精英同性恋运动员中女同性恋多于男同性恋，及其项目类型分布、国家地域分布等初步结论，并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对竞技体育领域精英女同性恋运动员多出自集体项目的“底比斯圣军”现象进行性别社会学分析。

“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女性不断与统治地位的男性抗争的过程。女性在不断与男性艰苦地抗争中才实现了对体育运动的有限参与，但仍然有许多体育项目反映的是男性的价值观念”。龚成秋等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女性体育边缘化的建构与解构》一文中分析认为：体育运动中对男性气概的推崇与社会中对女性气质的要求，在许多参与体育运动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一种冲突和矛盾，从而出现了女性体育边缘化的现象。究其原因，包括生理差异、性别建构的差异已经社会分工的差异。开辟女性体育新世界和赋予女性政治话语权等是女性体育边缘化的解构途径。

2.4体育、社会阶层和种族

小城镇体育的研究日益成为体育与社会阶层研究中的新热点。谭新莉在其《中国小城镇体育发展研究》中提出，李会增认为我国的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旅游体育型、企业体育型、园区体育型和家庭体育型的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刘玉常把小城镇体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主客观因素、内外部因素和现实条件。还有研究者认为小城镇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不仅与小城镇的经济、人口成低度正相关，还取决于小城镇领导对小城镇居民体育和健身的认识。场地设施一般由健身路径和各类小广场组成，活动内容以普通体育活动为主，活动管理以锻炼者自己管理和老年人体育协会管理为主。而我国小城镇体育的活动组织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有较强的依赖性，但组织横向联系与合作不够，自我管理意识尚需进一步提高。

彭立群就“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措施”进行分析和讨论，他提出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是由普查保护、法律法规保护、分级保护、教育保护、工程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组成的。各种措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只有统管齐发，协同配合，才能有效推动新疆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刻板印象和态度的形成源于某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的信息和/或存在错误的信息，而群际接触被认为是心理学中改善群际关系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唐胜英在《群际接触与刻板印象的抑制：体育与“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一文中，认为“体育中的接触”是一种直接接触，城市居民和“乡-城移民”共同参与体育活动。由于体育活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们之间大量的面对面的社会互动”，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城市居民和“乡-城移民”的沟通与交流，增进了解。“通过体育的接触”是一种间接接触，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描述二者在体育活动中的互动，传递不同于刻板印象的信息或群际接触的正面信息，增加城市居民对“乡-城移民”群体的正面评价和正性态度。

2.5体育、人权与伦理道德

體育、人权与伦理道德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领域，而对于竞技体育中精英运动员的人权、竞技运动中的伦理道德的探讨近年来也愈发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Kwang Ok Kim的论文探讨了“体育人权的社会结构机制：社会学制度方案”；张爱红进行了“中国公民体育权利的历史研究”；而Mary G. McDonald等分析了“索契困境：2014冬季奥林匹克，保卫LGBT和行动限制”。Jon Dart分析了“体育，以色列，反犹太复国和反犹太主义”，Martial Meziani以残疾人对于拳击和卡波拉舞蹈的选择为例说明如何提升运动性能，涂明亮、张锐的研究则是“中国对残疾人体育权利的细化和保护”。

冯骏杰首次采用了理论结合实证、定性（交互理论）与定量（社会化理论）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进行了“中国优秀运动员体育职业生涯参与模式研究”的研究，通过分析认为：“我国的现行体育体制（社会结构）以及运动员的社会环境（如家庭、学校、 体育俱乐部等）在不同层面对运动员的体育职业生涯参与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运动员的社会背景、居住地、年龄等因素，对其选择某项体育运动关联度也很大。多数运动员体育职业参与方式，受其社会关系（特指父母、教练、好友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类似“赞助”式的模式“招募”的。拥有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如家庭、学校、运动队等）也能左右运动员的体育职业生涯的选择方式。少数运动员以“关闭”和“引入”方式选择某一项特定的运动项目，往往取决于其本身潜在的天赋以及成功的概率大小，而且，为深化运动员体育职业生涯参与模式研究，有必要构建“社会及人文环境对运动员职业体育参与模式影响程度的评价标准”。

由于在竞技体育过程中过度竞争、商业操纵、政治追求的膨胀，最终形成了竞技体育本质的异己力量。周然认为：竞技体育诱发着运动员的拜金主义，成为运动员谋生手段，许多运动员把取胜作为唯一目标，被高科技所主宰；而导致人异化的原因是竞技运动中人的物化和单向度发展，同时也因为竞技运动的工具理性导致了人主体地位的丧失。而只有从生物体育观转变为人文体育观的理念，竞技体育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才能最终实现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2.6体育与媒介

媒介是支持体育融入社会或者作为社会组成的重要支持力量。黄若涛分析了“中国媒体过去35年对体育的理解”，Wilko de Graaf等探讨了基于地区的体育运动服务；Hyun Jung等的比较研究分析了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新闻报道内容和方式的变化；Sungsang Han等以马来西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EPL广播权利费用在亚洲国家中的区别。

陈志生从李娜奖金门事件看运动员个人控制和媒介应对方向进行分析，提出社会认同视野下运动员的危机管理和媒介应对与协调。刘翔的退赛、孙杨的驾照到李娜的奖金等事件，都曾引发了大面积的媒介议题分化，形成了突出的社会传播热点。由于缺乏基本的媒介应对策略，对媒介传播和媒介运行以及媒介控制本身缺乏认识，导致这些精英运动员在社会生活中很容易从传统媒介塑造的精英形象迅速成为媒介舆论中的危机人物，甚至是媒介合围的对象。而个人控制和媒介协调应该着眼于“个体话语建构、群体话语建构和媒介话语建构”3个维度的价值认同问题，尤其应该对主体事件进行及时的媒介沟通，从个人的公信力建设角度加强个人控制和对社会的信息开放促进公众的互动；要认真分析媒介属性，减少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对自身危机事件的传播落差，促进媒介认同的方向保持一致。

当代社会已全面进入“微时代”。微的形态特征是空间和时间领域的压缩。这个以“微媒介”为主要传播介质，以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带来的是信息传输的高效率以及传播活动的瞬时性。青奥会基于奥运会的狂欢主题和人类庆典，是观念和意义的集合体，是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和对诸如公平、竞争、团结等人类永恒主题的再次论证。王成认为：青奥文化“微传播”的特征是其仪式情境以项目活动为载体，其育人本位以教育青年为创立宗旨，其“文化传承”以创新发展为演变脉络，其“全民参与”以建构参与性为目标取向。青奥文化“微传播”的策略应为：传播手段多样化，符合青少年受众主体特征；情境虚拟，接入便捷，互动平台符合“微时代”特征；易于表达真实自我，追求价值认同和自我实现；聚焦青年本位，契合青奥会的媒体形象与文化指征；规避“隐性麻醉”效果，突出参与性和互动性；发挥“议程设置功能”，营造青奥文化学习氛围；把握青奥特质，“微传播”应有“微控制”。

李梦楚的“大型体育赛事志愿者语言服务研究”中总结体育赛事志愿者语言服务的现状和主要问题。认为国内体育赛事志愿者的语言服务还不成熟，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如缺乏对其的深入研究和行之有效的指导及管理，缺乏系统、科学、规范、客观的翻译人才、翻译机构准入和评估机制，翻译人才缺口巨大，师资严重匮乏等，相比举办过奥运会、亚运会等的直辖市与未举办过国际重大体育比赛的城市有较大的差距。而体育赛事志愿者的语言服务问题主要集中在对体育英语专业术语掌握不够，对体育专业背景知识的不熟悉，体育志愿者的语言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英语普及程度不高，跨文化交流意识较为薄弱。

2.7大型赛事与体育产业发展

大型赛事不仅涉及赛事本身的体育经济分析，还与国家、城市经济、品牌价值等息息相关。大会中的相关研究包括林香菜以厦门国际马拉松为例探讨“大型体育赛事对提升城市品牌价值的研究”；李雪濛通过“健康中国人运动公开赛”推动“健康强国”战略发展的可行性；刘红华、段剑锋探讨“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现状与营销策略研究”；吴婧分析“我国啦啦操赛事发展的现状与对策”，崔春山等则讨论了“2018平昌冬奥会对举办区域社会与经济发展方案”。贾京以F1比赛为例，探讨大型体育赛事与旅游营销。

韩丁在其《健康公共服务战略：健康促进体系中的公共运动俱乐部培育政策研究》中，运用网络资源法等研究方法，对通过搜狐网站查询到的400家运动休闲与健康等相关俱乐部的类型、分布、场所等进行了整理与归纳；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归纳总结出：“健康公共服务是中国政府通过不同途径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共运动俱乐部是中国健康促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健康公共服务运行的重要载体组织；其公共培育政策包括政府公共财政资金的注资政策、政府公共服务的外包转移政策、运动俱乐部的多元筹资转型政策等等。

王艳等的《我国区域优势体育产业选择与培育发展研究》中提出，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有3种形态：优势体育产业、潜优势体育产业、弱势体育产业。区域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為”的原则，以动态思维和视角定位体育产业方向，选择优势体育产业。而区域优势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思路是：优先发展具有区域相对优势的产业，通过对优势产业发展条件的培育或完善，形成区域优势体育产业或产业群，由此来支持和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利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优势、人文优势、经济优势、体育产业特定因素的优势实现不同区域的专业化发展，最后达到区域体育产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优势体育产业的培育与发展策略主要有：依托区域要素禀赋，实现资源整合优势；推动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集群优势；借力相关产业，推动产业融合；发挥政府职能，实现制度创新等。

2.8体育、健康和生活方式

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体育与健康的关系和人们对于他们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体育健身成为新时期人民的生活方式，并必将逐渐发展成为提高人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我国健身活动组织“自下而上”发展趋势明显，植根于大众的体育健身小群体具有很强的活力，体育项目的丰富性和组织活动的多样性，赋予了体育健身小群体更加灵活和注重人文关怀的特性，已逐步成为提供多元化体育供给的一支重要力量。黄亚玲对“体育健身小群体”进行研究，指出：体育健身小群体是“大众自发形成、自愿参加、自我组织和管理，定时开展健身活动的互益性非营利社会组织”，体育健身小群体已经成为全民健身组织体系的丰富、完善和补充，填补了单位服务外移造成的大众健身活动组织的缺位，弥补了政府提供多元化健身需求方面的不及和不能。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促进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备案制”赋予自发性健身活动组织一定合法性，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其法律合法性问题，对于自发性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需通过立法解决。

史瑞应在其《新型城镇化视觉下全民健身的现状与对策的研究》中认为，合理规划，科学设计，用先进健身理念引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是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特性的具体表现。全民健身在外部条件上存在“两少”的特征，即城镇社区体育健身场地不能满足居民健身的需求，以及社区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队伍在数量质量严重不足且年龄偏大，专业知识缺乏。目前，城镇居民自身体育健身活动体现出：没有形成正确的体育的价值观，健身活动形式仍未达到《纲要》的要求，健身活动项目的手段单一和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科学指导的“四症”。因此，未来应促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生态化，全民健身活动生活化，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和全民健身指导的科学化。

值得关注的是，休闲体育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概念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如韩志芳的“全球化背景下休闲体育的发展”，张鸿的“休闲体育的幸福内涵及实现路径”，刘慧探讨了“休闲体育的逻辑起点”，而杨芳等则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与休闲体育的互动发展”。这些都无不说明，体育运动及健身作为人休闲生活的一部分，在新时代发展的视野下，研究者赋予了她们更深层的理解和认识。

2.9老年化与体育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大力发展老年人体育健身，开展老年人体育与健身研究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待。

地方性老年体育协会是中国老年体育工作的核心组织平台，尤为重要。王凯珍进行中国地方老年人体育协会建设现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地方老体协的机构性质呈多样化，社团性质的比例由上而下呈逐级递增。51.7%的省级、42.5%的地市级和49.5%的区县级老体协没有定编人员，80%以上的老体协仅有兼职人员。人员平均年龄近60岁，老年人已参与老体协管理工作。50%的省级老体协、34.0%的地市级老体协、17.7%的区（县）老体协没有专用老年体育场地，拥有专用老年体育场地的比例由上而下呈递减状态。2012年省级老体协开展单项体育活动299次，综合性体育活动114次。73.2%的地市级老体协、76.2%的区县级老体协开展综合型体育活动少于5次。目前各级老体协的工作缺乏制度化的工作环境，在经费、场地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面临困难。制定与完善老年体育相关政策，改变财政投入机制，合理利用有限经费，加强老体协自身能力建设，提高老年人体育管理参与，有助于促进老年体育协会建设和发展。

费加明等在分析“城市老年人规律体育行为与生命质量的关系研究”中，以“生命质量理论”为视角，观察失衡的生活质量现状，重视老年慢性病人的身体活动行为和生命质量的基本特征；分析慢性病患者体育锻炼行为相关生命质量提升的关系；讨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促进居民身体健康、降低医疗支出费用、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以及维护社会发展和谐稳定的作用和价值，为政府制定公共服务政策和健康促进策略提供参考，唤醒老年慢性病人积极参与有规律、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的意识。

湛冰等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北京社区老年残疾人体育策略研究”中基于北京市4个残联机构和温馨家园活动中心300位老年残疾人体育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要实现老年残疾人康健、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目标，应构建以老年残疾人健康友好社区为依托，多部门政策协调与科研转化为先导，加强“社区合作伙伴”的管理方式和政府、家庭或个人联合的后勤保障机制，实施专门化的包容性体育活动，支持城乡老年残疾人体育双轨推进的北京老年残疾人体育发展策略。

2.10身体教育与大学体育

身体教育和大学体育一直都是理论界的热点，更是完善体育理论体系的支撑。Cora Burnett在其研究中探讨了“南非公立大学作为战略伙伴”，开发网络体育教育平台的状况。Sum Kimwai Raymond开展了“香港，台湾优秀学生运动员的职业发展——凯撒计划方案：职业规划帮助及支持系统”的研究。Georgia Allen 等分析了如何“从体育馆大厅到教室：通过基于体育运动和生活技能的项目来处理男同学学习成绩不良的问题”。

温培钧系统介绍了香港高校的宿舍体育。提出宿舍作为大学生生活、学习、休息的主要场所，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宿舍体育丰富了体育社会学乃至现代教育的理念和内容。安定、宽松的社会体制，自由、双向的宿舍入住制度，浓厚、刺激的宿舍体育氛围，各具特色的宿舍运动项目，完整、自治的宿舍管理架构，多样、公正的宿舍体育比赛，面向世界的宿舍体育指导，以及崇尚健康的宿舍体育心理是香港高校宿舍体育成功的重要因素。

張绰庵在论述“青少年体育综合改革的几个辩证关系”中谈到，要正确认识并把握好青少年体育与相关因素的几个辩证关系。处理好体育与教育，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体育课程与文化课程，体育教师与文化教师，体育教学与体育考试，体育项目与文化传承，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家庭体育，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体育组织的关系。

江艳平就“阳光体育视域下大学体育与身体教育的融合与发展”进行分析，提出身体教育需要高校体育提供一个优质的发展环境，大学体育依赖于身体教育提高学生的身体机能。身体教育成为大学体育发展的必要手段，大学体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教育的复杂性不仅要适应于学校体育的纲领性发展要求，更应该体现促进健康。大学教育与身体教育有机融合，可以更好地完成高校健康教育教学目标、任务，突出高校健康教育的优势，为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阳光体育运动的贯彻落实打好基础。

3结束语

2014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会议议题广，形式多，体现出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相结合、学术报告和沙龙讲座相结合、个人主讲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独家申办和多家举办相结合等特点，是一次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规模较大、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它的举办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对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全球发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和国际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014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会议指南[S].

[2]社会变革与体育社会学的挑战：2014 国际体育社会学世界大会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赫忠慧 董进霞 张锐

第二篇：体育社会互动：体育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摘要：研究体育社会现象必须从建立概念入手，把社会互动在体育社会学中的下位概念开发命名为体育社会互动，并将其内涵界定为“在体育文化活动中，人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身的某种需求和利益，通过一定的途径并遵循相应的规范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从行动者、目标、载体、规范和环境等环节，以行动者的人数规模、群体归属、活动项目、互动目的和互动方式等为标准，从满足个体需求、传递体育信息、促成资源共享和增进社会交往等方面，分别对体育社会互动的构成要素、主要类型和实践意义进行阐述。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体育社会互动;概念开发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的起点，是构成判断和推理的基概念有客观的内容和确定的范围，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于人们正确地理解概念和准确地运用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社会互动是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是观察、分析和认识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出发点[2]。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客观说，应该存在社会互动的下位概念，而这个下位概念不但是体育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是研究体育社会现象和体育社会问题的重要观测点。研究借助社会学理论和逻辑学原理，联系体育社会实际，试图对体育互动这个下位概念的名称、内涵和外延给予较为准确的描述、正确的界定和合理的划分，并对其实践意义进行多方位的剖析，旨在为人们正确理解和合理运用这一概念提供参考。

1 社会互动释义

1.1 社会互动的基本涵义

一般认为，“社会互动”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1908年所著的《社会学》一书中。郑杭生[3]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社会交往过程，又称社会相互作用，一般来说，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互相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王思斌[4]指出，社会互动也称社会相互作用或社会交往活动，它是人们对他采取的社会行为和对方做出的反应性社会行为的过程，是发生于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相的社会行为的过程。总体看来，社会互动又称社会交往，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一种社会行为，它涵盖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有意识的交往活动的全部。

马克思[5]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交互作用是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社会关系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个体的社会行为只有通过社会互动，即与其他个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某种社会关系，并使之得到巩固和发展。而有了社会关系就有了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以及群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文化关系，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而又构成了社会[6]。但社会关系虽说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才能形成，它却又不同于个人关系或人际关系。因为社会交往不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指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等的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和相互作用。从产生的角度看，社会关系是某种个人关系或人际关系固定化之后而形成的具有相当数量的两类人之间的关系，它往往靠个体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却具有非个体性，不是两个单纯个体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为群体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等的关系。概括而言，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较为普遍的联系或行为模式[7]。总之，社会互动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活动，是下接各种社会行为，上连种种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纽带，它既是社会形成的根源所在，又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

1.2 社会互动的构成要素

通常情况下，社会互动包括主体、载体、目标、规范和环境等5个基本构成要素。

第一，社会互动的主体。社会互动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活动，人是社会互动的主体，即社会互动的行动者。行动者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还可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了行动者或只有单个(方)行动者，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互动了。

第二，社会互动的载体。行动是社会互动的“载体”。应该强调的是，社会互动是人们之间注入了有意义的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不是指人们本能的、无意识的行动而产生的相互作用。比如，乘客争抢上公共汽车以及在车上因拥挤所产生的互相挤撞作用，就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互动[4]。只有在行动者相互接近、接触，或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介，发生了彼此依赖性的作用时，才会产生社会互动现象。仅是心理活动，或仅有接近、接触而无交流，则不能形成互动[8]。

第三，社会互动的目标。社会互动是人类有意识的交往活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为了满足和实现自身的需求和利益，也就是说，社会互动通常具有一个相对明晰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也正是人类有意识的交往活动的“驱动力”。

第四，社会互动的规范。社会互动“对互动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有可能对社会环境形成一定的作用”[3]。因此，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应遵循一定的规范。规范不但是社会互动中行动者“行为”的依据，也是保证社会互动沿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正常进行的条件[8]。

第五，社会互动的环境。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互动和社会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社会互动应在适应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满足互动者合理需求，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而社会环境也应为社会互动提供有益的平台，进而优化社会环境，促成社会互动良性运行。

1.3 社会互动的主要类型

庞树奇等[9]将社会互动划分为直接型互动与间接型互动、横向型互动与纵向性互动、志愿型互动与非志愿型互动、职业性互动与日常事务型互动、开放型互动与封闭型互动、有序型互动与无序型互动。王思斌[4]将社会互动划分为人际互动与群体互动的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合作、竞争与冲突的不同性质的社会互动，以及集体行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胡荣[10]将社会互动划分为直接互动和间接互动，单位内互动和单位外互动，个体间互动、单位间互动与个体单位间互动，并强调“合作与竞争、互助与冲突、交换与掠夺”是社会互动中三对最基本的方式。

2 体育社会互动的概念开发

2.1 体育社会互动的命名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体育等众多领域，体育是众多社会领域中的一员。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而人们在体育领域中有意识的“交往活动”或“相互作用”现象，无疑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

概念是分析问题的起点，是构成判断和推理的基础，这决定了研究体育社会现象也必须从建立概念入手。词语是表达概念的声音与符号，所有的概念都要用词语来表达。鉴于社会学将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有意识的“交互作用”或“相互互动”现象用“社会互动”表达，笔者将人们在体育领域中有意识的“交往活动”或“相互作用”现象命名为“体育社会互动”。体育社会互动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互动”在体育社会学中的下位概念，是体育社会学基本概念，是体育社会学中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重要观测点。

研究认为，用“体育社会互动”来命名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互动”在体育社会学中的下位概念较为准确。首先，用“体育社会互动”表述，在概念的文字结构上符合汉语言中用“限定词+上位概念”构成下位概念基本结构的常规表述方法。其次，用“体育社会互动”表述，与上位概念“社会互动”所形成的“体育社会互动→社会互动”与各自所在学科“体育社会学→社会学”，在概念表述的文字结构上相一致。再次，用“体育社会互动”表述，从字面上能较为直观地体现出人们在体育领域中有意识的“交往活动”或“相互作用”现象区别于其他社会互动现象的“体育”属性。

2.2 体育社会互动的内涵

从概念层次上看，体育社会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下位概念;从活动形式上看，体育社会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从活动属性看，体育社会互动是人们在体育领域中有意识“交往活动”或“相互作用”现象。因此，界定体育社会互动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要建立在对社会互动理解的基础上，而且还要能紧密联系体育社会实际。为了便于理解和体现体育社会互动区别于其他社会互动的本质属性，笔者采用较为常见的“属+种差”下定义法，即被定义项=种差+最邻近的属概念，对体育社会互动的内涵给予界定。

首先，将体育社会互动最邻近属概念确定为“社会交往活动”。概念最邻近属概念意在表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类属，即属于哪一类事物。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分支学科，体育社会互动是社会学基本概念“社会互动”的下位概念，因此，其最邻近属概念从属于上位概念“社会互动”的最邻近属概念，在逻辑学意义上，是没有争议的。虽说众多专家学者对社会互动最邻近属概念的文字表述在意义上大同小异，笔者比较倾向于用“社会交往活动”表述的观点。在此，将体育社会互动最邻近属概念确定为“社会交往活动”。

其次，将体育社会互动种差描述为“在体育文化活动中，人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身的某种需求和利益，通过一定的途径并遵循相应的规范所进行的”。从种差字面意思看，“人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身的某种需求和利益，通过一定的途径并遵循相应的规范所进行”对不同类别的社会互动都具有较高的普适度，无法体现体育社会互动与其他社会互动的差别所在，而“在体育文化活动中”这一限定语也就成为反映体育社会互动区别于其他社会互动本质属性的关键所在。之所以把体育社会互动这种“社会交往活动”限定“在体育文化活动中”，主要是考虑到人们在体育领域中有意识的“交往活动”或“相互作用”现象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用“在体育生活中”和“在体育运动或活动中”等限定词表述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体育社会互动内涵的准确把握。

第一，用“在体育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因“生活”字面意思偏窄而使“体育生活”涵盖的范围太小。也就是说，象群众体育健身、观赏体育比赛、获取体育信息等活动安排很容易被考虑到“体育生活”中，而各类体育比赛、学校体育教育、体育知识技能的习得等过程却很难被理解属于“体育生活”范畴。第二，用“在体育运动或活动中”，可能会出现因“运动或活动”字面意思“动”味过浓，使得人们对“在体育运动或活动中”理解局限于直接参与体育运动或活动的层面上，而把那些诸如体育比赛或节目的观赏、体育信息的获取、体育知识的习得等人们没有直接参与，而是借助一定途径或平台间接参与或获得的种种“体育活动”现象给忽略了。可见，用“在体育生活中”和“在体育运动或活动中”作为体现体育社会互动本质属性的关键性限定语，可能会出现因字面意思偏窄或理解局限而造成对“体育社会互动”内涵理解的偏差。为此，笔者再三斟酌，认为采用“在体育文化活动中”一语加以限定更为贴切。

体育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大体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物质条件等[11]。可见，体育文化活动囊括了体育社会现象中以“体育文化”为主题的全部活动。它将竞技体育比赛、学校体育教育、群众体育活动;直接参加体育活动、间接地观赏体育活动;个人余暇安排体育锻炼、集体组织体育活动;面对面直接交流体育经验、思想和心得，通过其他手段间接沟通体育思想和心得，借助其他平台获取体育知识信息等尽揽其中。也就是说，只要是以“体育文化”为主题的一切社会活动全部包括在“体育文化活动”中，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对“体育社会互动”内涵的理解产生偏差。

综上所述，将概念的种差和最邻近的属概念相加，体育社会互动的概念就是“在体育文化活动中，人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身的某种需求和利益，通过一定的途径并遵循相应的规范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

2.3 体育社会互动的构成要素

体育社会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与社会互动一样，它具有行动者、目标、载体、规范和环境等基本构成要素。

1)看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动者。它是体育社会互动的主体。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可以是直接的体育比赛参加者，也可以是观看体育比赛的观众;可以是广义上的体育指导者(如体育教练、体育教师、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也可以是广义上的体育接受即体育学习者(包括运动员、学生、体育健身者、体育爱好者等);行动者的群体归属可以是学校体育群体，也可以是社会体育群体，还可以是竞技体育群体。值得一提的是，行动者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宣传栏等平台出现，虽说没有出现真正意义行动者，但搭建和打造互动平台的幕后人就是行动者，而互动平台便成为行动者的化身。

2)看体育社会互动的目标。体育社会互动同样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也是为实现既定的互动目标，而“某种需求和利益”也正是体育社会互动中“有意识”追求的目标。把体育社会互动为了满足和实现的需求和利益用“某种”修饰，而没有用“体育”加以限制，意在表明体育社会互动的目的性并非一定要带有“体育”属性。体育文化活动也许只是行动者满足需求和实现利益的一种平台或途径，而行动者追求的需求和利益可能涉及到政治、体育、经济、生理、心理、思想和情感等各个方面。如中国曾成功地利用“乒乓外交”促成中美建交;单位组织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推进全民健身;城市举办大型体育比赛来提升知名度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者参加各种集体体育活动为了强身健体;参与者通过现场或电视观赏体育表演和比赛来陶冶精神和愉悦身心;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和家人之间通过共同参加体育活动为了加强交流和增进情感等。

3)看体育社会互动的载体。体育社会互动也有自己的载体，即行动。但应该强调的是，行动必须以“体育文化”为主题，并通过行动者的动、听、看、谈和想等具体的行为去完成。如果行动不是以“体育文化”为主题，也就无所谓“在体育文化活动中”，整个互动过程也就不能称之为体育社会互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体育社会互动的载体理解为“体育文化活动”。另外，体育社会互动中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活动”或“相互作用”通常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平台如体育活动、当面交流、知识讲座、广播电视节目、宣传栏、互联网平台和通信工具等才能完成，因为如果缺少了相应的途径或平台，所谓“体育文化活动”也就无法开展。因此，体育社会互动也可以说是人们在体育文化活动中，借助体育活动、当面交流、知识讲座、广播电视节目、宣传栏、互联网平台和通信工具等途径或平台，通过有意识的动、听、看、谈和想等行动完成的交往活动。

4)看体育社会互动的规范。社会互动应遵循一定规范，体育社会互动也不能例外，遵循相应规范也就表明体育社会互动也有自己应遵守的规章制度。体育社会互动应该遵守的不只是体育领域的规范，还要遵守社会其他领域中的道德、规则和法规，如国际公约和国家的法规、制度和条例以及社会公德等。比如，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途经不同国家时，各国应该遵守相应的国际公约保障奥运火炬传递的安全;运动员和观众在他国参加比赛或观看比赛，同样要遵守他国的法规、条例和社会公德;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要遵守体育道德和规则，观众在观看体育比赛过程中要遵守社会纪律公德;群众在公共体育场所参加体育活动还要遵守相关的管理制度等。

5)看体育社会互动的环境。体育社会互动环境，泛指体育的社会子系统。体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界限很难划分。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体育社会互动过程，一定是发生在一次具体的体育文化活动中，并注入了行动者有意识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一具体的、让人们“摸得着、看得见”的体育文化活动理解为体育社会互动的环境。而互动的小环境一定会受到体育领域的其他环境影响，还会受到其他领域和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因此，如何营造良好的体育社会互动环境来促进体育社会良性运行?是一个涉及到制度、法规、经济、文化、科技和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

2.4 体育社会互动的类型

体育文化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体育社会互动的多样性。体育社会互动是社会互动基本形式，要想完全罗列出体育社会互动的类型难度是较大的。体育社会互动因受互动的成员、内容、目的、方式和范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很难用一种标准来对社会互动的类型进行划分。在此，借助社会学理论和观点，结合体育社会互动实际，试图以行动者的人数规模、群体归属、活动项目、互动目的和互动方式等为标准，对体育社会互动类型进行划分。

第一，按行动者的人数规模划分。由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因此，以行动者的人数规模作为标准，体育社会互动可以划分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个体与群体之间互动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3种类型。

第二，按行动者群体归属划分。我国的《体育法》将体育事业划分为3大子系统，即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动者在这3大子系统中通常都能找到自己的群体归属，即行动者可能属于社会体育群体、学校体育群体或竞技体育群体。如果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这3大子系统代表行动者的群体归属，那么体育社会互动又可以划分为学校体育(自身)互动、社会体育(自身)互动、竞技体育(自身)互动、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互动、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互动、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互动。当然，在每个子系统内，也可以将行动者的群体归属再进行细化，如学校体育群体可分为小学体育群体、中学体育群体和高校体育群体;社会体育群体可分为家庭体育群体、社区体育群体和职工(或单位)体育群体。显然，社会体育互动子系统中还可以划分为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互动、家庭体育与职工(或单位)体育互动、社区体育与职工(或单位)体育互动。

第三，按行动者从事的体育运动项目种类划分。体育运动项目极为丰富，各种球类、田径类、武术类、体操类、体育舞蹈类、水上运动类和冰上运动类等，参加体育活动的行动者一般都能有自己的项目归属。因此，以行动者从事的体育运动项目为标准，体育社会互动可划分为同类运动项目群体之间互动和不同类别运动项目群体之间互动。同样，同一类体育运动项目内还可以再进行细分，如在球类运动项目中，还可以按行动者从事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等不同项目进行划分。

第四，按行动者互动目的划分。体育社会互动注入了行动者有意识的行动，而行动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体育知识、技能和信息的获取，如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知识技能学习和通过电视、互联网等获得体育知识的;有的是为增进身心健康的，如行动者参加集体体育活动锻炼身体和观看体育比赛娱乐身心;有的是为相互配合作战或寻求运动伙伴的，如行动者在赛场上的技战术配合或体育锻炼时的互为搭档;有的是为相互竞争，如多人或多队通过体育比赛争夺某一更高级别比赛的“入场卷”。因此，以行动者互动目的为标准，体育社会互动可划分为学习型互动、健身型互动、合作型互动和竞争型互动。

第五，按行动者参与方式划分。行动者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可以是直接参与，如行动者亲自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比赛、面对面交流、现场观看体育比赛或听取体育知识讲座;也可以是间接参与，如借助手机电话等通讯工具沟通交流思想心得，通过互联网、宣传栏、电视节目和广播等途径观看体育比赛和了解知识信息。因此，以行动者参与方式为标准，体育社会互动可划分为直接型互动和间接型互动。

3 体育社会互动的实践意义

3.1 满足个体需求，实现自我完善

社会互动的行动者，不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民族，都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个体。个体的社会行为是它在特定情境下为满足自身某种需求而做出的一种选择。社会互动作为个体之间相互进行的一种社会行为，是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身的需求和利益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体育社会互动是这种行为方式的重要形式，在体育社会互动中，行动者借助体育活动、当面交流、知识讲座、广播电视节目、宣传栏、互联网和通信工具等途径或平台，通过各种有意识的行动完成以“体育文化”为主题的交往活动，满足和实现各自在政治、体育、经济、文化、思想、身心和情感等方面的需求和利益。另外，个体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但自我完善并不能凭着自我独处所能达到的，是必须在社会互动中逐步完成的。从发展角度看，正确的自我意识是个体自我完善的重要前提，而正确的自我意识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形成的。就体育社会互动而言，它不仅能使个体的体育认知、体育能力和体育感受得到检验，体育意识、体育情感得以提升，而且还能让个体在体育互动的过程中从多方位看到自身和他人的长处与不足，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逐步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从而实现完善自我、促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

3.2 传递体育信息，繁荣体育文化

体育信息的内容包括体育管理与决策信息、体育教学与训练信息、运动竞赛信息、体育科技信息、体育经济产业信息、体育场地器材信息、体育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信息以及各类体育新闻等，体育信息有声音、符号、图像、图标、事物、文字和数据等多种存在形式，有口头交流、实物交流、文献传递、通信传递、广播电视传递、计算机网络传递等不同交流和传递的方式[12]。社会互动是一个信息传递过程，而各种信息往往在社会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文化信息，因此，互动各方的相互作用既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将文化规范及其价值广泛传播和代代相传的一种方式[13]。在体育社会互动中，互动各方根据需求的信息内容，选择理想的信息形式，借助适宜的交流方式，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来完成体育信息的传递和体育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形成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并在不同项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中呈现出各自的特征。行动者不同的体育文化需求，让不同内容体育信息和不同特征体育文化得到传递和交流，不仅促进了不同特征体育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而且有利于体育文化扎根并融入社会大文化之中，推进了体育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3.3 促成资源共享，推进体育发展

社会互动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互动是人类社会力量形成的基础，人们在互动中产生的社会合力是人类战胜自然、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2]。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完善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但我国体育资源相对不足且在体育系统内部分配不够均衡，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生活的需求。体育社会互动不仅可以促进我国体育3大子系统中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以及各个子系统内部之间在体育设施、人力和信息等资源共享和交流，也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在体育观念、体育科技、运动技术、训练方法和体育管理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并使之在互动过程中得到不断改革和创新。因此，体育社会互动可以促成体育资源共享，聚升体育资源合力，这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我国当前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满足社会对体育资源的需求，而且对促进整个体育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3.4 增进社会交往，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互动是可以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是个体的社会行为和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特殊纽带。体育社会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是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对增进社会交往、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社会互动可以让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步入同一舞台进行体育信息传递和体育文化交流，极大程度地增进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另外，体育社会互动在满足和实现行动者的某种需求和利益的同时，互动过程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以及体育文化中“公平、公正”、“团结、友谊、进步”、“和平、友爱”等精神内涵将潜移默化地对行动者的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行动者在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和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提升了情感，发展了友谊，产生了共识，取得了进步，改善了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促进个体的成长、群体的壮大、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繁荣。

参考文献：

[1] 张志成. 逻辑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15.

[2] 王康. 社会学词典[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231.

[3]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63.

[4] 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 [M]. 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9-73.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0.

[6] 宋超英，曹孟勤. 社会学原理[M]. 2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122.

[7] 韦克难，沈光明. 社会学概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28.

[8] 方青，孔文. 社会学概论[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152-153.

[9] 庞树奇，范明林. 普通社会学理论新编[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160-162.

[10] 胡荣. 社会互动的类型与方式[J]. 探索，1993(6)：65-69.

[11] 卢元镇. 体育社会学[M]. 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43.

[12]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香港体育学院.体育科学词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09.

[13] 易益典，李峰. 社会学教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0.

作者：张永保

第三篇：从《街角社会》论体育运动在街角社会中的意义和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启迪

摘 要：社会学经典之作《街角社会》运用参与观察法，对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贫民区中“街角青年”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进行研究，详细记述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运动在街角社会中调节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促进群体内部的凝集、强化社会地位与分层、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发挥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功能等的重要社会意义。《街角社会》一书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和边缘社群的体育运动、适当进入与融入田野并合理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体育具有启迪意义，作者怀特的职业素养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树立了标杆。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街角社会；体育运动；社会意义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 Corner Society：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以下简称《街角社会》）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的成名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该书于1943年首次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1]，随后在1955、1981和1993年又分别发行第2、第3和第4版，被高度评价为“早在40多年前就被列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至今在美国大学里仍被作为社会学的必读书，并被那些从事城市实地研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视为一本研究方法方面的标准参考书”[2]，可见这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是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值得研读的重要文献之一。

特别要提及的是，作者在本书中通过运用参与观察法深刻描写了街角青年所酷爱的体育活动——保龄球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事件，并记载“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等非正式社会团体组织的发展、变迁历程。作为社会学的经典名著对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活动过程及其意义进行如此详实、生动的阐述，在母学科的相关研究中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该书所记录的体育活动及其相关事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诸多启示，以期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

1 “街角社会”简介

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威廉·福特·怀特于1936—1940年以“街角青年”的身份置身于美国波士顿市北区的“科纳维尔”①进行实地研究。对这个城市的其他人来说，该地区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一直被误认为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贫穷和犯罪以及进行恐怖活动的“大本营”，是一个“神秘、危险和令人忧虑的地区”。每当为了向上层阶级的人士表明下层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而组织巡回视察时，这里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区之一”[2]6-7。

在边缘社区“科纳维尔”，这里的“街角青年”基本上都是意大利移民第2代和第3代。因此，人们可以按照移民的原籍划出科纳维尔的分区。但这些界限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正在消失，同时这里生活模式也经历了深该变化，“年轻一代已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受老年人影响较少的社会”[2]9。生活在这里的男青年分为两大部分，即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前者是处于社会底层同时构成科纳维尔男青年的大多数，他们的主要社会生活集中于某些街角地带以及相邻的理发店、小吃店、台球房或俱乐部活动室；在1929—1933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大部分人失业或者打临工，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中间只有极少数人上完中学。而后者是一小群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地位高于前者的青年，“仍然在作向上的社会流动”[2]10。

被作者称为“街角社会”的科纳维尔大街，有着“高度的组织化、完整的社会制度”[2]7，生活在社区里的街角青年分为“小人物”和“大人物”，②并产生具有一定模式的日常行动：他们建立大大小小的帮派，加入各种非法团伙，运作俱乐部及相关的非正式组织、打保龄球和从事各种社交活动、参与赌博和政治竞选等系列的社会活动。这些“具体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一系列“具体的事”[2]11，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街角社会”，也构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学领域。

2 体育运动在“街角社会”中的意义

2.1 调节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体育运动具有休闲娱乐价值，能够使参与者获得身心健康，具有增强参与者的心理平衡和调节心理、行为等作用[3]。在《街角社会》第1编第1章的第2节“保龄球的社会地位”中，详细描述了在1937年10月以多克（Doc）为首的“诺顿帮”③与“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④之间唯一的一次保龄球比赛。由于“诺顿帮”的街角青年们均认为比“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高贵，因此非常重视这场比赛。比赛开始后，“诺顿帮”成员朝着“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选手狂呼乱叫，制造噪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2]31，最终，“诺顿帮”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作者认为，“诺顿帮”街角青年们迫切想打败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重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社区俱乐部主任奇克·莫利（和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员托尼·卡迪多）是“狂妄自大的势利小人”[2]31，这样能够让他们安分一点儿；另一方面“诺顿帮”主要是攻击这个俱乐部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抱负”[2]32，因此，当“诺顿帮”大获全胜之后，“表现出如此称心如意”[2]32。通过赢得保龄球比赛，社会地位低下的“诺顿帮”街角青年们心理得到调节，而且比赛获胜的集体荣誉感也使街角青年更加紧密联系起来。

作者还在书中描述了打保龄球时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诺顿帮”街角青年认为一名优秀的保龄球手应该比劣等球手得分多，“一球击中全部木柱却被认为是碰运气”[2]35，他们在玩球时受到心理障碍的影响，要想获得成功，精神上必须沉着镇静，但是在团体赛时，如果只剩下一根木柱立在那里，而且对手叫嚷“他打不中”时就会有很大压力，往往会“紧张起来而失去控制”[2]35。因此，研究一个人打保龄球的成绩时，就必须“考虑到他和他的伙伴们的关系”[2]36。

在体育运动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调节方面，主要表现在“诺顿帮”的上层成员朗·约翰（Long John）身上，在1937年春天他掷骰子把每周挣的钱输个精光，但在1938年冬天就基本停止赌钱，后来他告诉作者原因，“你知道实际上是什么使我这一冬天不赌钱吗？保龄球！”[2]57当“诺顿帮”分裂以后，朗·约翰就变得无依无靠，在组织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导致他连做噩梦，并且打保龄球的球艺急剧退步，在1939年春季的最后一次保龄球比赛中得了倒数第2名。而在作者的建议之下，朗·约翰被带进一个新组织的核心圈子，“在作为1939至1940年活动季节的高潮的那次个人比赛中，他得了一等奖……再也不向帮派领袖多克谈论他的噩梦了”[2]76。作者在附录中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相互作用模式”，即体现群体中的地位与保龄球场上的表现以及同精神健康之间“三向关系”[2]419，因此，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使体育活动发挥了对街角社会群体和个体心理与行为的调节功能。

2.2 促进群体内部的凝聚

群体的凝聚力是把群体“黏合在一起”的内在动力，是为了满足成员的情感需要，保持一致性取向[4]，一旦凝聚力消失社会群体便会趋于解体。而体育活动可以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吸引力、归属感以及对组织的向心力和忠诚度，对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在书中指出，必须围绕某种持续的社会活动才能把街角群体“组织起来”[2]433，而保龄球活动能够满足街角帮的这种需要。1937年诺顿帮获得胜利之前的街角青年是“零散地、而且常常是在其他群体中玩保龄球”[2]34，而现在这项体育运动“破天荒地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内容，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2]34。1937年的冬季到1938年春季，诺顿帮中的大部分成员每周都有好几个晚上去打保龄球，而且“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是全体打保龄球的人都在球场出现”[2]35。因此，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活动成为街角青年共同关注的话题和爱好，“这种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最初的群体解散很长时间以后，有些成员仍然坚持这样做”[2]337。

作者分析了这种群体凝聚的根源是由于成员们整天聚在一起，非常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这种方式是稳定的，并通过长期不断的活动而固定下来，如果他要使自己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就必须保持相互作用的方式”[2]346。由于街角帮内部的群体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体育活动提高了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率。正是这种互动，成员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和义务，成为群体黏合在一起的基础。因此，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活动促进了街角青年之间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形成一套非正式的“互惠”机制，从而提高组织内部的凝集度。

2.3 强化社会地位与分层

社会分层普遍存在于社会成员或群体中，因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产生社会地位差异或层化现象，是“几乎每个重要的社会学家都从某个方面阐释的社会现象”[5]。在街角社会中也不例外。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个人玩保龄球与他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2]36。当保龄球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群体活动时，“诺顿帮”的球队渐渐按照不同路线发展。《街角社会》讲述了帮内两个不同地位的球队，即领袖多克和朗·约翰组成地位高的“一级队”和由乔·道奇、弗兰克和托米组成的地位低的“二级队”[2]36。“诺顿帮”领袖丹尼加入地位高的队并表现出色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还希望打败球技高超的另一个领袖多克。在高地位球队参加和其他街角帮以及俱乐部的对抗赛，除了上述3名球员以外还需要两名球员，但这两名球员并非来自“诺顿帮”内部，只有当这个正规球队缺人时才叫帮内的某个随从打球，而且在这种场合下随从们“绝不会去突出自己”[2]37。

作者还总结了1937年到1938年保龄球活动季节中，社会地位和保龄球成绩之间表现出密切的联系，打保龄球成为“一个人借以保持、获得或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2]42。当然，并非体育活动本身导致这种社会地位差异，而是背后社会结构和其他社会因素发挥了作用。正如作者怀疑的那样，假如二级队得分高于一级队，他们能否变成一级队呢？“诺顿帮”另一名领袖丹尼回答说，“假设他们真的打败了我们，而圣马科斯队的人想和我们赛球，我们就告诉他们，那帮人其实是一级队，但他们会选择和我们赛……我们这样是遵循民主的原则，但是别人不让我们搞民主。”[2]45

2.4 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街角社会中存在许多自发性社会群体，如街角帮、非法社会团体等组织形式，这些组织能够帮助实现个人目标、提供社会（交往）满意、提供沟通渠道、实施内外的行为控制等，“它能够使人们突破自身生理的局限性，获得同别人一起合作交流来实现自己目标的优越性”[6]。在该书第1章第3节描述“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⑤两个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群体之间的交往，体育运动成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实现组织和成员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1938年3月以前，“诺顿帮”与“阿芙罗狄蒂俱乐部”（女性为主俱乐部）并没有任何社交往来，她们认为对方俱乐部既“高贵”也很骄傲，“是在一条不同的社会轨道上运行的”，但不可能不感到她们“很吸引人”[2]46。有好几个星期，这两个群体的成员几乎每天晚上见面，打保龄球、玩牌成为主要的娱乐活动，以及后来外出郊游，这些交流给“诺顿帮”的社交生活带来重大变化，亚力克（Alec）认为“以前我们认为她们盛气凌人，我猜想她们把我们当成一帮无赖……现在我认为她们喜欢我们，我们正式取代了社区俱乐部的地位。”[2]47

但是，组织之间的交流的最终影响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反而“与姑娘们一起打保龄球有可能使诺顿帮分裂，于是丹尼和迈克向多克施加影响，以重建群体的团结”[2]58，虽然最终有两个街角青年乔（Joe）和弗雷德与这个群体中的成员结了婚，但后来大部分人和该俱乐部的女孩子逐渐疏远。最后作者指出，与姑娘的交往和打保龄球一样也是“获得、保持或失去在群体中声望的一种手段”[2]58。

2.5 发挥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功能

非正式组织是以成员的心理包括动机、观点、信仰、爱好、情感一致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种无形联合体[7]，它无正式结构，常常不能自觉认识到共同目的，而是以内部成员的互动而产生，并由此确立共同的态度、习惯和规范。非正式组织具有信息交流、对协作意愿的调节而维持正式组织内部团结、维护个人品德和自尊心等功能[8]。由于社会成员的兴趣、利益、感情目标需求的不同，便形成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非正式组织群体，因此，人们对体育活动爱好或者相关利益的需要也自发形成各种非正式的体育组织。

在《街角社会》一书第5章中主要讲述了“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这一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成立、运行和分裂。首先是“理发店帮”⑥提议大家租房办一个俱乐部，并制定章程，成立以赛狗和纸牌赌博为主要活动的“社交与体育俱乐部”，除了通过收取会费和管理费的方式筹备经费以外，还在俱乐部里做起卖啤酒和饮料的生意。这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当下中国街头巷尾流行的“棋牌室”经营模式。因俱乐部开张，街角青年有机会更加紧密接触，也加大了街角青年“对非法团伙成员的依赖”[2]212。而且，在组织运行的过程中，为了使全体成员“拥有平等的权利”[2]213发生了俱乐部改组事件，最后在卡洛的主导下达成协议。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街角青年们希望通过非正式组织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本并寻求归属感和社会认同的集体行动。在对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活动和结构进行考察后，作者认为街角中这类性质的小团体“适合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下层，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差异。”[2]356作者指出这个地区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是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结构融为一体。”[2]357

3 《街角社会》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3.1 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和边缘社群的体育运动

许多社会学理论抽象、晦涩难懂，诸如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一样[9]，而人类学研究中如林德夫妇的《中镇》、卡罗琳·韦尔的《格林威治村》等也只是从社会问题层面研究社区，缺乏对社区组织系统的研究[2]372，其研究的基本特点都是看不到具体的人。但《街角社会》“就美国社区生活这个一向十分重要的主题提供了新资料，并从人的角度生动展示”[2]452。作者形容自己的研究是拍摄一部活动的电影，“贫民区只是一个地区，那里高度集中了低收入的人，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屋里，卫生和健康条件恶劣……我认为确定人们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生活是一个从实际观察中提出的问题。”[2]450怀特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不是仅仅因打保龄球而打保龄球，而是“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材料。”[2]410因此，《街角社会》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转换提供参考。

与此同时，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社群的关注是体育社会学和研究者的应有之义。由于在当前我国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出许多生活设施破旧的居住区，例如，在“城乡结合部”的某些地方就具有“街角社会”的部分特点，存在诸如该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生活集中于某些街角地带以及相邻的理发店、小吃店、台球房或俱乐部活动室”[2]10青年群体，而这一群体一直受到社会的漠视和边缘化，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少见[10]。生活在这些边缘社会中的青年们追求时尚，酷爱通过台球、极限体育运动、网络游戏等方式寻求刺激和标新立异，所以研究他们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归主流社会，获得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提高社会地位等具有现实意义。

3.2 适当融入田野、合理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体育

研究中作者创造性地引入人类学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法。作者通过亲身实践认为：深入“街角社会”最重要的是学会像街角青年那样待人接物，“学着参加街角对棒球和男女关系的议论”[2]390，而且明确自己只有在街角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后，用不着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1937年的春天在“诺顿帮”对意大利社区俱乐部的保龄球比赛上，作者只能静坐旁观努力做到没有偏向为两个队喝彩；但是，最终标志“街角青年”接受作者是迈克·乔瓦尼组织的那场棒球赛，作者作为正式队员参加比赛，在“诺顿帮”领袖们的信任下打出了关键得分，“当他们指望我成功的时候，我能击中，仍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而这也更进一步使我觉得自己是诺顿街的人了”[2]396。而且，在融入街角青年群体的过程中，作者理解到“我和这些人打保龄球，是为了确立一种社会地位，以便能与他们交谈和观察到重要情况。”[2]410

同时，《街角社会》的最重要的价值和学术贡献，在于它的成书过程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由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将人和人的活动还原为抽象变量，强调在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中应当排斥主观评价，立足于纯客观化的社会现象[11]，与之相反的是人类学家格尔茨所主张对社会文化“重构一种可以理解的解释”方法[12]，怀特却试图在这种实证主义和文化阐释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在本书附录中详细展示了“参与观察法”的形成、运用及其反思。作者认为运用该方法的个案研究能够发现其中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在其他个案中从试验中或数量上进一步得到检验。因此，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也需要运用这类定性方法进行研究，并非只有“统计学才是通向科学的唯一途径”[2]465。首先，作为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常常发生角色转换的矛盾，“为了进行这项研究我必须使自己成为一名参与观察者”[2]411，起初作者是一名“非参与的观察者”，但后来融入社区又差点儿成为“非观察的参与者”[2]411，因此，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作者敏锐地感知被研究者的各种信息，并做出十分翔实记录，在离开研究地区和对象后，又回归研究者的身份，对收集的庞杂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及时做出总结。而且，还需要对自己研究伦理道德上的一些失误进行反思，“参与观察者单纯为了加强自己在参与某一领域中的地位，而努力想操纵被观察者，并不惜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事，这对于被观察者来说是不公平的。”[2]428这种做法非但不明智，而且违背了职业道德。还要保持研究者的独立性，“作为一名实地工作者，不能只想着迎合这个地区的人，还必须保持自尊心。”[2]407

怀特对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为社会学的发展创造了宝贵财富，对今天的实地社会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13]，而当前已涌现出大量的文献对“参与观察法”的运用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和讨论，并形成了方法论体系[14-16]。在人们仍然对定量研究顶礼膜拜之际，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仍有研究者已经深刻认识到数理统计方法存在的重大局限，提出了诸如“难道体育科研中数理统计方法取代了定性推理吗？如何避免数理统计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呢？”等相关主题的讨论[17]。而且，定性研究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8]，其中参与观察法是一种“以研究者的亲身经历来收集数据的民族志定性研究方法”来发现体育运动中群体或个体行为的微观特征并揭示其中的意义[19]。

3.3 怀特的职业素养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树立了标杆

第一，必需具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当怀特在开始研究街角社会之际，就有一种 “想为建立一门社会的科学做出贡献——而且至今我仍然未放弃这一执着的追求”[2]463正是这种雄心壮志，才使他坚持不懈，最终让自己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的经典。第二，需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作者指出，当人们进行一项研究时，要从研究对象的各成分之间假设的关系模式中找出逻辑，那么“研究者就必须不仅仅选择单纯的报告和描述，要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有想象力和创造性。”[2]467作者将这种创新精神彻底应用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例如，他把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理论“很早拿来用于实地研究”[2]373。而在学术界，仿佛已经秘密商定对实地工作的亲身经历闭口不谈，“我们找不到任何揭示一个实地工作者必然经历的错位、困惑或本人身不由己卷进去的真实说明”，于是作者决定“填补这一空白尽自己的菲薄之力”[2]453。第三，具备强烈的反思精神。在《街角社会》成书若干年后，作者对成书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反思，这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首开先河。尽管在此之前人类学领域中有英国的格雷戈里·贝特森[20]将这种社会实验操作过程直观展现，但怀特展示则更加突出研究者对研究方法方面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人类学越来越公开转向内省，才涌现出像保罗·拉比诺、奈吉尔·巴利等人类学家，直接关于田野工作过程为反思对象的优秀人类学作品。

当查阅相关文献后可能会发现对体育社会学意义的陈述大同小异，抽象、宏大的论述可能会让读者难以理解。而当前在我国正为“金牌”价值争论不休、因青少年体质下降而困惑不解、对社区体育发展忧虑重重之际，我们为何不静下心来，打开这本出版近70年的社会学经典名著，去欣赏书中给我们呈现出的一幅幅生动而细腻的生活图景，仔细体会体育运动所具有鲜活的社会意义呢？也许当我们完整、深入地阅读完这本经典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需要转换思维，反思过去已做过的研究，审视正在进行的课题，重新规划即将着手的研究方案。

而且，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到研究者的朴实与真诚，感受到他治学的严谨与自信，以及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反思精神。反观当下社会，浮躁、浅薄和急功近利，“抽象经验主义”把社会科学研究定位于数据分析和统计软件使用，僵化的官僚体制严重束缚研究者的自由，研究成果表现出简单化、时政化、重复化等特征[21]。

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不仅仅需要有宏观、抽象的理论思考，还需要走出书斋、走进社会，以“来自街角的眼光”深刻而精致地去揭示人们日常生活和边缘社群中体育活动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隐藏背后的社会机制。唯有每个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者充分把握、完整理解了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各种层面的社会意义，并努力具备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以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去承担解释、说明人类处境，担当启迪他人觉醒之责，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历程，去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关注社会底层和“沉默的大多数”[22]，拥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反思和探索我国社会转型中体育的发展之道，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才会卓尔不凡，学术品位和学科地位才会得到提升，理论成果才有可能真正服务于大众！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专题——定性研究”课程讨论中的指点，特此致谢！

注释：

① 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真实地名和被调查者的姓名一般会被隐去，或使用化名（真实姓名的使用需要征求本人同意），因此，书中的“东城”的中心地带——“科纳维尔”实际上是波士顿北区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区，且书中所有的人名均为化名。

② “小人物”是指“诺顿帮”以及其他帮派和俱乐部的成员，“大人物”是指非法团伙的成员和政治家。

③ 活动在诺顿街按照孩子们年龄划分形成不同的帮，以多克为首的一帮人称为“诺顿帮”，帮中的高层如多克、迈克、丹尼和郎·约翰被称为“领袖”，而弗兰克、亚力克等作为地位较低成员被称为“随从者”。

④ 在街角一带被称为“男青年会”，是由男大学生组成，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等人组织，每隔两周在诺顿街文教会馆有一次聚会。

⑤ 由12名漂亮的意大利年轻女孩组成，其社会等级低于“意大利女青年会”。

⑥ “理发店帮”是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前身，因以该帮创始人卡洛·泰代斯科和他的亲密朋友经常呆在一个名叫乔·帕莱尔莫中年理发师的店里而得名。

⑦ 一种意大利式保龄球，主要流行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以及居住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南美的意大利裔移民中间。

参考文献：

[1] William Foote Whyte. Street corner society：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

[2] 威廉·富特·怀特.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 黄育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J·塞缪尔·约翰逊. 体育运动与心理调节[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4（2）：105-108.

[4] Carron A V，Bray S R，Evs M A. Team cohesion and team success in sport[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2002，20（2）：119-126.

[5]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6.

[6] 丹尼尔·A·雷恩. 管理思想的演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

[7] 戴维·布坎南，安德杰·赫钦斯盖，李丽，等. 组织行为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476-477.

[8] 巴纳德. 经理人的职能[M]. 孙耀君，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25-49.

[10] 马德峰，李梅. 街角青年：来自苏北小镇的观察与访谈[J]. 中国青年研究，2002（5）：42.

[11] 张小山. 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挑战[J]. 社会学研究，1991（5）：114-126.

[12]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38.

[13] 赵铁. 《街角社会》的社区研究方法[J]. 学术论坛，1999（4）：114.

[14] Lynne Hume，Jane Mulcock. Anthropologists in the field：cas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M]. Chi Chest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15] James P Spradle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M].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0.

[16] Alpaslan，Ozerdem，Richard Bow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methodologies：development and post-disaster conflict reconstruction[M]. Farnham，Burlington，VT：Ash gate，2010.

[17] Mike McNamee.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of Exercise，Health and Sport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methods[M]. New York：Routledge，2005：117-132.

[18] David L Andrews，Daniel S Mason，Michael L Silk. Qualitative methods in sports studies[M]. New York：Berg，2005.

[19] Chris Gratton，Ian Jones. Research methods for sports studies[M]. London：Routledge，2010：175-184.

[20] Gregory Bateson. Naven，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M].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21] 仇军. 西方体育社会[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10-419.

[22] 郭于华. 清华社会学评论：面向转型社会的民族志[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0.

作者：田恩庆　仇军